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8月6日發表歐威爾。謝爾(Orville Schell)的文章:歷史的重要性(History Majors)，介紹了曾在中國數十年的華盛頓郵報北京主管保福瑞特(John Pomfret) 撰寫的《中國的教訓》一書，文中指出中共在極力的忘記過去，毀壞著中國的傳統，並對人民犯下的罪行不願做全面的公開道歉。文章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是否有可能避免面對過去，而仍然能成為負責任的國家？謝爾是伯克利加州大學新聞專業研究生院主任，撰寫過14本有關中國的書籍。
文章說，目前到中國的遊客們迷惑於上海和北京的高摟大廈。像作者這樣喜愛中國的人，一直觀察了中國數十年，但是發現這個從前的人民共和國令人驚異的發展，能夠掩蓋矛盾並使人麻醉。中國的經濟發展使人們忘記中共所做的事。中國實際上經歷了一場「社會主義革命」，一段持久的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時期。但這樣一個時期卻似乎太快地變成了像是與中國未來毫不相干的前奏。
文章指出，一個國家能夠逃脫其歷史重責是天真的幻想。保福瑞特的《中國的教訓：五個同學和新中國的故事》一書的出版是對這種健忘形式的及時矯正。保福瑞特質問，為什麼中國有這麼「許多人，包括我的一些同學相信這個國家最好不要回顧歷史?」
保福瑞特1980年作為南京大學的交換學生進入中國，之後擔任美聯社的通訊員，最後成為華盛頓郵報的北京主管。他很適合於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觀察中國二十年，目擊了我們時代一個最為慘烈的政治和社會大動動盪。
《中國的教訓》一書追蹤保福瑞特以前一些同學的生活，以高度個性、誠實、幽默和翔實的方式，說明中共在極努力的忘記過去和重創未來。這本書特別值得欣賞的是，保福瑞特不僅描述了今天的中國，並且提醒我們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是否有可能避免面對過去，而仍然能成為負責任的、或可能是偉大的國家?
當聽說中國發生的無數虐待的傳聞後，保福瑞特思忱道： 「為什麼在中國發生這麼多這樣的故事，似乎總是以壞人逃脫凶殺責任為結果？」他的答案很簡單：黨的領導禁止矯正冤屈的形式，並控制誠實的歷史研究、討論和反思。回憶歷史遭到懲罰，鎮壓則受到獎勵。
保福瑞特提出的更深刻問題之一，是中國人信仰危機對將來的影響。隨著上一世紀對中國古老價值體系和特性背棄，中國一直在自我否定、自我改造的狀態中生存。自從清朝的改革者在20世紀初首次開始質疑孔子價值之後，中國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風暴。
在20年代，中國的5.4運動使知識份子與傳統對立，並轉向西方科學、民主及其後來的社會主義。在1930年代，蔣介石及其國民黨試圖創造一個新的東西合壁政權，但隨著1949年毛澤東的勝利，中國陷入革命的「極權主義」。最後，在80年代，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帶來國際資本主義。所有這些上層建築特性的逆轉造成中國的文化滅絕和方向迷失。
保福瑞特寫道：「中國自從天安門廣場鎮壓以來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它毀壞了自己的傳統，而且「目前日常道德的真空妨礙著每一件事情」。當他走在一條最近發展的商業街區時，他想道：「有什麼能夠彌補中國的精神空虛？」
文章說，中國人在毛時代進行大量罪孽深重的相互殘殺使保福瑞特深感不解，同時中國在「社會主義」的過去和「資本主義」的現在之間出現的斷層使保福瑞特感到困惑。因為只要還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公眾幾乎不可能清算文革的殘暴行為，所以保福瑞特認為中國矚目的崛起缺少道德核心，這使得他對中國未來會是如何躊躇不定。
文章說，對於共產主義革命的惡夢，是否有一個充分的公開道歉；對黨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是否有任何中國領導人像德國總理勃朗特(Willy Brandt)在華沙下跪懺悔對猶太人罪行那樣象徵性地下跪，向全國懺悔，這有關緊要嗎? 的確（有關緊要）。如果在德國的格言現在是「千萬不要忘記」，而在中國則是「千萬不要記住」。
1945年，德國哲學家卡爾.傑斯泊(Karl Jaspers)在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就「德國犯罪問題」給出一系列大膽的演講，他指出這個國家需要「淨化」心靈，並承認公眾「明顯的在逃避這個問題」。他說，「我們生活在悲傷中，我們大部分人具有那麼強烈和深刻的悲痛，以致對討論這個問題似乎變得不敏感」。 傑斯泊然後懇求他的同胞們瞭解，他們的悲痛只能通過「誠實面對自己」來加以消除。
在中國，哲學家或社會名人們不允許像同傑斯泊和許多其它德國人那樣做出公開申明，因為中國媒體依然被中共緊緊的控制著。人們像這樣誠實反思的機會在中國不久的將來似乎不大可能，更不用說整個國家的精神淨化了。
文章指出，中共最後是選擇面對過去還是繼續「掩蓋歷史」，對於它的未來，幾乎肯定就會像對於它的所有外資、技術轉讓、公開募股及現在如此打動遊客並使其過去淡忘的高樓大廈一樣重要。
保福瑞特以前的一個同學、一個在文革期間曾毆打和迫害過所謂「階級敵人」的紅衛兵戰士，坦白地問他：「您認為在一個這種行為都能寬恕，不，不是寬恕，而是被強制摀住，的社會有救嗎？您認為它能夠自救嗎？」
