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後89時代的寫作體驗
董橋說：「文字是肉做的。」
作為一個用中文寫作的人，我體會得更多的是中文帶來的羞恥。
2004年的12月，我寫過一篇《漢語的羞恥》的短文，文章結尾，在回答如何看待當下中文的寫作意義時，我是這麼說的：「在可以自由寫作時，我文字表達的全部意義就是，藉助文字向其他人證明我不是一頭豬；在不能寫作時就保持沉默以免發出來的聲音使他人誤認為我是一頭豬。」對我來說，提筆說話，是為了表達文字的尊嚴，罷筆沉默，也是對文字尊嚴的另一種捍衛，是對強加的豬的身份的拒絕。沈從文沉湎於絲綢研究是沉默，楊天水拒絕上訴接受有罪判決是沉默，老舍縱身一躍投入太平湖也是沉默，我的拒絕寫作只是對尊嚴的最低捍衛。
從弱冠之年在平面媒體公開發表作品開始計算，我已有26年正式的中文寫作歷史了，26年已使一個烏髮少年成為白髮中年，在這26年中我罷筆的時間遠多於寫作的時間，期間就有過長達12年的連續沉默，就是2002年在中文網際網路開始恢復寫作以來的5年間，更多的時候還是沉默而非公開表達，中文網際網路的短暫春天2003年後半年就結束了，網路表達空間在短暫的自由之後迅速萎縮，我更多的時候只能繼續沉默，像楊天水拒絕上訴一樣沉默。不管罷筆沉默還是提筆說話，我也許不能肯定自己真的捍衛了漢語的尊嚴，但我至少以緊閉嘴巴的方式接受了屬於自己應有的那份羞恥。
自詡包攬500年來中文寫作水平前三名的痞子李敖，也有自己對文字的獨特理解。別人問他寫作是否需要靈感，他反問難道妓女接客還需要性慾嗎？他解釋說作家如果靠靈感才能寫作，那就像妓女靠性慾才能接客一樣，會餓死的.聲稱他的寫作水平已經熟練到像拉大便的程度，褲子一脫有啦，褲子再一脫，又有啦。也許他以自己獨有的話語體系解構了傳統寫作者宏大敘事的虛偽，得意之餘也給自己的文字貼上了大便的標籤，但李敖忘記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在中國大陸的語境下，他這種「拉大便」式的想拉就拉的寫作自由也是不允許的，如果李敖生活在大陸語境，那就只能像俗話所說的那樣，「活人讓屎憋死」了。
我在記錄自己監獄生活的那本書的《尾聲》中，記錄了我1990年5月30日下午臨別監獄時，對同監舍其他囚犯說過的一段話。當時一位囚犯祝賀我終於重新獲得了自由！我說：「自由？你們以為我走出這座監獄的大門就自由了？整個中國在我眼裡就是一座大的監獄，我們現在只不過待在大監獄的小套間中。我今天出了這道大鐵門，其實身子還在大的監獄中。我在這裡沒有自由，出了這個大鐵門照樣也不會有什麼自由。因此在我看來今天沒有什麼值得高興和慶賀的，小間和大間一樣，都是監獄。相反，在這裡的不自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是具體的和直截了當的，來得痛快！外邊的不自由看不見摸不著，讓人覺得更不舒服，更不是滋味！因此在我看來，一個有尊嚴的人，在這個時代，就應該選擇待在監獄中！」我理解楊天水選擇不上訴，就是選擇了一種有尊嚴的生活，一種在專制體制下對尊嚴的特殊捍衛。相反，一個頭腦清醒理智健全的人如果選擇待在監獄之外，至少意味著一定程度的妥協與放棄，雖然這種妥協與放棄無論如何是值得原諒和理解的，甚至是值得他人尊重的。
17年來，我在監獄之外一直嘗試堅持自己的尊嚴，所以不敢以輕慢的態度隨意對待文字。因為當下中國的中文寫作，在本質意義上還是集中營裡的寫作，集中營裡的寫作自由不過是歌頌監獄當局的自由。朱健國曾經質疑散文作家鄢烈山的「公民寫作」，這也許是一種苛求，鄢烈山至少從寫作心態上是在努力尋找公民立場，但他的主觀努力並不能等同於客觀環境，應然不等同於實然。蹲過監獄的人和沒蹲過監獄的人都知道，監獄是剝奪自由的地方，那裡只有囚犯沒有公民，只有接受強制勞動改造的義務沒有行使公民權利的自由，當然也不存在公民寫作了。監獄也許可以剝奪一個人的寫作自由，但不能完全剝奪一個人的尊嚴，像我一再提到的楊天水，他就選擇了以坐牢的方式捍衛自己的尊嚴，再如聖雄甘地，他在審判中的唯一辯詞就是「請給我判處最重的刑罰！」監獄被一個有尊嚴的人作為可以蔑視的對象物，而監獄無法用限制自由來消滅一個人最後的尊嚴。我心目中的這些英雄，他們給我的啟示就是，監獄可以對一個人施加恐懼、剝奪自由、甚至剝奪生命，但無論如何不能剝奪一個有信念者的尊嚴。相反，在監獄之外的人，他們也許沒有喪失自由，但他們失去了尊嚴，他們的所謂自由，是以尊嚴為代價交換而來。這17年來，我寧願罷筆也不肯寫作，就是想在最低的底線上堅持，不想廉價出賣自己的尊嚴。
監獄裡其實也是有寫作的，甚至也是有寫作自由的——監獄裡的寫作自由。因為監獄也要定期辦黑板報，人人都有給監獄黑板報寫作的自由，人人都有歌頌監獄當局的自由！黑板報就是監獄正式的傳媒。我被關押在黑牢時，其他囚犯就斷言像我這種有文化的囚徒，一旦判刑押送勞改廠，也不會去幹體力活，下煤窯挖煤、到磚瓦廠燒磚、或去開採修路所需要的石頭，監獄當局一定會指派我去幹一份有文化的工作，比如去辦監獄黑板報，做一個文化囚犯。
在中國這個大監獄裡也有類似小監獄的黑板報，當然也有寫作。但在我看來，中國的所謂作家們在這17年的寫作，不過是為巨大監獄的各種黑板報寫作而已；當下中國的漢語文體，不過是「黑板報文體」而已；他們不過是蒙恩奉召的文化囚徒，他們在干一種在其他囚徒眼裡相對輕鬆的活。他們從這種寫作中得到了好處，比如展示了自己的文字才藝，獲得物質利益和世俗浮名，也以才藝展示討得當局歡心，以監獄文學、監獄學術和監獄藝術向監獄當局表示了臣服和恭順。但他們喪失了尊嚴，玷污了漢語的純潔。遺憾的是，在中國這個巨大的監獄裡，有幾個人能記得自己的囚徒身份？有多少文化囚徒能夠意識到給監獄的黑板報寫作是一種羞恥？是一種對人的尊嚴的出賣？
