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規模越大硬著陸危險越接近

越來越大的中國經濟規模和越來越近的硬著陸危險

　　隨著保護主義壓力的增加和產能過剩風險的增長，中國大量消耗資源的工業化模式已快走到盡頭。中國需要進行重大的調整，以實現以消費為主導的增長，從而降低商品在GDP中所佔的比重。2006年初出現的以投資和出口為主導的爆發性增長，只能是使這種轉變顯得更加緊迫。

　　中國需要實施更加嚴格的緊縮政策。此舉將會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商品需求增長減速，並會給中國泛亞地區的貿易夥伴帶來挑戰。

　　如果中國遲遲不採取更具實質意義的宏觀政策進行調控，並繼續倚重投資和出口卻忽略了個人消費部分，那麼拖的時間越長，出現可怕硬著陸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中國經濟出現了兩年來的第二次過熱，而中國當局又一次採取漸進的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雖然這種策略過去曾起到相當好的作用，但這一次的情況可能不一樣了——中國的經濟規模越大，在改革道路上走得越遠，那麼靠漸進的政策調整來引導經濟發展的難度也就越大。中國需要在穩定政策的問題上採取新的做法，不然就來不及了。

　　規模效應對中國宏觀政策戰略構成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雖然過去並非如此，特別是當中國經濟規模很小並且大體上欠發達的時期。這一時期早已過去。 2005年，中國在全球GDP中儘管還只佔5%左右（按美元市場匯率計算），但中國的過熱領域目前在本國經濟和全球經濟中所佔的權重卻要比以前大得多。在中國已達到白熱化程度的固定投資領域，情況尤為突出。2006年，固定資產投資有可能超過1.3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GDP總額的50%以上。按照任何標準，這都是驚人的。即使在鼎盛時間，日本和韓國的投資比例也從未大大高於40%的幅度；相比之下，作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其固定投資在2006年可能達到2.3萬億美元，相當於其GDP的17%。換言之，雖然中國的GDP大約只相當於美國的18%，但中國固定投資支出卻約為美國固定投資支出的近 60%。

　　從另一個角度看，近年中國的投資「Delta值」——即投資支出的增長——使世界上所有國家都相形見絀。2000—2005 年期間，中國的固定投資從4000 億美元猛增到1.1萬億美元，比美國同期實現的約4000 億美元投資Delta值高出70%。

　　類似的情況也見於中國的出口領域——中國經濟的另一個過熱領域。2005年，中國製造業出口總額達到7620億美元，相當於全球最大貿易國美國產品出口額的84%。因此，中國的產品出口佔2005年GDP的比重上升至34%，是美國佔7%比重的差不多5倍。其增長Delta值也是非常驚人的。 2000—2005年，中國的產品出口增長了兩倍，而美國僅增長了大約15%。這麼巨大的差異使中國近5年的出口增加值（5129 億美元）達到了美國同期Delta 值（1213億美元）的4.2倍。

　　中國以投資和出口為主導的大幅增長，在全球範圍內產生了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僅僅是出口和投資問題以及對發達國家的就業和實際工資產生影響的問題，它還對工業原材料及其他商品市場造成了越來越大的衝擊。在城市化、基礎設施和工業化等大宗商品密集型活動的推動下，中國已成為影響全球大部分戰略性原材料需求的主導力量。僅2005年，中國在全球鋁消耗量的增長總額中就佔到50%；其他工業原材料的比較數字也幾乎是創記錄的——鐵礦石增長了 84%，鋼鐵產品為108%，水泥115%，鋅120%，銅307%，而鎳更大大超過後一個數字。

　　隨著保護主義壓力的增加和產能過剩風險的增長，中國的「大量消耗商品」工業化模式已快走到盡頭了，中國需要進行重大的調整，以實現以消費為主導的增長，從而降低商品在GDP 中所佔的比重。2006年初出現的以投資和出口為主導的爆發性增長，只能是使這種轉變顯得更加緊迫。

　　所有這一切對中國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越來越棘手的問題。在常規的市場經濟體，財政和貨幣政策是當局調整商業週期過度行為的主要工具。但中國並不是一個常規經濟體。儘管令人矚目的改革已歷時1/4個世紀，但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個「混合」經濟體，即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混合體。雖然目前的所有權天平繼續朝著降低國有化程度方向大步邁進，但最新統計數字表明，國有企業在中國GDP 中仍佔到35%。此外，這一比例肯定未能充分反映出國家在新近私有化——按中國的說法是「改制」——經濟成分中的控制權。甚至在公開發行股票之後，在大部分公開上市的民營公司中，國家仍然擁有相當大的多數股權。另外，國內的市場力量對中國兩個過熱領域的影響肯定也是有限的。比如，2004年國有和集體單位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所佔的比例仍高達50%。還有在中國出口總額中有近60%是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它們把在中國的採購作為其全球高效解決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的混合經濟同時是由一個相對不成熟的金融業支撐著。儘管有了近年的改革舉措，但要實現一個功能全面化的銀行體制和資本市場，中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四大政策銀行的兩家完成上市，但國內信貸業務向商業化轉型仍只處於襁褓期。中國也不具備一個成熟的公司債券市場，讓新冒起的私營企業能從資本市場融集所需資金。換言之，大部分的中國信貸配置責任繼續落在結構仍然不健全的銀行體制身上，其決策更多是從省或地方層面而非從北京總部做出。此外，地方上的銀行分行與當地的黨政官員彼此功能仍然是息息相關，他們的主要優先任務是維護社會穩定和通過發展項目拉動就業增長。因此，從中央層面議定出的貨幣政策，特別是近年出臺的全國性信貸利率和儲備金比率調整，對於抑制國內投資支出作用不大。