文章最後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尚未問到的問題，更談不上答案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文章說，目前到中國的遊客們迷惑於上海和北京的高摟大廈。像作者這樣喜愛中國的人，一直觀察了中國數十年，但是發現這個從前的人民共和國令人驚異的發展，能夠掩蓋矛盾並使人麻醉。中國的經濟發展使人們忘記中共所做的事。中國實際上經歷了一場「社會主義革命」，一段持久的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時期。但這樣一個時期卻似乎太快地變成了像是與中國未來毫不相干的前奏。
文章指出，一個國家能夠逃脫其歷史重責是天真的幻想。保福瑞特的《中國的教訓：五個同學和新中國的故事》一書的出版是對這種健忘形式的及時矯正。保福瑞特質問，為什麼中國有這麼「許多人，包括我的一些同學相信這個國家最好不要回顧歷史?」
保福瑞特1980年作為南京大學的交換學生進入中國，之後擔任美聯社的通訊員，最後成為華盛頓郵報的北京主管。他很適合於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觀察中國二十年，目擊了我們時代一個最為慘烈的政治和社會大動動盪。
《中國的教訓》一書追蹤保福瑞特以前一些同學的生活，以高度個性、誠實、幽默和翔實的方式，說明中共在極努力的忘記過去和重創未來。這本書特別值得欣賞的是，保福瑞特不僅描述了今天的中國，並且提醒我們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是否有可能避免面對過去，而仍然能成為負責任的、或可能是偉大的國家?
當聽說中國發生的無數虐待的傳聞後，保福瑞特思忱道： 「為什麼在中國發生這麼多這樣的故事，似乎總是以壞人逃脫凶殺責任為結果？」他的答案很簡單：黨的領導禁止矯正冤屈的形式，並控制誠實的歷史研究、討論和反思。回憶歷史遭到懲罰，鎮壓則受到獎勵。
保福瑞特提出的更深刻問題之一，是中國人信仰危機對將來的影響。隨著上一世紀對中國古老價值體系和特性背棄，中國一直在自我否定、自我改造的狀態中生存。自從清朝的改革者在20世紀初首次開始質疑孔子價值之後，中國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風暴。
在20年代，中國的5.4運動使知識份子與傳統對立，並轉向西方科學、民主及其後來的社會主義。在1930年代，蔣介石及其國民黨試圖創造一個新的東西合壁政權，但隨著1949年毛澤東的勝利，中國陷入革命的「極權主義」。最後，在80年代，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帶來國際資本主義。所有這些上層建築特性的逆轉造成中國的文化滅絕和方向迷失。
保福瑞特寫道：「中國自從天安門廣場鎮壓以來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它毀壞了自己的傳統，而且「目前日常道德的真空妨礙著每一件事情」。當他走在一條最近發展的商業街區時，他想道：「有什麼能夠彌補中國的精神空虛？」
文章說，中國人在毛時代進行大量罪孽深重的相互殘殺使保福瑞特深感不解，同時中國在「社會主義」的過去和「資本主義」的現在之間出現的斷層使保福瑞特感到困惑。因為只要還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公眾幾乎不可能清算文革的殘暴行為，所以保福瑞特認為中國矚目的崛起缺少道德核心，這使得他對中國未來會是如何躊躇不定。
文章說，對於共產主義革命的惡夢，是否有一個充分的公開道歉；對黨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是否有任何中國領導人像德國總理勃朗特(Willy Brandt)在華沙下跪懺悔對猶太人罪行那樣象徵性地下跪，向全國懺悔，這有關緊要嗎? 的確（有關緊要）。如果在德國的格言現在是「千萬不要忘記」，而在中國則是「千萬不要記住」。
1945年，德國哲學家卡爾.傑斯泊(Karl Jaspers)在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就「德國犯罪問題」給出一系列大膽的演講，他指出這個國家需要「淨化」心靈，並承認公眾「明顯的在逃避這個問題」。他說，「我們生活在悲傷中，我們大部分人具有那麼強烈和深刻的悲痛，以致對討論這個問題似乎變得不敏感」。 傑斯泊然後懇求他的同胞們瞭解，他們的悲痛只能通過「誠實面對自己」來加以消除。
在中國，哲學家或社會名人們不允許像同傑斯泊和許多其它德國人那樣做出公開申明，因為中國媒體依然被中共緊緊的控制著。人們像這樣誠實反思的機會在中國不久的將來似乎不大可能，更不用說整個國家的精神淨化了。
文章指出，中共最後是選擇面對過去還是繼續「掩蓋歷史」，對於它的未來，幾乎肯定就會像對於它的所有外資、技術轉讓、公開募股及現在如此打動遊客並使其過去淡忘的高樓大廈一樣重要。
保福瑞特以前的一個同學、一個在文革期間曾毆打和迫害過所謂「階級敵人」的紅衛兵戰士，坦白地問他：「您認為在一個這種行為都能寬恕，不，不是寬恕，而是被強制摀住，的社會有救嗎？您認為它能夠自救嗎？」
文章最後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尚未問到的問題，更談不上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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