我不知道，我無法回答。
因為我雖然看見太多的廉價出賣，但我未進行過起碼的數學統計，我雖然努力與這種出賣保持距離，但我未進行過起碼的學術分類。而這還不是最令人痛心的。把一個自由人投入監獄，本是一種羞辱；再強迫一個投入獄中的自由人以囚徒身份用筆讚美監獄當局，那更是一種羞辱，就像強姦者強迫女人叫床；而最令人痛心、最令人羞愧難當的，是獄中囚徒自願對監獄當局的歌頌與讚美，用專業的、華麗的、乖巧的文字在人質與綁匪之間創造所謂和諧社會的氣氛，在專制者與被專制者之間導演春節聯歡晚會，在監獄當局與囚徒之間喜氣洋洋演唱同一首歌。而我想做的，不過是努力讓自己與最後這種情形保持距離，如果不能，那只能蒙受羞恥。
我永遠敬重的甘地，當他第一次在南非發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面臨南非白人的法庭審判時，法官向他宣布有罪判決，但告訴他可以有兩個選擇，一種是繳納50英鎊的罰金，一種是60天的苦役。甘地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後者，他寧願遭受苦役的非人折磨，也不肯從律師職業所獲得的優厚報酬中拿出50個英鎊輕鬆換取自由。他就是這樣捍衛了自己的尊嚴。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中文寫作者，我想堅持的，不是爭取自由，甚至也不是對牢籠的反抗，我甚至常常暗中進行激烈的思想鬥爭，想說服自己以某種方式退讓或妥協。我想做的只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我承認自己是中國監獄的囚徒，安守囚徒本分，我認為囚徒有不假裝像自由人一樣幸福的權利，有不給監獄的黑板報寫作的權利，有不給監獄黑板報寫作以自取其辱的權利。我認為自己應該做的，就是捍衛自己的囚徒身份，盡量對自己所使用的漢語保持敬意，免遭寫作帶來的羞恥。
文字是表達，文字也是反抗，但在中國，更多的時候，得到的僅僅是羞恥。
二、文字自由的代價
網際網路的出現，打破了監獄黑板報對傳媒的壟斷局面，給像我一樣的這類寫作者提供了意外說話的機會。在監獄黑板報之外，有了BBS，在一統江湖的「黑板報文體」之外，有了「帖子文體」。我和我的這類寫作者被稱作「網路作家」。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如果沒有網際網路，這個叫秦耕的人，至今還蜷縮在中國監獄的某個黑暗角落，咬緊牙關，一聲不響，甚至不會有人知道這裡還有一個人存在，除非被誰的腳不小心踩到。
單純從傳播工具的角度看，網路的出現和文字的發明、造紙術、印刷術等的出現並無本質的不同，只是又一次提供了一種可方便表達、有效傳播信息的工具，使自由的、真正的寫作在極權狀態下成為一種可能。但這種新工具寫作與原有的傳統寫作有明顯的不同。在我也加入其中的獨立中文筆會的寫作者們身上，最典型的體現了網路寫作的某些特點。
1，公益寫作
網路寫作者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免費寫作，他們操弄文字首先不是為了稿費，當然也有少數寫作者偶爾接受過約稿者支付的鈔票，但這些盈利文字在其全部發表的文字中，僅佔很小的比例，其絕大多數作品仍然是無償發表的，而大多數人寫作完全不收取稿費，甚至有人公開聲明自己完全免費寫作，堅持不接受任何稿費。無償寫作也可以理解為自願寫作、非盈利寫作，這種寫作決定了其勞動在市場條件下的公益性質。
我不敢肯定自從寫作成為一種正式職業之後，這批中國作家目前所呈現的公益寫作，在世界上是否是獨一無二的例外，但公益寫作群體無論如何已經使他們有別於其他職業寫作者，成為他們與當下中國的其他寫作者之間的最大區別。
緊接著，公益寫作又天然的決定了他們寫作內容的公益價值，使他們的表達優先選擇公共領域，最大限度指向公共價值，一切公共領域的話題，都成為他們首先言說、反覆言說的對象。正如公益活動總是指向公共價值一樣，公益寫作也同樣指向公益價值。
表面看來，作者的免費寫作，也許是網際網路無心插柳的結果，因為網際網路在還沒有找到把「閱讀門票」銷售給讀者、使其「有償閱讀」的技術手段之前，發言者們就已經迫不及待的開始登場演說了，從而使公益寫作成為一種預先確定的事實或慣例，但我相信這決非公益寫作出現的真正原因。比如就有不少寫作者在網際網路嶄露頭角，獲得傳統媒體的寫作邀請，可以用自己的文字換取鈔票之後，他們仍然繼續堅持在網路免費發表作品。而更多的，本來給傳統媒體寫作的人，在有了網際網路之後，就迅速放棄了傳統寫作，加入到公益寫作的隊伍中來。
公益性寫作使其作品一經發表就成為公共產品，成為任人分享的「思想福利」，最大限度、甚至前所未有的賦予了其文字表達與傳播的力量，解放了漢語，使漢語從長達半個世紀的蒙羞困境走出，獲得自由的品質。公益作家也因為不斷清洗漢語塵垢、為古老的漢語注入生命活力而成為有史以來僅有的語文義工。
2，獨立寫作
