看过一些关于杨振宁的是是非非及他与李政道先生之间恩恩怨怨的报道，觉得此君人品实在不怎么样，可谓“科学上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近来杨振宁的一些言论，更坚定了我对此君的这一评价。
有论者指出，杨振宁在东南大学演讲时的一些话，枉顾中国人民的利益，一味讨好高校领导和教育官员！连中央政府都不断提出体制要改革，他却不顾我国多少孩子的上学成问题，不顾多少孩子上学后也没有能发挥他们本有的聪明才智，而在为陈旧落后和不公平的教育体制摇旗呐喊。
网上一片痛斥声，如斥之为“中国教师道德沦丧时代到来的标志”，为“当代丧失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等。一位网民说："我劝杨博士还是好好的搂着年轻的妻子安度晚年好了，不要到处散布谬论。我国教育的好坏，有几人不知。我们科技不发达的真正原因是体制的制约，课题要关系，经费要关系，论文发表要关系……，在这个一切都充满官本位思想的国度里，扼杀了多少人才你知道吗？"
春秋责备于贤者，本来，社会贤达一举一动万民瞩目，更应该事不苟作，言不苟发，在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象杨振宁先生这样信口开河，难免误导和遗害社会。他的一些言论，不仅以全球文明的标准衡量是不够格的，从传统道德的角度看也是不入流的。科学领域巨大的成绩，掩盖不了此君的人格上的渺小丑陋。这是人没做好，做失败了。魏京生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二十周年庆祝会上发言的题旨为《民主运动是先做人，后做事》，我非常赞同。民主运动理当如此，个人修养何尝不当如此？
有人说，人生短促，脚步匆匆，事都做不过来，哪能把重心放在做人上？等你做完人就玩完了，还上哪做事?这是把做人与做事割裂开来了。殊不知做人与做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做事就是做人，仁义道德体现于事功言行之中，优良品质表现在日常行为当中。人不是悬空去“做”的，一些理学家尤其是心学家就犯了这种错误，空谈义理，徒知静养枯坐以“修道”，王阳明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故也强调“从事上去磨练”。
做人与做事的关系，类似于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关系。“尊德性而道问学”，语出《中庸》。在宋明理学中，对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乃程朱道学和陆王心学在学术分歧上的标志。尊德性注重人的道德内省，道问学则侧重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和对具体学问的追求，是对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概括。
做事很重要，做人更重要，一个人应在“尊德性”的引领下从事“道问学”的活动，在“道问学”的土壤中培养“尊德性”的精神。如没有德性作为基础，学问能力名望权力影响越大，很可能其危害性也越大。所以科学上文学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各个领域的“贤者”巨人，同时更应是道德上的巨人贤者，同时，道德不仅应落实到文学科技学术政治经济一系列实践活动中去，还应体现到言论行为日常活动中去。尤其是在中共特权专制之下，要想不“入乡随俗”，需要更高度自律，更高尚的道德。象杨振宁那样胡说八道，用理学家的观点看，就是因为他的良知为物欲所蔽、为外境所夺了。
有人以为“春秋责备贤者”是找好人的岔，那是误会；柏杨以为“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一样，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更是谬以千里。“贤者”或占据重要的位置，或享有崇高的声誉，一举一动备受瞩目，一言一行干系重大，当然应为社会的健康运行、国家的健康发展负起最大的责任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有论者指出，杨振宁在东南大学演讲时的一些话，枉顾中国人民的利益，一味讨好高校领导和教育官员！连中央政府都不断提出体制要改革，他却不顾我国多少孩子的上学成问题，不顾多少孩子上学后也没有能发挥他们本有的聪明才智，而在为陈旧落后和不公平的教育体制摇旗呐喊。
网上一片痛斥声，如斥之为“中国教师道德沦丧时代到来的标志”，为“当代丧失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等。一位网民说："我劝杨博士还是好好的搂着年轻的妻子安度晚年好了，不要到处散布谬论。我国教育的好坏，有几人不知。我们科技不发达的真正原因是体制的制约，课题要关系，经费要关系，论文发表要关系……，在这个一切都充满官本位思想的国度里，扼杀了多少人才你知道吗？"
春秋责备于贤者，本来，社会贤达一举一动万民瞩目，更应该事不苟作，言不苟发，在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象杨振宁先生这样信口开河，难免误导和遗害社会。他的一些言论，不仅以全球文明的标准衡量是不够格的，从传统道德的角度看也是不入流的。科学领域巨大的成绩，掩盖不了此君的人格上的渺小丑陋。这是人没做好，做失败了。魏京生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二十周年庆祝会上发言的题旨为《民主运动是先做人，后做事》，我非常赞同。民主运动理当如此，个人修养何尝不当如此？
有人说，人生短促，脚步匆匆，事都做不过来，哪能把重心放在做人上？等你做完人就玩完了，还上哪做事?这是把做人与做事割裂开来了。殊不知做人与做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做事就是做人，仁义道德体现于事功言行之中，优良品质表现在日常行为当中。人不是悬空去“做”的，一些理学家尤其是心学家就犯了这种错误，空谈义理，徒知静养枯坐以“修道”，王阳明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故也强调“从事上去磨练”。
做人与做事的关系，类似于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关系。“尊德性而道问学”，语出《中庸》。在宋明理学中，对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乃程朱道学和陆王心学在学术分歧上的标志。尊德性注重人的道德内省，道问学则侧重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和对具体学问的追求，是对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概括。
做事很重要，做人更重要，一个人应在“尊德性”的引领下从事“道问学”的活动，在“道问学”的土壤中培养“尊德性”的精神。如没有德性作为基础，学问能力名望权力影响越大，很可能其危害性也越大。所以科学上文学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各个领域的“贤者”巨人，同时更应是道德上的巨人贤者，同时，道德不仅应落实到文学科技学术政治经济一系列实践活动中去，还应体现到言论行为日常活动中去。尤其是在中共特权专制之下，要想不“入乡随俗”，需要更高度自律，更高尚的道德。象杨振宁那样胡说八道，用理学家的观点看，就是因为他的良知为物欲所蔽、为外境所夺了。
有人以为“春秋责备贤者”是找好人的岔，那是误会；柏杨以为“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一样，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更是谬以千里。“贤者”或占据重要的位置，或享有崇高的声誉，一举一动备受瞩目，一言一行干系重大，当然应为社会的健康运行、国家的健康发展负起最大的责任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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