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毛時代的中共政權，雖然獨裁依舊，但並不狂熱，而是理智的獨裁，越來越精於利益計算。特別是六四大屠殺後，任何努力都無法緩解中共意識形態的急遽衰落，加上跛足改革帶來的惟利是圖、普遍腐敗和兩極分化，更使政權的合法性危機雪上加霜，以至於，即便是獨裁化民族主義的煽動，也無法真正凝聚民意民心。所以，中共維持政權的主要方式只能乞靈於經濟高增長和利益收買。沒落的帝制傳統、腐朽的拜金主義和垂死的共產獨裁相結合，演化為那種最壞的掠奪型資本主義和現行的灰色統治方式，極端機會主義的統治也使今日中共獨裁呈現出模糊多面的特徵。
中共的對內宣傳，既是高調灌輸也是低調勸說，既是間歇性運動也是日常性說教，既是樹典型的大會表彰儀式也是普及化的問寒問暖，既是消費娛樂也是利誘哄騙，既是硬性主旋律也是軟性大眾文化，既是強制性遺忘也是娛樂化忘卻。現在的中共政權知道：對於個人自利意識和民間權利意識不斷覺醒的中國，除了利益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六四後，它首先下大氣力進行利益收買的對象，是對政權穩定起著關鍵作用的中心城市和各界精英。儘管它也要求被統治者的效忠，但遠比毛式極權時期更為低調而實用，它知道已經無法獲得人們真心的擁護和讚美，索性就把效忠的標準降低，降低到人性良知之下，即只要求人們的犬儒態度：違心地擁護它讚美它。這就等於鼓勵和縱容人性之惡－－向自己的良心說謊。
中共政權對異見政治力量的打壓，既是跟蹤竊聽監獄也是利益收買要挾，既是惡法陋規也是灰色空間，既是政權性專政又是黑社會化暴力，既是公開批判更是秘密整肅，既是硬性手段也是人情感化（負責監管異見人士的警察們，總是以「交個朋友」的口吻開始談話），甚至在整肅那些不馴服的反抗者時，警察們也為自己留有餘地，不再用意識形態高調而是以飯碗理論來警察職業辯護。它在鎮壓著名持不同政見人士時，盡量避免製造具有道義感召力和國際知名度的民間英雄；它學會了通過逼迫著名異己分子流亡而達到一箭雙鵰的作用：既放其一條生路，以討好國際主流社會；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在國內民眾中貶損了異己人士的道義形象，從而削弱了民間反對力量的社會凝聚力和動員力。除非遭遇非常時刻或由於過度的權力恐懼而作出瘋狂的決策，否則的話，它已經越來越少地採取公開化的運動方式，而更多地使用隱蔽的曲折的甚至難以察覺的整肅方式。它採取隱秘的各個擊破的手段，希望盡量把民間挑戰悄無聲息地扼殺在搖籃裡；它盡量通過封鎖信息的方式來縮小鎮壓的負面影響，使一些著名大陸異見人士處在牆裡開花牆外紅的悖論之中。這些異見人士在國際上很有名，但在本土卻沒有大眾化的知名度，只是小圈子內的著名人物。
中共政權對於既得利益階層（官員和商人）也不完全放心，既保護縱容又防範控制。政權有意維持一種模糊而彈性的灰色秩序，既標榜依法治國又奉行實際上的人治，既鼓勵權貴們精英們發財致富又使所有既得利益者的資本積累都帶上深重的原罪：每個官員都以權謀私，每個生意人都行賄和偷漏稅，每個知識份子都攀權附貴，讓富人們的每一分錢都掙得不乾不淨。於是，獨裁者手中就握有了隨時可以追究任何人的把柄，昨天一起泡妞時還稱兄道弟，今天就可能出示拘留證；上午還是擁有億萬私產的模範企業家，還與某位高官一起出席剪綵儀式，下午可能就是一無所有的經濟罪犯，受到全社會的唾棄；去年還是人人羨慕的明星，今年就可能成為舉國矚目的囚犯；前一刻還在台上做學習「三個代表」的動員報告，後一刻就可能被中紀委雙規……在非法斂財已經普遍化的現實面前，中共政權不斷地制定越來越多的法規，不斷強調反腐敗和依法治國，但又不斷地放縱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犯法的行為。後毛時代的政權已經不喜歡意識形態上的黑白分明，但它更不喜歡現代文明的許可權清楚，而是熱衷於意識形態上的不爭論、法律的模糊和執法的任意。從統治高層的角度講，這是激烈權爭中要挾所有權貴們的最好利器，可以要挾官員們富人們對自己形成個人效忠，起碼不敢對最高權力發出哪怕是溫和的挑戰；從具體執法官員的角度講，利益驅動使他們最喜歡這種灰色，因為這能夠為他們的非法斂財提供絕好的討價還價空間。同樣的操控策略，也適用於已經下海的昔日異己分子，既給生路又手握把柄，有效地杜絕了這些人重返民間反對派的可能。
然而，實用靈活的操控方式，由於其徹底的機會主義性質，恰恰表徵著獨裁政治的末日景觀－－制度本身的漏洞百出，統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的迅速流失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基於惟利是圖的權宜性合作。小康承諾購買到的效忠，恰恰是爛透了的靈魂，在利益至上的驅動下，幾乎沒有一個官員是清白的、沒有一分錢是乾淨的，沒有一個字是誠實的。所以，中共的這一切手段，都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地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