這是我觀察到的第二個顯著特點。所謂獨立寫作，也可以理解為心態開放的自由寫作。其自由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如不受文體的約束與羈絆，不受話題的限制與禁錮、甚至不受文字質量、語法修辭、語言藝術技巧等的拘束。我把這種幾乎不受任何壓力的自在寫作稱作獨立寫作。獨立寫作使文體獲得解放，就像自由詩體使漢語在100年前從格律詩體獲得解放、白話文寫作曾經使漢語從文人專用的文言寫作語體獲得解放一樣。直接從網路開始寫作的人，也許無法體驗曾經給傳統媒體寫作的人進入自由寫作時所獲得的那種強烈快感體驗，未曾體驗到那種痛快入骨的自由、飄逸和凌空飛翔的感覺。
我相信不會有人以為我這裡所說的自由，就是指網路錯別字的自由、網路語法錯誤的自由、網路書寫格式混亂的「自由」。這種所謂「自由」，是缺少基本語言訓練、未能熟練掌握漢語導致的出醜而非從漢語中獲得的解放與獨立。
其次是身份的獨立。這種寫作使寫作者徹底擺脫了原來的身份障礙和身份隸屬關係，沒有人指示他寫作，更沒有人能強迫他寫作，他從一個抽象的、曾經像磁場一樣強大的身份背景中掙脫出來，獲得獨立，站到前臺，完全以自己、以個人的名義發言、說話、表態，獨自面對公共空間，既體會以個人名義說話的坦然，也感受四顧茫然的孤獨無助。
但獨立寫作的主要特點還不是上述這些。所謂獨立寫作最主要的是精神的獨立、自在與自由不羈，是心態的放鬆、放縱與無拘無束，是個性的張揚、誇張與自由伸展。因此之故，寫作者在獲得自由的同時，也以自覺的、最大限度的獨立擔當了寫作的責任。這種無壓力寫作使寫作者在另外一個層面承受了最大的壓力。
獨立寫作的結果，就是大批作家們前仆後繼的失去自由、身陷囹圄。以獨立中文筆會的寫作者為例，凡是嘗試過或繼續在堅持這種獨立寫作的作家，不是被抓捕判刑投入大牢，就是被軟禁、監視居住、拘留、傳喚、恐嚇、跟蹤、或受到驅逐四處流浪，或對文字發表空間和個人生活空間進行粗暴的擠壓。粗略統計，目前獨立中文筆會的作家，居住在國內的幾乎無一例外的以上述方式分別「承擔了獨立寫作的責任」。就是目前仍流亡國外的中文作家，出國之前也很少有人能夠倖免獨立寫作所產生的責任。但必須說明，這種責任並非寫作本身的。
相對於人的其他行為，說話本來是最簡單的一種，但在中國語境，作家說話卻承擔著驚心動魄的風險，每一次開口也許都是一次冒險。正因為如此，中國語境下的獨立寫作，才具有特別的意義和成為誰也難以抹去的一個顯著特徵。文字的冒險，既是這個時代獨立作家們的不幸命運，也是他們人生的幸運體驗。
3，網路寫作
這顯然也是這種寫作的一個顯著特徵，但只是一個技術性的特徵。
我在《漢語的羞恥》中曾這樣區分傳統寫作與網路寫作：我發現大多數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就開始給媒體寫作的人，現在仍然歧視網路寫作，就像高雅藝術瞧不起民間藝術一樣，這些人甚至不把網路寫作當作「正式寫作」。在他們看來，只有以紙張為載體公開發表出來的文字才算正式寫作，而不經過編輯、審查、批准、製版、印刷、校對等程序，用滑鼠直接「批准」發表的文字，是不算數的。甚至有迂腐文人曾經把網路寫作稱為「網路爛文」。而我以為，這種蔑視網路寫作的所謂精英姿態，才是真正的「SB」！
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發表文章很困難，這是因為有政治上和技術上的雙重制約。在技術上成本很高，需要伐木、造紙、製版、印刷、還得去發行；從政治上，伐木、造紙、製版、印刷和發行這諸多技術環節很容易被控制，而且每一個環節的負責人甚至必須是加入某個政治團體、具有了政治身份的人才能擔任。舉例說明，伐木必須有官方核發的「准伐證」，而且伐木林場的負責人大多數是黨員；造紙廠的廠長之上也一定有一個書記，造出來的紙張的規格、型號、植物成分、生產日期等還必須到公安機關備案……至於編輯、審查、批准、印刷等等後續程序的控制就更不用說了。可以想像，在這種條件下要能夠把自己的文字發表出來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這甚至就是終於能夠在紙媒體上發表文章的那些傳統寫作者心理難以平衡的真正原因——他們無法接受後來者用滑鼠直接「發表」文字的現實！這其中的諷刺意味太濃了，他千辛萬苦終於爬到山頂時，發現另外有人直接乘降落傘到達了。他確實有理由瞧不起乘降落傘的人。但奇怪的是，已經可以在網際網路上輕鬆寫作的人，反過來期盼傳統媒體的招安，也不把網路寫作當作正式寫作，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希望自己能被傳統媒體認同，甚至把網路寫作當作走向傳統媒體的階梯。這就大錯特錯了！
不管先從傳統媒體走向網路媒體，還是後從網路媒體開始再走進傳統媒體，這些寫作者的主要甚至全部的文字都是通過網路發表和傳播的，是網路上的寫作者，甚至離開網路，這些寫作者就將重新消失。可以說如果沒有網路，世界上根本也不會有這樣一群作家。這也是「網路作家」一說的由來。比如獨立中文筆會的作家，目前100%活躍在網路空間，堅持通過網路傳播自己的主要作品，甚至通過網路傳播自己的全部作品。其根本原因，就是網路媒體相對於傳統媒體，從技術層面上得到了與自由寫作、獨立寫作相匹配的資源，他們可以擺脫一個黨委書記的控制和黨員編輯的審查。因此也可以認為，網路寫作既是技術層面的，也是寫作內容上的。正因為不受黨委書記的控制，網路媒體上的漢語文字，與傳統媒體上的文字，有了品質上的分野。
