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腐敗是一種很難避免的社會「病態」，每一個國家也都設置專業與非專業的「醫護人員」進行防治。如今的中國社會更是此類病症的「高發期」，防不勝防，治不勝治，前「腐」而後繼，此伏而彼起，每年都有大批官員因「腐」而不治身亡！簡直成了流行病、常見病和多發病。要按說中國目前可以說是懲治腐敗官員數量最多，級別最高的時期，但為什麼反而會出現這種現象？據筆者分析，腐敗成本低，風險小，利潤高；對腐敗現象防範不周，監督不力，懲治不嚴是重要成因。
如今的官員腐敗是中國有史以來成本最低，風險最小的時代，也是利潤最高的時代，難怪貪官污吏勇於以身試法，屢禁不絕，前仆後繼，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頑強精神。由於人的本性所決定，利益誘惑與承擔風險的意識是成正比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利益超過百分之三百，就可以使人鋌而走險！如今做官者利潤豈止百分之三百，說一本萬利都不為過。利潤高而風險小，怎能不使人鋌而走險！
古代官員更腐敗，像著名的大貪官蔡京、嚴嵩、和紳等等，狂貪聚斂，都有「當國之富」，但他們的腐敗成本遠遠高於我們，一旦敗露，輕則抄家、罷官、發配；重則全家抄斬，戶滅九族。這幾個著名的貪官沒有一個得到善終，蔡京、嚴嵩活活餓死，和紳抄家滅門，讓貪官們望而生畏！而如今的反腐卻只是象徵性地殺了幾個高官，多數都免於死罪，而且有判刑越來越輕的趨勢，從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官員們的僥倖心理。
49年之後,中共黨魁們用嚴厲手段打擊基層腐敗，用劉青山、張子善的人頭警戒官吏，用群眾運動的方式監視官吏，雖然不是長久之計，但那是官員腐敗現象最輕微的階段卻是不爭的事實，當時幾乎沒有哪個膽大的官吏敢於弄權來謀一已之私利。如今的防範不周，監督不力也是盛產貪官的成因之一。我們不缺監督的組織機構，缺的是這些組織機構難以發揮實際作用，造成了監督的實際缺失。我們的監督基本上是組織監督和輿論監督。組織監督有人大、政協的程序監督，內部紀檢部門監督和財務部門監督；輿論監督主要是媒體監督和群眾監督，框架齊全，但如何發揮作用卻缺乏經驗。
人大說起來權力很大，憲法上賦予了對「一府兩院」的任免權和監督權，而實際上對各部門領導人的實際任免權並不在人大手裡，充其量是走一個任免的程序，年終審查一下單位領導的述職報告，再提一個建議了事。政協的監督只是參謀性質，更難起到實際作用了。
內部監督難度更大，紀檢部門雖然有職責監督同級黨委，但他是在部門領導下工作，升遷任免掌握在領導手中，要想讓他監督同級黨委簡直是強人所難了。財務監督更是難以做到，單位領導對財務部門的重視程度超過任何一個部門，用人權在手，一方面稍不對領導心思立即會被撤換；另一方面單位領導都要對財務部門多一分關照，務必使之和領導完全一致。因此，多數財務部門不僅起不到監督領導的作用，在嚴重違法亂紀的部門，財務部門也是多少有份的。
輿論監督更是可想而知了。現在的腐敗分子多數都是高學歷、高智商的，作案手段早已今非昔比了，鐵桶一般的內部（不是說沒有人有意見，而是有意見的人多數不瞭解內幕），高超的作案手段，內部人都難以說清的事，局外人更是瞭解不到內情，想監督都無從下手。至於群眾監督，更是一句空話了。
正是由於監督的缺失，使官員隨意的行使權力，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這就是腐敗分子產生的主流源頭（不再舉例，舉不勝舉），要想徹底根治腐敗，就要從源頭抓起，讓監督真正發揮作用，會在很大程度上對腐敗起到抑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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