　　與其如此，中國政府選擇了通過行政手法針對性地對投資過熱的行業和地區進行調控，結果使得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於資金配置比市場或財政和金融機關擁有更大的話事權。

　　中國的最大風險是目前它正被困在其混合經濟模式的即有矛盾中。過剩的國內和全球流動性週期使問題更為錯綜複雜。近年來，不單是國內銀行尤其積極地發放新貸款——人民幣貸款在2006年頭5個月同比上升了80%——中國嚴格管理著的匯率浮動波幅也促使貨幣供應猛增，以至外匯儲備出現爆炸性的上升勢頭，今年看來將輕易攀越10000億美元關口——從而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擁有最大外匯儲備國。中國的問題是在其「准聯繫匯率」機制下，它仍需要把大量儲備循環購買美元資產。缺乏一個成熟的本土債券市場，中國難以把所有這些買入的美元資產「沖銷」淨化，結果是過剩的流動資金溢流到國內市場。事非偶然，廣義M2 貨幣供應量在2006年5月同比上升了19.1%，比央行的16%目標水平高出整整3個百分點。不用說，最終對於抑制商品和資產市場的通脹而言，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依我所見，中國的投資泡沫——特別是沿海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投資情況——無疑是與全球流動性週期和其外匯政策互相關聯的。

　　中國政府目前正設法抓住對已偏離正軌的經濟的控制權。但應對方法與2004年為應對經濟過熱而實施的調控措施幾乎一模一樣——漸進式的貨幣政策調整和旨在控制個別行業過度投資情況的行政手段。這種應對策略的根本性問題是它應付不了現行的規模，中國目前的增長態勢如此強勁，舊有的一套政策性管理模式將無法有效宏觀調控。在兩年內兩度響起過熱的警號，就反映了現行對策存在不足之處的事實。4月27日和6月16日，中國經濟當局分別將銀行貸款利率和銀行儲備金比率調高了27個基點和0.5%，但這根本不足以抑制由於國內銀行過度放貸而導致的流動性過剩現象。同樣，繼續不情不願地調整匯率政策也將不足以抑制全球性週期導致的流動性過剩現象。即使外國的中央銀行已開始收緊政策，由於投資者預期人民幣會升值，資金會繼續流入中國。

　　中國不能指望通過微觀的行政調控手段便可以把問題解決。最近雖然出臺了旨在限制若干「過熱」行業包括鋁、水泥、有色金屬、煤、焦炭和碳化PVC等行業投資項目的舉措，對炒賣住房和房地產建設的投機活動也進行罰款打擊，但對於解決目前極度巨大的規模問題無疑是杯水車薪。

　　簡言之，如欲在調控經濟過熱和過剩問題上取得成功，中國政策制定者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中國的經濟規模比2004年時增長了整整35%——2004 年是中國上一次面對類似難題的一年。過去兩年持續的過度投資和出口，以及由中國需求帶動的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價格屢創新高，都凸顯了中國混合宏觀政策戰略所奉行的循序漸進模式存在誤區。規模效應使經濟（不論是本地還是全球）的失控情況進一步複雜化。

　　中國正被卡住在一個兩難之地：如果當局把政策收得太緊，恐怕會觸發週期的大起大落；如果政策繼續過於寬鬆，則擔心失衡情況進一步惡化。然而，目前正是需要採取強硬和果敢行動的關鍵時刻。中國經濟的當前狀況和潛在的風險表明瞭有需要收緊現行的宏觀政策環境。

　　強硬收緊宏觀政策，將使中國的經濟增長放緩，大宗商品需求增長下降，並且會給中國的泛亞地區貿易夥伴帶來挑戰，此舉也需要同時啟動一個日益重要的、從以投資和出口為主導的增長模式向以消費拉動增長模式的轉移。誠然，最終如何進行，如何在財政、貨幣與外匯等宏觀政策之間取得平衡，以及需要以怎樣的速度推進改革，完全是中國的選擇，但如果中國遲遲不採取更具實質意義的宏觀政策進行調控，並繼續倚重投資和出口卻忽略了個人消費部分，那麼拖的時間越長，出現可怕硬著陸的可能性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