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晚年的遺憾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報》發表了一首詩：《咒麻雀》。詩云：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
　　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刮。
　　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
　　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
　　麻雀麻雀氣太驕，雖有翅膀飛不高。
　　你真是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
　　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
　　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
　　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詩貴意境，《咒麻雀》直白淺露，一點意境沒有。如果非要稱之為詩的話，至多只能算作打油詩。
　　
　　說出來怕不會有誰相信，這首打油詩的作者，竟是新中國頭號文豪郭沫若--根據毛澤東同志的號令，當時全民動員圍剿麻雀。《人民日報》更認為，這是人類向自然開戰、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藝工作者奉命謳歌"這場人類征服自然的偉大鬥爭"，時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便帶頭創作了《咒麻雀》。
　　
　　這樣的打油詩，郭沫若並非偶一為之。眾所周知，著名的打油詩集子--《紅旗歌謠》，主編即為郭沫若和周揚。1958年國慶，郭沫若又寫了一首--《宇宙充盈歌頌聲》。詩云：
　　
　　國慶年年益光輝，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紀念碑，屹立天安門廣場。
　　廣場浩蕩人如海，豐碑巍峨天變矮。
　　人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增光彩。
　　
　　這首毫無詩味的"詩"長達一百九十一行，怎不知當時的讀者是怎麼讀下來的。至於郭沫若同樣為歌頌大躍進而寫的《百花詩》，許多地方連語言流暢都沒做到，更慘不忍讀。
　　
　　曾經寫出了《女神》的詩人郭沫若，在他的後半生中，只能寫寫這樣的東西。紛飛的想像、澎湃的激情和對事物的深入探究，在他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
　　
　　郭沫若同時也是著名學者，在文學理論、史學等領域堪稱權威，著作等身。可在他的後半生中，再無巨著問世。倒是在文革期間，在學術界一片荒涼的背景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與杜甫》。可惜，這朵在寒冬盛開的"鮮花"沒有給他帶來聲譽，反而只是無窮的遺憾。
　　
　　先來看看這部著作的部分章節--
　　
　　關於李白：
　　
　　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大失敗
　　待詔翰林與賜金還山
　　安祿山叛變與永王嶙東巡……
　　
　　關於杜甫：
　　
　　杜甫的階級意識，門閥觀念，功名慾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

　　論者揚李抑杜的傾向，一望可知。而在此之前，郭沫若對李白、杜甫本來有過公正的評價。
　　
　　1953年4月，郭為杜甫紀念館的題聯是：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
　　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1963年春，郭為李白紀念館的題聯是：
　　
　　酌酒花間磨針石上
　　倚劍天外挂弓扶桑
　　
　　1962年6月，為紀念杜甫誕生1250週年，郭沫若在紀念大會上致開幕詞，後來發表時特意添加了一個持論公允的標題："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
　　
　　那麼，郭沫若為什麼要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呢？
　　
　　這就要說到毛澤東--眾所周知，毛澤東最喜歡"三李"（即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三李"中又最喜歡李白。對杜甫的詩，毛澤東一向不甚喜愛。 1958年1月，在為大躍進作輿論準備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在游杜甫草堂時,毛澤東以不甚欣賞的口吻，說杜甫的詩是"政治詩"。毛澤東尤其不滿學術界"揚杜抑李"的傾向，要翻這個案。一位七十年代參加《辭海》中國古典文學條目修訂的學者回憶，他聽復旦大學教授劉大傑說過："毛主席之所以有揚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為前人對杜甫的詩注家太多，號稱千家；李白的詩注家太少，同為大詩人，注家相差卻如此懸殊，覺得有點不平，而在他看來，李白詩的成就與價值又並不在杜詩之下。"
　　
　　一向緊跟毛澤東的郭沫若，便響應號召，率先"反潮流"，寫就了揚李抑杜的《李白與杜甫》。他對寫作此書的動機的解釋甚至也與毛澤東的原話如出一轍--

"四人幫"垮臺不久，一位讀者致函郭沫若說:"我總認為您對杜甫的論述是苛刻了。"郭沫若於1977年1月覆信為自己辯護:"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聖人、當為它布（圖騰），神聖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其實，豈止一部《李白與杜甫》是為緊跟毛澤東。像前面講到的郭沫若的《咒麻雀》、《宇宙充盈歌頌聲》、《百花詩》等等，莫不是為了緊跟毛澤東。
　　
　　郭沫若對毛澤東無限崇拜，即便在個人崇拜花樣翻新的年代，他對毛澤東的崇拜照樣處於領先地位。郭沫若曾這樣解釋：
　　
　　"我坦白地說，我是敬仰毛澤東同志的。我這不是盲目的個人崇拜，我是同樣反對盲目崇拜的人。所謂盲目的個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對象並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領袖，如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我們為什麼不拜為老師？"
　　
　　郭沫若在用辭上盡量避免用"崇拜"二字，但他對毛澤東的無限崇拜還是直言不諱地表露了出來。
　　
　　正因為如此，緊跟毛澤東，歌頌毛澤東，做毛澤東的老學生、好學生，就成了郭沫若後半生的唯一使命。以至於文革前夕，郭沫若為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爭》手跡發表而撰文註解時，竟稱毛澤東的詩詞是"詩詞的頂峰"，稱毛澤東的墨跡是"書法的頂峰"，與林彪的"頂峰論"正好形成呼應。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論毛澤東詩詞墨跡還能與毛澤東高度讚揚的林彪的"四個第一"結合起來：
　　
　　……（毛澤東的墨跡）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灑、多麼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著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
　　
　　在這裡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這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
　　
　　其實還可以補充幾個第一：郭沫若對毛澤東的這種頌揚，足可以稱作中國文藝界之第一，郭沫若做毛澤東的老學生、好學生，也足可以稱作中國文藝界之第一……但所有這些，並沒有能夠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