遺憾的是，在現實的閱讀中，傳統媒體的讀者與網路媒體的讀者經常是分裂的。閱讀傳統媒體的人，不習慣於網路閱讀，而一旦體會過網路閱讀自由的人，也不屑於再回頭去讀傳統媒體。這在一定程度上分離了各自的讀者群，使各自作品的影響力侷限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三、馬列主義死無葬身之地
共產黨中國的中學課本裡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但公元1989年，億萬民眾的吶喊，把馬列主義重新送回蘇聯。有意思的是，在馬列主義的老家，剛剛過去了幾個月，蘇聯也興起「驅馬運動」，像送瘟神一樣要把它送走——但送到哪裡去？送回德國、瑞士還是英國？它當初就曾像喪家犬一樣在德國、瑞士、英國流離失所四處逃亡，最後才在蘇聯找到棲身之地。這就是馬列主義從誕生到衰亡的悲慘命運。
2006年，「馬列教授騙姦女大學生」醜聞在眾多醜聞中成為媒體熱點之一。在該醜聞中，一位叫歐陽林的、專門教授馬列主義的大學教授，以泄露研究生考試題目為交換，姦污一位女大學生。這件醜聞之所以在眾多醜聞中脫穎而出，吸引人們眼球的關鍵詞就是「馬列」。這個事件的發生也許是極其偶然的，但它也極其強烈地暗示人們，馬列主義的破產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這個事件有許多象徵意味。它首先說明，1989之後，馬列主義已從意識形態的至高殿堂跌落，光芒喪盡還不算，還要徹底墮落為赤裸裸的流氓伎倆！其次是給人們一個強烈的啟示，以教授馬列學說為業的人，也只把它當作個人行姦的工具，當作一個人工製造的橡膠陽具；最後它還告訴人們，它雖然已經破產，但並不代表它會停止繼續作惡，比如騙姦女大學生。
1989年之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戶口」雖然沒有被統治者註銷，但像戶籍管理中常見的「人戶分離」現像一樣，它在中國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在中國人的心中，它已經沒有存身之所，它已經被人們驅逐出境。如果說它還客觀存在著，那也僅是以木乃伊的方式繼續存在了。儘管在共產黨中國，覺悟起來的人們已經從內心驅逐了馬列主義，但17年來，漢語寫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像喪偶的寡婦一樣在為馬列主義守寡，仍然未能徹底擺脫其對漢語寫作靈魂和肉體的雙重控制。究其原因，這就是，馬列雖然亡故，但官方禁止漢語「再婚」，不肯恢復它的自由之身，讓它繼續充當亡夫的祭品。通過官方機構、甚至警察體制繼續嚴密控制媒體，要求一切公開發表的文字，必須經過程序繁多的事先審查，確保繼續符合馬列主義的口味，彷彿已經死去的丈夫，每天晚上還會隨時回來和她上床一樣，未亡人必須繼續保持原來的姿勢。
另一方面，漢語寫作經過57年的強制訓練和凌辱，已經像養成馴服習慣的不幸女人，對於丈夫的粗暴不但可以接受，而且還達成一定的默契和依賴，那怕丈夫不在身邊，它也自覺擺出讓丈夫開心的姿勢；哪怕丈夫已經死亡，它也要把他的枕頭繼續擺放床頭。在姦屍與屍姦中，姦污屍體通常是怙惡不悛的罪行，萬人唾恨，為什麼被「屍體強姦」卻能夠成為漢語寫作者日復一日可以忍受的生活？巴金在1949之後的文字，甚至老舍在1949後的文字，無數中國作家們在1949後的文字，就是一個盡量放得平整的身子。而郭沫若在1949之後的文字和作為作家的行為，就不僅僅是把身子放平的問題了，他已經可以主動逢迎且高潮迭起。1989時代以來的17年，漢語寫作就成為寡婦寫作，就成為一邊為亡夫守貞一邊強顏歡笑的寫作。守貞是因為喪失了主體性，強顏歡笑則是為了掩飾自己的哀傷和萬般不幸。
如果文字果真像董橋所言，是血肉所做，那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意味著文字有情感、有溫度、有疼痛，可以觸摸，它還意味著文字可以被一個外在的強權者強姦、凌辱和作為祭獻，意味著文字可以主動出賣、交換和墮落，意味著文字在淪落為強權的性奴之後，隔江猶唱後庭花，從中獲得虛假的或真實的快感。
馬列雖亡，文字之恥未雪。
但文字畢竟是肉做的，文字是寫作者肉體的延伸和擴展，它與寫作者的肉體生命緊密相連，是寫作者肉體生命的組成部分。這就意味著它將使寫作者內心隱藏的羞恥得以暴露和呈現，變得難以掩飾。文字在擴展寫作者肉體生命的同時，也將其恥辱昭告天下，甚至在寫作者的肉體消滅之後，仍然見證其曾經的羞恥。
董橋說文字是肉做的，他其實是在告訴人們，文字也許有華麗的外表和不錯的手感，但文字終有腐爛的時候。不死的是它的靈魂，是基於寫作者個體生命體驗而對人類精神空間的擴展。只有自由的寫作，才使這一點成為可能。
寫作者的榮譽將來自這裡而不是任何世俗的加冕，更不是來自於強權者的賞賜或通過主動向魔鬼出賣、交換或合謀而獲得的盈利。把文字作為肉體佔有的馬列已然亡去，長期玷污漢語寫作、使其蒙羞的馬列意識形態死了，且無處葬身。解放文字的時候到了，洗刷長久的羞恥已經有了可能。選擇自由，還是繼續做無靈魂的舞蹈，對當下的每個漢語寫作來說，這是一個問題。獨立作家們的網路寫作體驗已經提供了可貴的嘗試，但在我看來，還只是一個開始，還遠遠不夠。
2006年9月12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董橋說：「文字是肉做的。」
