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傑出詩人李商隱,擅長於寫綿長悠遠、綺密瑰妍而又意境撲朔迷離的篇章,所以很難捉摸他的中心意旨,所以人們稱他為「朦朧詩」的鼻祖。
例如他的絕大多數「無題詩」,七律長篇固是如此,即使短如五言絕句,也常費人猜度。就像《樂游原》吧: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短短二十個字,無一深奧冷僻,明白如話,人人能懂,然而是打發怎樣一種思想感情呢,則是人言人殊,各不相同。
臺灣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黃永武教授說:「晚景雖好,可惜不能久留,比方人到晚年,亦難長久。(見《唐詩三百首導讀》)
吉林詩人兼作家劉琦也說:「讚美了黃昏落日夕陽西下的晚景之美,也流露出光景難留的遲暮之慨,表現出對美好事物消逝的哀婉。」(見《李商隱詩選注》)。
嶺南名詩人劉逸生主編的《歷代古詩選集》中,認為此詩作者「寫出了無法擺脫的黯淡心緒。」這些看法,都是傾向於無奈、淒涼、哀婉一邊,不妨歸納為「消極派」。
散文名家、清華大學已故教授朱自清,大概也屬於這一派,他按其所理解,將這首詩略加字面增補,寫成自勉勉人的座右銘:
但得夕陽無限好,
何須惆悵近黃昏。
由上所述可知,李商隱這首膾炙人口的短詩之基調,已經大致可以肯定:是一首惋惜人生好景不長的悲歌。
且慢因此而定論,因為近代有專家考證出來了,「只是」一詞在唐代中原口語中與「正是」相同,有「恰好」、「正因為」的意思,於是原詩後兩句變作倒裝句 ,由此便可以理解為「正好因為接近黃昏,夕陽才顯得格外美麗」。
作者身處這樣一個特殊的時空條件下,驚喜萬狀,「意不適」一變而成為「意大適」,感情跌宕起伏,由消沉而開朗,富有轉折變化的戲劇情趣,把眼前的景色升華為人生哲理,把自然風物比喻為生活旅途,即與「山窮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陸游句)」、「失之東隅,桑榆未晚」(王勃句)意思相近。
與李商隱另一首詩《晚晴》中句子「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意境也相同,可作為佐證,說明《樂游原》乃樂觀進取的,這是「積極派」的觀點。
這一派人還指出李商隱寫《樂游原》約在二十八、九歲時,《全唐詩》把它排在很前面,而《晚晴》是在三十四歲時所寫,故排在後面,兩詩都不算老年之作,「夕陽」、「黃昏」均非指自己的年歲,因此,說它是遲暮感嘆,似不合情理。
又有一派人認為《樂游原》是一首政治詩,反映作者對大唐帝國,雖有「元和中興」,終不免會衰亡的預言。
把文學與政治接軌挂,無限上綱,在大陸一度頗為流行,如評《紅樓夢》、批《水滸》,李商隱詩也逃不脫,在在都被從政治角度來介評和註釋。不錯,李商隱因曾捲入「牛(僧儒)李(宗閔)」政治權鬥的漩渦,兩邊不是人,一直遭受排擠打擊。
李政壇蹭蹬,生活貧困,只活了四十六歲,生前確曾寫過不少政治諷刺詩,發泄不滿。但若指《樂游原》也是,恐有點牽強,說預言唐必崩潰,亦言近不實。
從來詩無定詁,且詩句精練,句法獨特,讀者的感受,未必與作者的原旨一致。對《樂游原》的界定,倒是清代紀昀(曉嵐)說得很確切:「謂之悲身世可,謂之憂時事亦可。」(見《李義山詩集輯評》)
這是「調和派」觀點,中肯不偏,應為大眾所接受。
(作者註:「樂游原」為唐代長安郊區旅遊勝地,可將長安盡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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