2006年3月13日於北京家中(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中共的對內宣傳，既是高調灌輸也是低調勸說，既是間歇性運動也是日常性說教，既是樹典型的大會表彰儀式也是普及化的問寒問暖，既是消費娛樂也是利誘哄騙，既是硬性主旋律也是軟性大眾文化，既是強制性遺忘也是娛樂化忘卻。現在的中共政權知道：對於個人自利意識和民間權利意識不斷覺醒的中國，除了利益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六四後，它首先下大氣力進行利益收買的對象，是對政權穩定起著關鍵作用的中心城市和各界精英。儘管它也要求被統治者的效忠，但遠比毛式極權時期更為低調而實用，它知道已經無法獲得人們真心的擁護和讚美，索性就把效忠的標準降低，降低到人性良知之下，即只要求人們的犬儒態度：違心地擁護它讚美它。這就等於鼓勵和縱容人性之惡－－向自己的良心說謊。
中共政權對異見政治力量的打壓，既是跟蹤竊聽監獄也是利益收買要挾，既是惡法陋規也是灰色空間，既是政權性專政又是黑社會化暴力，既是公開批判更是秘密整肅，既是硬性手段也是人情感化（負責監管異見人士的警察們，總是以「交個朋友」的口吻開始談話），甚至在整肅那些不馴服的反抗者時，警察們也為自己留有餘地，不再用意識形態高調而是以飯碗理論來警察職業辯護。它在鎮壓著名持不同政見人士時，盡量避免製造具有道義感召力和國際知名度的民間英雄；它學會了通過逼迫著名異己分子流亡而達到一箭雙鵰的作用：既放其一條生路，以討好國際主流社會；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在國內民眾中貶損了異己人士的道義形象，從而削弱了民間反對力量的社會凝聚力和動員力。除非遭遇非常時刻或由於過度的權力恐懼而作出瘋狂的決策，否則的話，它已經越來越少地採取公開化的運動方式，而更多地使用隱蔽的曲折的甚至難以察覺的整肅方式。它採取隱秘的各個擊破的手段，希望盡量把民間挑戰悄無聲息地扼殺在搖籃裡；它盡量通過封鎖信息的方式來縮小鎮壓的負面影響，使一些著名大陸異見人士處在牆裡開花牆外紅的悖論之中。這些異見人士在國際上很有名，但在本土卻沒有大眾化的知名度，只是小圈子內的著名人物。
中共政權對於既得利益階層（官員和商人）也不完全放心，既保護縱容又防範控制。政權有意維持一種模糊而彈性的灰色秩序，既標榜依法治國又奉行實際上的人治，既鼓勵權貴們精英們發財致富又使所有既得利益者的資本積累都帶上深重的原罪：每個官員都以權謀私，每個生意人都行賄和偷漏稅，每個知識份子都攀權附貴，讓富人們的每一分錢都掙得不乾不淨。於是，獨裁者手中就握有了隨時可以追究任何人的把柄，昨天一起泡妞時還稱兄道弟，今天就可能出示拘留證；上午還是擁有億萬私產的模範企業家，還與某位高官一起出席剪綵儀式，下午可能就是一無所有的經濟罪犯，受到全社會的唾棄；去年還是人人羨慕的明星，今年就可能成為舉國矚目的囚犯；前一刻還在台上做學習「三個代表」的動員報告，後一刻就可能被中紀委雙規……在非法斂財已經普遍化的現實面前，中共政權不斷地制定越來越多的法規，不斷強調反腐敗和依法治國，但又不斷地放縱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犯法的行為。後毛時代的政權已經不喜歡意識形態上的黑白分明，但它更不喜歡現代文明的許可權清楚，而是熱衷於意識形態上的不爭論、法律的模糊和執法的任意。從統治高層的角度講，這是激烈權爭中要挾所有權貴們的最好利器，可以要挾官員們富人們對自己形成個人效忠，起碼不敢對最高權力發出哪怕是溫和的挑戰；從具體執法官員的角度講，利益驅動使他們最喜歡這種灰色，因為這能夠為他們的非法斂財提供絕好的討價還價空間。同樣的操控策略，也適用於已經下海的昔日異己分子，既給生路又手握把柄，有效地杜絕了這些人重返民間反對派的可能。
然而，實用靈活的操控方式，由於其徹底的機會主義性質，恰恰表徵著獨裁政治的末日景觀－－制度本身的漏洞百出，統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的迅速流失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基於惟利是圖的權宜性合作。小康承諾購買到的效忠，恰恰是爛透了的靈魂，在利益至上的驅動下，幾乎沒有一個官員是清白的、沒有一分錢是乾淨的，沒有一個字是誠實的。所以，中共的這一切手段，都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地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
2006年3月13日於北京家中(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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