作為一個用中文寫作的人，我體會得更多的是中文帶來的羞恥。
2004年的12月，我寫過一篇《漢語的羞恥》的短文，文章結尾，在回答如何看待當下中文的寫作意義時，我是這麼說的：「在可以自由寫作時，我文字表達的全部意義就是，藉助文字向其他人證明我不是一頭豬；在不能寫作時就保持沉默以免發出來的聲音使他人誤認為我是一頭豬。」對我來說，提筆說話，是為了表達文字的尊嚴，罷筆沉默，也是對文字尊嚴的另一種捍衛，是對強加的豬的身份的拒絕。沈從文沉湎於絲綢研究是沉默，楊天水拒絕上訴接受有罪判決是沉默，老舍縱身一躍投入太平湖也是沉默，我的拒絕寫作只是對尊嚴的最低捍衛。
從弱冠之年在平面媒體公開發表作品開始計算，我已有26年正式的中文寫作歷史了，26年已使一個烏髮少年成為白髮中年，在這26年中我罷筆的時間遠多於寫作的時間，期間就有過長達12年的連續沉默，就是2002年在中文網際網路開始恢復寫作以來的5年間，更多的時候還是沉默而非公開表達，中文網際網路的短暫春天2003年後半年就結束了，網路表達空間在短暫的自由之後迅速萎縮，我更多的時候只能繼續沉默，像楊天水拒絕上訴一樣沉默。不管罷筆沉默還是提筆說話，我也許不能肯定自己真的捍衛了漢語的尊嚴，但我至少以緊閉嘴巴的方式接受了屬於自己應有的那份羞恥。
自詡包攬500年來中文寫作水平前三名的痞子李敖，也有自己對文字的獨特理解。別人問他寫作是否需要靈感，他反問難道妓女接客還需要性慾嗎？他解釋說作家如果靠靈感才能寫作，那就像妓女靠性慾才能接客一樣，會餓死的.聲稱他的寫作水平已經熟練到像拉大便的程度，褲子一脫有啦，褲子再一脫，又有啦。也許他以自己獨有的話語體系解構了傳統寫作者宏大敘事的虛偽，得意之餘也給自己的文字貼上了大便的標籤，但李敖忘記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在中國大陸的語境下，他這種「拉大便」式的想拉就拉的寫作自由也是不允許的，如果李敖生活在大陸語境，那就只能像俗話所說的那樣，「活人讓屎憋死」了。
我在記錄自己監獄生活的那本書的《尾聲》中，記錄了我1990年5月30日下午臨別監獄時，對同監舍其他囚犯說過的一段話。當時一位囚犯祝賀我終於重新獲得了自由！我說：「自由？你們以為我走出這座監獄的大門就自由了？整個中國在我眼裡就是一座大的監獄，我們現在只不過待在大監獄的小套間中。我今天出了這道大鐵門，其實身子還在大的監獄中。我在這裡沒有自由，出了這個大鐵門照樣也不會有什麼自由。因此在我看來今天沒有什麼值得高興和慶賀的，小間和大間一樣，都是監獄。相反，在這裡的不自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是具體的和直截了當的，來得痛快！外邊的不自由看不見摸不著，讓人覺得更不舒服，更不是滋味！因此在我看來，一個有尊嚴的人，在這個時代，就應該選擇待在監獄中！」我理解楊天水選擇不上訴，就是選擇了一種有尊嚴的生活，一種在專制體制下對尊嚴的特殊捍衛。相反，一個頭腦清醒理智健全的人如果選擇待在監獄之外，至少意味著一定程度的妥協與放棄，雖然這種妥協與放棄無論如何是值得原諒和理解的，甚至是值得他人尊重的。
17年來，我在監獄之外一直嘗試堅持自己的尊嚴，所以不敢以輕慢的態度隨意對待文字。因為當下中國的中文寫作，在本質意義上還是集中營裡的寫作，集中營裡的寫作自由不過是歌頌監獄當局的自由。朱健國曾經質疑散文作家鄢烈山的「公民寫作」，這也許是一種苛求，鄢烈山至少從寫作心態上是在努力尋找公民立場，但他的主觀努力並不能等同於客觀環境，應然不等同於實然。蹲過監獄的人和沒蹲過監獄的人都知道，監獄是剝奪自由的地方，那裡只有囚犯沒有公民，只有接受強制勞動改造的義務沒有行使公民權利的自由，當然也不存在公民寫作了。監獄也許可以剝奪一個人的寫作自由，但不能完全剝奪一個人的尊嚴，像我一再提到的楊天水，他就選擇了以坐牢的方式捍衛自己的尊嚴，再如聖雄甘地，他在審判中的唯一辯詞就是「請給我判處最重的刑罰！」監獄被一個有尊嚴的人作為可以蔑視的對象物，而監獄無法用限制自由來消滅一個人最後的尊嚴。我心目中的這些英雄，他們給我的啟示就是，監獄可以對一個人施加恐懼、剝奪自由、甚至剝奪生命，但無論如何不能剝奪一個有信念者的尊嚴。相反，在監獄之外的人，他們也許沒有喪失自由，但他們失去了尊嚴，他們的所謂自由，是以尊嚴為代價交換而來。這17年來，我寧願罷筆也不肯寫作，就是想在最低的底線上堅持，不想廉價出賣自己的尊嚴。
監獄裡其實也是有寫作的，甚至也是有寫作自由的——監獄裡的寫作自由。因為監獄也要定期辦黑板報，人人都有給監獄黑板報寫作的自由，人人都有歌頌監獄當局的自由！黑板報就是監獄正式的傳媒。我被關押在黑牢時，其他囚犯就斷言像我這種有文化的囚徒，一旦判刑押送勞改廠，也不會去幹體力活，下煤窯挖煤、到磚瓦廠燒磚、或去開採修路所需要的石頭，監獄當局一定會指派我去幹一份有文化的工作，比如去辦監獄黑板報，做一個文化囚犯。
在中國這個大監獄裡也有類似小監獄的黑板報，當然也有寫作。但在我看來，中國的所謂作家們在這17年的寫作，不過是為巨大監獄的各種黑板報寫作而已；當下中國的漢語文體，不過是「黑板報文體」而已；他們不過是蒙恩奉召的文化囚徒，他們在干一種在其他囚徒眼裡相對輕鬆的活。他們從這種寫作中得到了好處，比如展示了自己的文字才藝，獲得物質利益和世俗浮名，也以才藝展示討得當局歡心，以監獄文學、監獄學術和監獄藝術向監獄當局表示了臣服和恭順。但他們喪失了尊嚴，玷污了漢語的純潔。遺憾的是，在中國這個巨大的監獄裡，有幾個人能記得自己的囚徒身份？有多少文化囚徒能夠意識到給監獄的黑板報寫作是一種羞恥？是一種對人的尊嚴的出賣？
