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鐵路選擇在中共建黨八十五週年的七月一日開通，有著極其強烈的象徵性：象徵著一個古老帝國的對異族的征服，象徵著大漢族殖民主義對拓展疆域的鞏固和重新崛起——夢想成真，象徵著征服者將施舍「經濟起飛」拯救弱小民族和落後地區，……歸根結底，象徵著「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再創輝煌，所向披靡！
富有想像力的西藏問題專家、北京著名的獨立作家王力雄先生，幾年前曾經提過一個建議，大意是北京當局擬邀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擔任國家元首，屆時不但中國與西藏關係迎刃而解；而且達賴喇嘛所代表的藏傳佛教，對處於信仰真空的國人無疑是雨露甘霖；而他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及個人關係，是現任的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都及不上的。
然而中南海卻南轅北轍，雖然在國際壓力下與達賴喇嘛的特使舉行了幾輪談判，但在西藏偏偏加強了對達賴信徒的鎮壓力度。其實也難怪，中共當權者根本就處在一種不同的境界。君不見，那些城建拆遷工程，也可以毀掉代表中國文化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民怨沸騰亦在所不惜；三峽工程等所謂的大型建設項目，毀掉的文物古蹟更是不計其數。「發展是硬道理」，實力就是發言權，這就是中共的境界。
表面上看，中共似乎與他們發跡時的直接革命造反有所區別，與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也不盡相同，但是在本質上卻依然故我，仍舊是以民主的名義行專制之實，以建設和發展的名義，行破壞之實，所謂的大建設大發展往往就是打破壞的代名詞，破壞生存環境、破壞歷史文化、破壞社群關係，而且這種破壞往往是更深刻的，動輒造成無法修補的毀滅性後果。停留在這個境界中的設計師或工程師們，是決計不會把舉世關注的「世界處女地」——西藏列為特別保護區的，當然更不會讓達賴喇嘛來代表中國的，甚至都不能容忍流亡海外近五十年的達賴回到西藏。
也許，我們還可以調換一下時空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假設——僅僅是假設——中國現在具有與美國相同或相近的文明制度，他很可能像對待印第安人那樣來處理西藏問題，把西藏作為特別保護區，限制移民和開發，便成為他理所當然的選擇，藏人和藏傳佛教就會進一步為豐富其多元文化做出貢獻…… 可惜中國不是美國，西藏的宗教文化和古老文明，在他的本土已經失去了應有的也是最起碼的保障，這在達賴喇嘛眼裡固然是一種劫難；對於持強凌弱，以幫助發展、開發為名行毀滅性破壞之實，並自以為得逞的中國，又何嘗不是一種悲哀呢！不管他是以古老的漢族文明的名義，還是以中共的「黨文化」的旗幟，去同化一個迄今已然在反抗的藏文化，他都是西藏文明地地道道的破壞者，甚至就是毀滅西藏文明的劊子手，終究是要為此付出代價的——難逃歷史懲罰。
明瞭這種背景，對於青藏鐵路到底給予一種什麼樣的評價，就看你自己站在一個什麼樣的境界上。即將出版的《動向》雜誌七月號，推出了「青藏鐵路與西藏命運」的專題，希望能幫助讀者通過比較和觀察得到自己的結論。
如果你瞭解了北京處理西藏問題的境界，你就會理解香港人民何以從回歸之後政治覺悟日益提高，新一期《動向》的特輯是「香港七一遊行」，對此作了探索。實踐證明，覺醒已然成為爭取權利的前提條件。這種覺醒顯然包括著對憲政民主的認識，北京政治學家劉軍寧先生在給本刊的系列文章中指出：「憲政是針對統治者的，是管教約束統治者的。憲政對統治者來說是一個牢籠。只有把統治者關進憲政的牢籠，才能把專橫權力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歷朝歷代，古今中外，管老百姓易，管統治者難。把統治者管住了，天下也就大治了。所以真正的大治，不是看老百姓是否被管的服服帖帖，而是看統治者是否被管的服服帖帖。」
「特稿」仍是「中共派港間諜自述（二）國安部在‘六四’時」披露：國家安全部成立伊始，派系紛爭，籠罩在不滿和不詳的氣氛中。被中共潛伏在美國的特工金無怠嚇著的國安部外事處處長俞強聲，於1984 年出逃，讓國安部整個八十年代都走不出陰影。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任總書記對情報工作的態度大異其趣。89年學運使得一蹶不振的國安部漸漸恢復了生機：當他們從外國搞情報失敗了，便轉向從國內抓黑手……
