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自詡為自由與人權的祖國。崇尚自由與人權的法國怎麼會與中共專制政權結盟？雞年剛過，這個多年來困擾觀察家們的問題，終於有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答案。法國著名專業作家居伊．索爾芒（Guy SORMAN）於丙戌狗年正月出版的新書《雞年》，以他在兩岸三地取得的第一手材料，向法國公眾展示了在法國報刊上往往看不到的中國現實。這本書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法國的政客與商人，如何被中共和它所謂的成就迷惑，寧願與之結盟，也不去支援中國的民主人士，並指出，這種目光短淺的危險性在於，它不僅「看不見中國的真正的現實，而且也凌辱了中國的未來」。
索爾芒不是坐而論道的學者。一九六九年畢業於國立行政學院後，他一度曾在政治學院任教， 爾後，專門從事寫作並創辦出版社。他也是國際反對飢餓人道主義組織主席。有感於資訊渠道的阻塞，索爾芒零五年一月至零六年一月，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親赴中國大陸等地，專門訪問了一大批法國報刊不大報導的中國民主人士，解析了真正的中國的現實。他把《雞年》這本書獻給了「天安門死難者母親丁子霖和政治犯師濤」。
為法輪功受迫害仗義執言
索爾芒開卷寫道：「在西方，我們把民主人士稱之為持不同政見者。這是一種縮水的提法。他們並不是邊緣人物；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代言人。自從中國被共產黨控制後，這些民主使者們一代又一代接力前進。共產黨巨大的音箱竭力要蓋住他們的聲音，我們則建議人們聽一聽他們的聲音。我們說：他們是中國的榮譽，也許就是中國的未來。」
索爾芒為此專訪了反抗共產黨的鬥士，被斥為毒草的知識份子，追求信仰的人群以及在開放改革中受侮辱，被剝削的人們。
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千百萬人被打成邪教和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幾十萬人被打成右派，實乃異曲同工，也是中共變本加厲繼續暴力治國的寫照。與被中共調教得乖而又乖或被中共嚇破了膽的文人墨客相反，索爾芒沒有迴避中共殘酷鎮壓法輪功這個巨大的現實。他寫道：「在中國，法輪功遭受迫害。它的成員被監禁，刑訊，在獄中『意外』死亡，而他們的罪過不過是加入了一個宗教，相信他們的導師，如今在美國避難的李洪志。法輪功並不想推翻共產黨，但對於共產黨來說，他們已經是不能容忍的一群了，因而也就是反黨的了。」
索爾芒指出：「法輪功之所以構成威脅，是因為它所活動的領域正是共產黨駕馭不住的信仰與良心領域。」他補充寫道：「在中國的歷史上，多少個王朝都是被會道門造反推翻的......歷史並不必然重複，不過，在北京的和流亡海外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們已經不再掩飾他們把法輪功視為他們的客觀的盟友。」
「有人認為法輪功沒有合理的內涵。但是，為民主戰鬥就要求我們支援有所不同的權利，即使我們覺得他們近似熱狂。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為什麼如今在中國，法輪功被看成是中共政權的頭號敵人，而為什麼它又在數百萬中國人中引發出那麼高漲的熱情。」
除了法輪功外，索爾芒在對其他許多被監控，歧視，虐待的個人或群體訪問後，直率地寫道：「九成五的中國人並不是共產黨員；然而，在一個極權國家，人們對黨的不滿，反對，乃至仇恨是無法度量的。調查很費勁，但不是無法完成的；別的人也在調查，記者，學者，經濟專家，大家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就是，中國人不喜歡共產黨。絕大多數中國人寄希望於另外一種少一點腐敗，多些公正的政權。」
法國漢學家三次編造中國
在「黨的末日」一章中，索爾芒把筆鋒轉向法中關係指出，法國「是中共朋友最多的地方」。法國為什麼熱衷於專制政權呢？原因就在於法國人眼中的中國並不是真實的中國，而是「編造出來的中國」。首先是三百多年前的法國耶穌會修士第一次編造中國，爾後是漢學家們在上個世紀第二次編造中國。如今，則是政客和商人第三次編造中國了。他披露：「及至前幾年，法國大學大部分學術研究的題目，仍然是孔子的哲學，宮廷的掌故；很少研究當代中國......如果說第一次編造是保守的，一九七○年代起的第二次編造號稱是進步的，但仍然與真正的現實不著邊......一位在法國，義大利均被稱為學術權威的人竟然寫道：『三年混亂之後，文化革命將開啟千年的幸福』。另外兩位新潮派哲學家把毛澤東看成是『耶穌再生』，而小紅書則是『聖經再版』了......如今的政客或商人代表團與昔日耶穌會修士一樣，只與朝廷和朝廷的官員們打交道。」