我不知道，我無法回答。
因為我雖然看見太多的廉價出賣，但我未進行過起碼的數學統計，我雖然努力與這種出賣保持距離，但我未進行過起碼的學術分類。而這還不是最令人痛心的。把一個自由人投入監獄，本是一種羞辱；再強迫一個投入獄中的自由人以囚徒身份用筆讚美監獄當局，那更是一種羞辱，就像強姦者強迫女人叫床；而最令人痛心、最令人羞愧難當的，是獄中囚徒自願對監獄當局的歌頌與讚美，用專業的、華麗的、乖巧的文字在人質與綁匪之間創造所謂和諧社會的氣氛，在專制者與被專制者之間導演春節聯歡晚會，在監獄當局與囚徒之間喜氣洋洋演唱同一首歌。而我想做的，不過是努力讓自己與最後這種情形保持距離，如果不能，那只能蒙受羞恥。
我永遠敬重的甘地，當他第一次在南非發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面臨南非白人的法庭審判時，法官向他宣布有罪判決，但告訴他可以有兩個選擇，一種是繳納50英鎊的罰金，一種是60天的苦役。甘地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後者，他寧願遭受苦役的非人折磨，也不肯從律師職業所獲得的優厚報酬中拿出50個英鎊輕鬆換取自由。他就是這樣捍衛了自己的尊嚴。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中文寫作者，我想堅持的，不是爭取自由，甚至也不是對牢籠的反抗，我甚至常常暗中進行激烈的思想鬥爭，想說服自己以某種方式退讓或妥協。我想做的只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我承認自己是中國監獄的囚徒，安守囚徒本分，我認為囚徒有不假裝像自由人一樣幸福的權利，有不給監獄的黑板報寫作的權利，有不給監獄黑板報寫作以自取其辱的權利。我認為自己應該做的，就是捍衛自己的囚徒身份，盡量對自己所使用的漢語保持敬意，免遭寫作帶來的羞恥。
文字是表達，文字也是反抗，但在中國，更多的時候，得到的僅僅是羞恥。
二、文字自由的代價
網際網路的出現，打破了監獄黑板報對傳媒的壟斷局面，給像我一樣的這類寫作者提供了意外說話的機會。在監獄黑板報之外，有了BBS，在一統江湖的「黑板報文體」之外，有了「帖子文體」。我和我的這類寫作者被稱作「網路作家」。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如果沒有網際網路，這個叫秦耕的人，至今還蜷縮在中國監獄的某個黑暗角落，咬緊牙關，一聲不響，甚至不會有人知道這裡還有一個人存在，除非被誰的腳不小心踩到。
單純從傳播工具的角度看，網路的出現和文字的發明、造紙術、印刷術等的出現並無本質的不同，只是又一次提供了一種可方便表達、有效傳播信息的工具，使自由的、真正的寫作在極權狀態下成為一種可能。但這種新工具寫作與原有的傳統寫作有明顯的不同。在我也加入其中的獨立中文筆會的寫作者們身上，最典型的體現了網路寫作的某些特點。
1，公益寫作
網路寫作者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免費寫作，他們操弄文字首先不是為了稿費，當然也有少數寫作者偶爾接受過約稿者支付的鈔票，但這些盈利文字在其全部發表的文字中，僅佔很小的比例，其絕大多數作品仍然是無償發表的，而大多數人寫作完全不收取稿費，甚至有人公開聲明自己完全免費寫作，堅持不接受任何稿費。無償寫作也可以理解為自願寫作、非盈利寫作，這種寫作決定了其勞動在市場條件下的公益性質。
我不敢肯定自從寫作成為一種正式職業之後，這批中國作家目前所呈現的公益寫作，在世界上是否是獨一無二的例外，但公益寫作群體無論如何已經使他們有別於其他職業寫作者，成為他們與當下中國的其他寫作者之間的最大區別。
緊接著，公益寫作又天然的決定了他們寫作內容的公益價值，使他們的表達優先選擇公共領域，最大限度指向公共價值，一切公共領域的話題，都成為他們首先言說、反覆言說的對象。正如公益活動總是指向公共價值一樣，公益寫作也同樣指向公益價值。
表面看來，作者的免費寫作，也許是網際網路無心插柳的結果，因為網際網路在還沒有找到把「閱讀門票」銷售給讀者、使其「有償閱讀」的技術手段之前，發言者們就已經迫不及待的開始登場演說了，從而使公益寫作成為一種預先確定的事實或慣例，但我相信這決非公益寫作出現的真正原因。比如就有不少寫作者在網際網路嶄露頭角，獲得傳統媒體的寫作邀請，可以用自己的文字換取鈔票之後，他們仍然繼續堅持在網路免費發表作品。而更多的，本來給傳統媒體寫作的人，在有了網際網路之後，就迅速放棄了傳統寫作，加入到公益寫作的隊伍中來。
公益性寫作使其作品一經發表就成為公共產品，成為任人分享的「思想福利」，最大限度、甚至前所未有的賦予了其文字表達與傳播的力量，解放了漢語，使漢語從長達半個世紀的蒙羞困境走出，獲得自由的品質。公益作家也因為不斷清洗漢語塵垢、為古老的漢語注入生命活力而成為有史以來僅有的語文義工。
2，獨立寫作
