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難者——王慶萍 (圖)

王慶萍，女，1926年10月20日生，河北省正定縣人，北京市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兼中共支部書記。1966年8月19日遭到「鬥爭」和毒打後，關押在校中。8月20日凌晨在校內墜樓死亡。死時不到40歲。當時她被說成跳樓自殺。她的同事和家屬認為她是在遭毒打後被扔下樓去的。王慶萍身後家屬有母親、丈夫和三個孩子。

1978年，在毛澤東死亡兩年以後，和很多文革受難者一樣，王慶萍得到「平反昭雪」。她所在學校給其丈夫胡福生的工作單位發出公函，寫道：

王慶萍同志的結論，於一九七八年九月經中共宣武區教育局黨委批示，為：「王慶萍同志原任梁家園小學黨支部書記、校長，由於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迫害，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不幸逝世。

請將與此結論不符的有關材料退回我校或代為銷毀為感。

在此之前，在1972年，也給王慶萍做過一個「結論」。王慶萍的1972年「結論意見」，照錄如下：

王慶萍同志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對群眾運動不理解，跳樓身死，仍以革命幹部對待。予以結論。

中共北京第一四七中學黨支部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同意學校意見，王慶萍的歷史問題，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予以結論。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對群眾運動不理解，跳樓自殺，仍以革命幹部對待。

中共北京市宣武區教育局委員會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王慶萍所在梁家園小學這時已經取消，校址歸給第一四七中學，所以結論是由中共第一四七中黨支部作出的。

這個「結論」仍然認定王慶萍是自殺，但是自殺在1972年不再以「對抗文革」解釋，也不再以此開除共產黨員的黨籍。這是1972年和1966年的一個不同之處。林彪在1971年死亡之後，文革當局一度批判林彪代表「極左」，對之前被迫害的人的處理曾有所鬆動。（但是很快就又改變了說法，說林彪的問題不是「極左」是「極右」，並且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攻擊孔子的「仁」的思想。）在這種大形勢下，這個「結論」說，王慶萍自殺是因為「對群眾運動不理解」，對她 「仍以革命幹部對待」。

1972年時王慶萍已經死亡六年之久，還能怎麼「對待」呢？這裡的主要意義顯然是在於對待她的兒女。文革中株連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父母的問題會給兒女帶來大量負面待遇。

至於更早的這一類文革對個人的「處理結論」，當時的做法是宣布後由權力當局保存在他們的機密人事檔案之中，並不給本人或者家屬一個副本。1978年以後文革受害者得到「平反」，上面下令全國各單位把這類有關材料全部燒燬。燒燬是當眾進行的。目擊者說，一個小學和中學這樣的小單位，都有能裝兩個大旅行箱那麼多的材料供燒燬。普通人可以觀看焚燒過程，但是不准走近觀看材料內容。焚燒材料，當時被解釋說是為了表示「徹底平反」。但是實際上也是為了防止追究責任和記錄歷史真相。所以，這裡無法轉錄1972年以前王慶萍所得到的「結論」。

至於1978年「結論」中說的王慶萍的死因是「由於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迫害」，是因為這是當時的這類平反書的共同格式，其他單位也適用同樣的措辭，顯然這來自「中央」的統一規定。其實，王慶萍死亡的時候，「四人幫」之一王洪文還是上海的一家棉紡廠的普通幹部，和王慶萍的死亡完全不相干。

把千千萬萬文革受難者的死亡僅僅歸因於林彪和「四人幫」，顯然是為了開脫文革的罪責，開脫文革的發動者和指揮者毛澤東的罪責。

王慶萍的死亡日子1966年8月19日,是個特別的日子。王慶萍的死亡，不但是總體的文革發展造成的，而且和毛澤東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和檢閱100萬紅衛兵學生直接相關聯。那一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在萬眾矚目之中，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而且，聽了毛澤東對其名字「彬彬」的評論後把名字改為「要武」。在此之前，這所中學的紅衛兵已經在8月5日打死了該校的副校長卞仲耘。毛澤東在8月 18日的行動顯然極大激勵了紅衛兵的暴力行為。隨著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紅衛兵組織在全國迅速普遍建立，暴力活動也立即在北京和全國全面升級，規模越來越大。王慶萍在8月18日紅衛兵集會一天多以後死亡，顯然就是這一暴力迫害惡浪的直接受害者。

1966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下令中學全面停課，中學領導人全部「靠邊站」，由派去的「工作組」領導那裡的「革命」，但是小學不停課。7月底，毛澤東下令撤走工作組以後，小學生也建立了紅衛兵組織，「鬥爭」和打罵學校的老師和校長。