國際共運史專家程映虹發來的「專稿」是，「馬共前總書記陳平回憶錄披露——鄧小平與馬共的終結」。據該文介紹，同一個鄧小平，在60年代要正在準備和平轉型的馬共恢復武裝鬥爭， 20多年後，為配合中共的政治需要和調整外交政策，又下令關閉了馬共電臺，最後導致馬共終結。(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富有想像力的西藏問題專家、北京著名的獨立作家王力雄先生，幾年前曾經提過一個建議，大意是北京當局擬邀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擔任國家元首，屆時不但中國與西藏關係迎刃而解；而且達賴喇嘛所代表的藏傳佛教，對處於信仰真空的國人無疑是雨露甘霖；而他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及個人關係，是現任的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都及不上的。
然而中南海卻南轅北轍，雖然在國際壓力下與達賴喇嘛的特使舉行了幾輪談判，但在西藏偏偏加強了對達賴信徒的鎮壓力度。其實也難怪，中共當權者根本就處在一種不同的境界。君不見，那些城建拆遷工程，也可以毀掉代表中國文化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民怨沸騰亦在所不惜；三峽工程等所謂的大型建設項目，毀掉的文物古蹟更是不計其數。「發展是硬道理」，實力就是發言權，這就是中共的境界。
表面上看，中共似乎與他們發跡時的直接革命造反有所區別，與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也不盡相同，但是在本質上卻依然故我，仍舊是以民主的名義行專制之實，以建設和發展的名義，行破壞之實，所謂的大建設大發展往往就是打破壞的代名詞，破壞生存環境、破壞歷史文化、破壞社群關係，而且這種破壞往往是更深刻的，動輒造成無法修補的毀滅性後果。停留在這個境界中的設計師或工程師們，是決計不會把舉世關注的「世界處女地」——西藏列為特別保護區的，當然更不會讓達賴喇嘛來代表中國的，甚至都不能容忍流亡海外近五十年的達賴回到西藏。
也許，我們還可以調換一下時空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假設——僅僅是假設——中國現在具有與美國相同或相近的文明制度，他很可能像對待印第安人那樣來處理西藏問題，把西藏作為特別保護區，限制移民和開發，便成為他理所當然的選擇，藏人和藏傳佛教就會進一步為豐富其多元文化做出貢獻…… 可惜中國不是美國，西藏的宗教文化和古老文明，在他的本土已經失去了應有的也是最起碼的保障，這在達賴喇嘛眼裡固然是一種劫難；對於持強凌弱，以幫助發展、開發為名行毀滅性破壞之實，並自以為得逞的中國，又何嘗不是一種悲哀呢！不管他是以古老的漢族文明的名義，還是以中共的「黨文化」的旗幟，去同化一個迄今已然在反抗的藏文化，他都是西藏文明地地道道的破壞者，甚至就是毀滅西藏文明的劊子手，終究是要為此付出代價的——難逃歷史懲罰。
明瞭這種背景，對於青藏鐵路到底給予一種什麼樣的評價，就看你自己站在一個什麼樣的境界上。即將出版的《動向》雜誌七月號，推出了「青藏鐵路與西藏命運」的專題，希望能幫助讀者通過比較和觀察得到自己的結論。
如果你瞭解了北京處理西藏問題的境界，你就會理解香港人民何以從回歸之後政治覺悟日益提高，新一期《動向》的特輯是「香港七一遊行」，對此作了探索。實踐證明，覺醒已然成為爭取權利的前提條件。這種覺醒顯然包括著對憲政民主的認識，北京政治學家劉軍寧先生在給本刊的系列文章中指出：「憲政是針對統治者的，是管教約束統治者的。憲政對統治者來說是一個牢籠。只有把統治者關進憲政的牢籠，才能把專橫權力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歷朝歷代，古今中外，管老百姓易，管統治者難。把統治者管住了，天下也就大治了。所以真正的大治，不是看老百姓是否被管的服服帖帖，而是看統治者是否被管的服服帖帖。」
「特稿」仍是「中共派港間諜自述（二）國安部在‘六四’時」披露：國家安全部成立伊始，派系紛爭，籠罩在不滿和不詳的氣氛中。被中共潛伏在美國的特工金無怠嚇著的國安部外事處處長俞強聲，於1984 年出逃，讓國安部整個八十年代都走不出陰影。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任總書記對情報工作的態度大異其趣。89年學運使得一蹶不振的國安部漸漸恢復了生機：當他們從外國搞情報失敗了，便轉向從國內抓黑手……
國際共運史專家程映虹發來的「專稿」是，「馬共前總書記陳平回憶錄披露——鄧小平與馬共的終結」。據該文介紹，同一個鄧小平，在60年代要正在準備和平轉型的馬共恢復武裝鬥爭， 20多年後，為配合中共的政治需要和調整外交政策，又下令關閉了馬共電臺，最後導致馬共終結。(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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