這是我觀察到的第二個顯著特點。所謂獨立寫作，也可以理解為心態開放的自由寫作。其自由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如不受文體的約束與羈絆，不受話題的限制與禁錮、甚至不受文字質量、語法修辭、語言藝術技巧等的拘束。我把這種幾乎不受任何壓力的自在寫作稱作獨立寫作。獨立寫作使文體獲得解放，就像自由詩體使漢語在100年前從格律詩體獲得解放、白話文寫作曾經使漢語從文人專用的文言寫作語體獲得解放一樣。直接從網路開始寫作的人，也許無法體驗曾經給傳統媒體寫作的人進入自由寫作時所獲得的那種強烈快感體驗，未曾體驗到那種痛快入骨的自由、飄逸和凌空飛翔的感覺。
我相信不會有人以為我這裡所說的自由，就是指網路錯別字的自由、網路語法錯誤的自由、網路書寫格式混亂的「自由」。這種所謂「自由」，是缺少基本語言訓練、未能熟練掌握漢語導致的出醜而非從漢語中獲得的解放與獨立。
其次是身份的獨立。這種寫作使寫作者徹底擺脫了原來的身份障礙和身份隸屬關係，沒有人指示他寫作，更沒有人能強迫他寫作，他從一個抽象的、曾經像磁場一樣強大的身份背景中掙脫出來，獲得獨立，站到前臺，完全以自己、以個人的名義發言、說話、表態，獨自面對公共空間，既體會以個人名義說話的坦然，也感受四顧茫然的孤獨無助。
但獨立寫作的主要特點還不是上述這些。所謂獨立寫作最主要的是精神的獨立、自在與自由不羈，是心態的放鬆、放縱與無拘無束，是個性的張揚、誇張與自由伸展。因此之故，寫作者在獲得自由的同時，也以自覺的、最大限度的獨立擔當了寫作的責任。這種無壓力寫作使寫作者在另外一個層面承受了最大的壓力。
獨立寫作的結果，就是大批作家們前仆後繼的失去自由、身陷囹圄。以獨立中文筆會的寫作者為例，凡是嘗試過或繼續在堅持這種獨立寫作的作家，不是被抓捕判刑投入大牢，就是被軟禁、監視居住、拘留、傳喚、恐嚇、跟蹤、或受到驅逐四處流浪，或對文字發表空間和個人生活空間進行粗暴的擠壓。粗略統計，目前獨立中文筆會的作家，居住在國內的幾乎無一例外的以上述方式分別「承擔了獨立寫作的責任」。就是目前仍流亡國外的中文作家，出國之前也很少有人能夠倖免獨立寫作所產生的責任。但必須說明，這種責任並非寫作本身的。
相對於人的其他行為，說話本來是最簡單的一種，但在中國語境，作家說話卻承擔著驚心動魄的風險，每一次開口也許都是一次冒險。正因為如此，中國語境下的獨立寫作，才具有特別的意義和成為誰也難以抹去的一個顯著特徵。文字的冒險，既是這個時代獨立作家們的不幸命運，也是他們人生的幸運體驗。
3，網路寫作
這顯然也是這種寫作的一個顯著特徵，但只是一個技術性的特徵。
我在《漢語的羞恥》中曾這樣區分傳統寫作與網路寫作：我發現大多數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就開始給媒體寫作的人，現在仍然歧視網路寫作，就像高雅藝術瞧不起民間藝術一樣，這些人甚至不把網路寫作當作「正式寫作」。在他們看來，只有以紙張為載體公開發表出來的文字才算正式寫作，而不經過編輯、審查、批准、製版、印刷、校對等程序，用滑鼠直接「批准」發表的文字，是不算數的。甚至有迂腐文人曾經把網路寫作稱為「網路爛文」。而我以為，這種蔑視網路寫作的所謂精英姿態，才是真正的「SB」！
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發表文章很困難，這是因為有政治上和技術上的雙重制約。在技術上成本很高，需要伐木、造紙、製版、印刷、還得去發行；從政治上，伐木、造紙、製版、印刷和發行這諸多技術環節很容易被控制，而且每一個環節的負責人甚至必須是加入某個政治團體、具有了政治身份的人才能擔任。舉例說明，伐木必須有官方核發的「准伐證」，而且伐木林場的負責人大多數是黨員；造紙廠的廠長之上也一定有一個書記，造出來的紙張的規格、型號、植物成分、生產日期等還必須到公安機關備案……至於編輯、審查、批准、印刷等等後續程序的控制就更不用說了。可以想像，在這種條件下要能夠把自己的文字發表出來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這甚至就是終於能夠在紙媒體上發表文章的那些傳統寫作者心理難以平衡的真正原因——他們無法接受後來者用滑鼠直接「發表」文字的現實！這其中的諷刺意味太濃了，他千辛萬苦終於爬到山頂時，發現另外有人直接乘降落傘到達了。他確實有理由瞧不起乘降落傘的人。但奇怪的是，已經可以在網際網路上輕鬆寫作的人，反過來期盼傳統媒體的招安，也不把網路寫作當作正式寫作，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希望自己能被傳統媒體認同，甚至把網路寫作當作走向傳統媒體的階梯。這就大錯特錯了！
不管先從傳統媒體走向網路媒體，還是後從網路媒體開始再走進傳統媒體，這些寫作者的主要甚至全部的文字都是通過網路發表和傳播的，是網路上的寫作者，甚至離開網路，這些寫作者就將重新消失。可以說如果沒有網路，世界上根本也不會有這樣一群作家。這也是「網路作家」一說的由來。比如獨立中文筆會的作家，目前100%活躍在網路空間，堅持通過網路傳播自己的主要作品，甚至通過網路傳播自己的全部作品。其根本原因，就是網路媒體相對於傳統媒體，從技術層面上得到了與自由寫作、獨立寫作相匹配的資源，他們可以擺脫一個黨委書記的控制和黨員編輯的審查。因此也可以認為，網路寫作既是技術層面的，也是寫作內容上的。正因為不受黨委書記的控制，網路媒體上的漢語文字，與傳統媒體上的文字，有了品質上的分野。