在8月18日以前，王慶萍已經被「批鬥」了幾次。她被毆打，而且行動自由被限制。要獲得准許才能回家。有一天晚上她獲准回家，孩子們都已經睡了。她的母親和丈夫看到她頭髮被剃了半邊，即當時所謂「陰陽頭」，身上有傷痕，臉上被塗過墨，已經洗不乾淨。

8月18日天安門紅衛兵集會的第二天，王慶萍被押到緊靠天安門的中山公園音樂堂，在那裡和其他學校的領導幹部一起被「批鬥」。在那裡，他們被紅衛兵打得一塌糊塗。

在中山公園「批鬥會」後，她被押回學校。

梁家園小學位於北京市宣武區果子巷。校中有一座四層樓。當天晚上王慶萍被關在樓上的一個房間裡。第二天早晨，很早的時候，王慶萍墜樓。

幾個小時以後，學校的人通知了王慶萍的家屬。她的丈夫和母親把孩子們放在鄰居家，趕往學校，他們看到的只是王慶萍的屍體。

王慶萍的丈夫和母親沒有告訴她的孩子王慶萍的死訊，很多年都沒有告訴他們。他們最早是聽院子裡玩的小朋友們說的。

王慶萍有三個孩子，當時的年齡分別為11歲、9歲、8歲。他們長大以後，慢慢知道了母親已經在1966年永遠離開了他們。他們對母親的死亡一直心存疑問。如果他們的母親真是自殺的，為什麼連遺書都沒有寫一份呢？她有三個孩子，她不會不跟三個孩子告別。

梁家園小學的副校長季麗華，當時也和王慶萍一起被毆打折磨侮辱。她說：「在那種情況下，誰都有想死的心，但是都不會走那一步。」

王慶萍墜樓前的夜裡，有三個該校的老師去了關她的房間裡。這三個人中有兩個是中共預備黨員。黨員需要經過一年的預備期轉正。這兩個預備黨員中的一個，因為一些事情，一年預備期滿後未獲轉正，被延長了半年預備期。王慶萍是中共黨支部書記，這個人認為王慶萍整了自己。

另外，王慶萍墜樓的時候，身體曾經撞在下一層樓的窗戶上緣。如果她自己縱身跳樓，會躲開窗戶，身體不應該如此貼近建築物的外牆。所以，她的孩子和同事認為她是被打死後擱在窗台上推下去的，或者是在掙扎中被推下樓的。

1978年王慶萍得到「平反」後，她的大兒子胡大軍寫材料到宣武區教育局，提出他的質疑。宣武區教育局告訴他：「事實不充分」。他被駁回。

1966 年夏天，北京有數千居民和教育工作者被紅衛兵打死。1978年開始給死者「平反」，但是追查凶手是不允許的。這裡收集的很多受難者的名字，但是打死他們的人中，現在瞭解到的受到處罰的只有一個人。這個人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這個中學的校長沙坪在1966年8月22日被打死。北京市教育局的一些人堅持要追查沙坪之死，但是很快被胡耀邦的有關政策擋住了。這個人的朋友很為她抱不平，說別人都沒有事兒，為什麼要處罰她？她受了什麼程度的處罰呢？她 1979年時在西安的軍醫大學工作，事發後軍隊將其轉業回北京工作。

在1978年開始的「平反」中，鄧小平和胡耀邦有清楚的政策：不追究凶手，不準提毛澤東周恩來這些人在迫害中的作用，把罪責統統歸於「林彪四人幫」，但是給受難者重新寫「結論」，還給文革受難者的家屬一點經濟補償。

從「一四七中黨支部」在1978年8月15日所寫的「關於王慶萍喪葬撫恤等費用申請報告」，可以知道給了王慶萍的家屬2，190元錢。其中較大的兩筆是：喪葬費 240元，還有給孩子的生活費1，800元。王慶萍有三個孩子，當時最大的11歲。他們計算說，擬由王慶萍負擔第二個孩子，每月15元，從1966年9月到這個孩子參加工作，十年的生活費是1，800元。

王慶萍的經歷，在文革前夕的北京中小學校長中相當典型。她出身在一個「地主」家庭，在北京讀中學的時候，接觸了共產黨的活動，她在1949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後，長期當小學校長，級別為「小學行政一級」，她的丈夫是級別較高的軍隊幹部。她不是如文革所指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她被「鬥爭」以至死亡，是因為所有的大中小學校長都被「鬥爭」，是因為毛澤東指他們是教育界的 「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筆者調查並寫作了「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時候，沒有能知道王慶萍的名字。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建立之後，有人看到這個網站，就通過網站上的地址給筆者送了電子郵件，告訴了她的名字和學校。以後，通過進一步的電話談話和通信等等，瞭解了她的悲慘故事。但是，這個時候，網站已經被封鎖了。王慶萍已經在1966年被害死，然後，在2002年，她的名字和故事，還有其他類似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還要在電腦網上被禁止談起。

作者惠寄 原載《文革受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