「由於檔案封存，照片稀少，影片沒有，共產黨二十世紀對中國人的大屠殺，仍然是看不見的事情。因此，法國對中國的熱忱，稍事摩登，便可一如既往了。法國歷屆政府，邁過天安門的外交門檻之後，把昔日對皇帝的讚賞轉移到了共產黨身上。中國今日的太平，嶄新的繁榮都被記在共產黨的賬上；至於這種秩序是否是警察國家強加於社會的，人們是否害怕內戰再起，這些對於法國領導人來說都無關緊要。前司法部長阿蘭佩雷菲特在一九九五年就說過：治理中國那麼一個大國，只能用鐵腕。他想像不出如今大部分民主人士都在考慮著的中華聯邦。前總統德斯坦常常以他的漢學自鳴得意。到二○○五年他還說：『中國太大了，不能組織選舉。中國人是多神論者，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個人自由，什麼是民主。』」行文至此，索爾芒按奈不住地駁斥詰問：「照這位前總統的話說，是否要禁止加拿大人和巴西人在他們那些太大的國家裡投票呢？是否要禁止印度人實踐民主，因為他們與中國人一樣信仰多神論？」
法國外交的戴高樂傳統：不管人權
右翼領導人如此，左翼呢？索爾芒寫道：「在並不熱衷人權的法國，左翼前社會黨政府外交部長韋德林擔心的是，選舉會把把一個民族主義政黨推上臺，而這個政黨對於世界秩序來說，比共產黨更危險。言下之意是共產黨不危險。這種看法在社會黨人中間相當普遍。」《雞年》作者隨即指出，中共不僅對中國人民是危險的，對它的鄰居也是危險的。
他進一步分析：「更一般地說， 法國的外交還乞靈與尊重文化差異原則，因而認為，中國人與我們不一樣，不能把人權強加給他們！這種文化相對論，亦即對中國的熱忱，對中國人民的恩賜態度，更是取自於法國的漢學；三百多年來，法國的漢學不斷分泌著關於一個聲名遠揚的永恆的中國的種種思考。」
在清算了古典漢學之後，索爾芒指出密切接觸中國現實的新一代中國問題學者已然脫穎而出，但是他們在政界還不大為人接受，他們的影響還遠遠不如前述的佩雷菲特。
因此，「總地來說，法國的外交酷似古典漢學，而自得其所。法國的官員們喜歡有中國官員陪同左右。半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法國的外交政策都乞靈於戴高樂傳統，喜歡國家與國家打交道，管它什麼人權不人權。文化多樣性的高談闊論釀造了中國有別之蜜，而把捍衛普世民主人權的道義責任拱手讓給了粗魯的美國人。」
關於中國的未來，索爾芒在《雞年》最後一章提到從爆發革命到維持威權現狀四種腳本。然而，他訪問過的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維持威權現狀是可能的，但也是無法承受的。因為，「中共的合法性首先是靠那個對它頂禮膜拜的外部世界來維持的，而外部世界往往忘記了中共並不就是中國！」
索爾芒向法國政界商界人士進言，呼籲他們像當年支持蘇聯民主人士那樣聽取中國民主人士的意見，「否則，就請不要再說是人道價值準則的化身了」。
促使○八奧運變成八八漢城奧運
索爾芒呼籲人們行動起來。他寫道，二○○八年奧運在即，中共政權對它在西方的形象很敏感；外部世界應在人權問題上向它施壓，以使北京奧運成為開創韓國民主紀元的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而不是養虎遺患的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奧運。
過去十年間，官方法國的確為中共效盡了犬馬之勞，在日內瓦埋葬中國人權提案的同時，連續向兩任中共駐巴黎大使頒發位階相當高的共和國榮譽騎士勛章；兩千年時，為迎接中共紅朝新貴，不惜冒干涉內政之嫌，在愛麗舍宮國宴上訓斥台獨，同時派出海軍在臺灣大選前夕，臺灣島門口，與中共海軍聯手炫耀武力，在光天化日之下，放出鷹犬，對手無寸竹的法輪功學員，施展雅各賓之勇；隨之，與中共結拜為「戰略夥伴」並敦促歐盟其他成員國跟進，接著又使盡渾身解數要求立即取消歐盟在六四後作出的對中共的武器禁售決定。有消息說，此舉如能成就，下一步就是承認中共為市場經濟國了。凡此種種頗使人有積重難返之感。不過，無論如何，索爾芒有一點看得不錯：「中國的變化定將比法國的中國（中共）迷們快得多。」
二○○六年二月六日
《開放》２００６年３月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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