遺憾的是，在現實的閱讀中，傳統媒體的讀者與網路媒體的讀者經常是分裂的。閱讀傳統媒體的人，不習慣於網路閱讀，而一旦體會過網路閱讀自由的人，也不屑於再回頭去讀傳統媒體。這在一定程度上分離了各自的讀者群，使各自作品的影響力侷限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三、馬列主義死無葬身之地
共產黨中國的中學課本裡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但公元1989年，億萬民眾的吶喊，把馬列主義重新送回蘇聯。有意思的是，在馬列主義的老家，剛剛過去了幾個月，蘇聯也興起「驅馬運動」，像送瘟神一樣要把它送走——但送到哪裡去？送回德國、瑞士還是英國？它當初就曾像喪家犬一樣在德國、瑞士、英國流離失所四處逃亡，最後才在蘇聯找到棲身之地。這就是馬列主義從誕生到衰亡的悲慘命運。
2006年，「馬列教授騙姦女大學生」醜聞在眾多醜聞中成為媒體熱點之一。在該醜聞中，一位叫歐陽林的、專門教授馬列主義的大學教授，以泄露研究生考試題目為交換，姦污一位女大學生。這件醜聞之所以在眾多醜聞中脫穎而出，吸引人們眼球的關鍵詞就是「馬列」。這個事件的發生也許是極其偶然的，但它也極其強烈地暗示人們，馬列主義的破產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這個事件有許多象徵意味。它首先說明，1989之後，馬列主義已從意識形態的至高殿堂跌落，光芒喪盡還不算，還要徹底墮落為赤裸裸的流氓伎倆！其次是給人們一個強烈的啟示，以教授馬列學說為業的人，也只把它當作個人行姦的工具，當作一個人工製造的橡膠陽具；最後它還告訴人們，它雖然已經破產，但並不代表它會停止繼續作惡，比如騙姦女大學生。
1989年之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戶口」雖然沒有被統治者註銷，但像戶籍管理中常見的「人戶分離」現像一樣，它在中國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在中國人的心中，它已經沒有存身之所，它已經被人們驅逐出境。如果說它還客觀存在著，那也僅是以木乃伊的方式繼續存在了。儘管在共產黨中國，覺悟起來的人們已經從內心驅逐了馬列主義，但17年來，漢語寫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像喪偶的寡婦一樣在為馬列主義守寡，仍然未能徹底擺脫其對漢語寫作靈魂和肉體的雙重控制。究其原因，這就是，馬列雖然亡故，但官方禁止漢語「再婚」，不肯恢復它的自由之身，讓它繼續充當亡夫的祭品。通過官方機構、甚至警察體制繼續嚴密控制媒體，要求一切公開發表的文字，必須經過程序繁多的事先審查，確保繼續符合馬列主義的口味，彷彿已經死去的丈夫，每天晚上還會隨時回來和她上床一樣，未亡人必須繼續保持原來的姿勢。
另一方面，漢語寫作經過57年的強制訓練和凌辱，已經像養成馴服習慣的不幸女人，對於丈夫的粗暴不但可以接受，而且還達成一定的默契和依賴，那怕丈夫不在身邊，它也自覺擺出讓丈夫開心的姿勢；哪怕丈夫已經死亡，它也要把他的枕頭繼續擺放床頭。在姦屍與屍姦中，姦污屍體通常是怙惡不悛的罪行，萬人唾恨，為什麼被「屍體強姦」卻能夠成為漢語寫作者日復一日可以忍受的生活？巴金在1949之後的文字，甚至老舍在1949後的文字，無數中國作家們在1949後的文字，就是一個盡量放得平整的身子。而郭沫若在1949之後的文字和作為作家的行為，就不僅僅是把身子放平的問題了，他已經可以主動逢迎且高潮迭起。1989時代以來的17年，漢語寫作就成為寡婦寫作，就成為一邊為亡夫守貞一邊強顏歡笑的寫作。守貞是因為喪失了主體性，強顏歡笑則是為了掩飾自己的哀傷和萬般不幸。
如果文字果真像董橋所言，是血肉所做，那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意味著文字有情感、有溫度、有疼痛，可以觸摸，它還意味著文字可以被一個外在的強權者強姦、凌辱和作為祭獻，意味著文字可以主動出賣、交換和墮落，意味著文字在淪落為強權的性奴之後，隔江猶唱後庭花，從中獲得虛假的或真實的快感。
馬列雖亡，文字之恥未雪。
但文字畢竟是肉做的，文字是寫作者肉體的延伸和擴展，它與寫作者的肉體生命緊密相連，是寫作者肉體生命的組成部分。這就意味著它將使寫作者內心隱藏的羞恥得以暴露和呈現，變得難以掩飾。文字在擴展寫作者肉體生命的同時，也將其恥辱昭告天下，甚至在寫作者的肉體消滅之後，仍然見證其曾經的羞恥。
董橋說文字是肉做的，他其實是在告訴人們，文字也許有華麗的外表和不錯的手感，但文字終有腐爛的時候。不死的是它的靈魂，是基於寫作者個體生命體驗而對人類精神空間的擴展。只有自由的寫作，才使這一點成為可能。
寫作者的榮譽將來自這裡而不是任何世俗的加冕，更不是來自於強權者的賞賜或通過主動向魔鬼出賣、交換或合謀而獲得的盈利。把文字作為肉體佔有的馬列已然亡去，長期玷污漢語寫作、使其蒙羞的馬列意識形態死了，且無處葬身。解放文字的時候到了，洗刷長久的羞恥已經有了可能。選擇自由，還是繼續做無靈魂的舞蹈，對當下的每個漢語寫作來說，這是一個問題。獨立作家們的網路寫作體驗已經提供了可貴的嘗試，但在我看來，還只是一個開始，還遠遠不夠。
2006年9月12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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