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介紹，「斯症」的來由是：1973年8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家銀行裡闖進了兩個武裝劫匪，掃射、搶劫同時扣押六名婦女作人質。六天以後，她們被營救了。但是她們對營救她們的警察不信任，而對這兩位劫匪非常有好感，認為他們保護了她們，她們不僅不控告他們，而且其中一人與一個劫匪訂了婚，另一個人成立了基金會募款為兩個劫匪法庭辯護。怎麼一回事？社會公眾認為這六個婦女一定得了病了，一種新的病症。於是就引發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樣一個醫學、社會學、心理學上的新學科。
「斯症」的理論認為「斯症」的發生必需有四個要素：第一，該人的生命受到絕對的威脅。第二，該人清楚並認定他已決無其他生路。第三，該人得不到外界任何信息，其思想及生活都在絕對控制之中。第四，該人在絕望中受到控制他的人的小恩小惠。
西方人自1973年開始研究「斯症」。如果他們對這種病症認真當一回事，就是說這是人類社會中的一種疾病，如同流感、高血壓、帕金森症，需要好好研究的話，那麼我建議他們應該到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去。那裡有太多、太豐富的案例可供他們作研究的。
依我看中國大陸患「斯症」的人數多得幾乎無法統計。但是，很可能無法對一個個案例進行調查、診斷及治療，因為好比蚤子多了不痒，少見多怪，多見不怪，人們也許根本不認為有「斯症」這種病。
但是從「斯症」的四個要素來看中國大陸社會的狀態可以證明這類患者不僅有，而且人數眾多。
第一，中國大陸是一個嚴厲控制的社會環境，新聞、文化、教育都由中共中宣部壟斷。設法從其他途逕取得資訊的人都被認為有罪，其罪名眾多，例如「收聽敵臺」、「散佈謠言」、「發表污蔑、攻擊的言論及文章」 、「邪教」、「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
第二，整個社會高度封閉，高度控制。不僅不能有任何非政府的結社和活動（一律被稱之為反革命組織和活動），而且每個人的基本生活資源百分之百地控制在政府手中，職業、工資、戶口、房屋、教育、食物等等都依賴政府，沒有別的生路。（近二十年情況正在劇烈變化之中）。
第三，雖然不是每個人的生命時刻受共產黨的致命威脅，但是，在不停頓的政治運動及階級鬥爭中，每個人的生命沒有基本保障，上至國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隨時可能被宣告為「階級敵人」或「壞份子」。更不用說被鎮壓、被勞改的這一範圍內的人士。
第四，在上述三種情況下，中共政權確實在不同情況下用不同手段對人們施加小恩小惠。試舉一例，幾乎有整整二十年，每當過年過節時，各地政府就會給民眾額外配發幾兩白糖，幾斤豬肉，增加幾兩食用油，或每戶可買兩斤花生，或一斤雞蛋。這些恩惠對於長期生活在月月靠糧票及定量食油、雞蛋、肉、糖的人來說是多麼地喜悅，多麼感謝黨和政府關懷人民的生活。渾身感受到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幸福，感受到毛主席及黨的溫暖。又有一回聽說敬愛的周總理特別關心人民的文化生活，為此從國家特需的外匯中撥款進口了一批日本的彩電，儘管花的人民幣如果折合外匯比在國外買還多，大家還是踴躍地去爭一張彩電票。人們感激之心是如此真切。
從最近海內外沒完沒了地歌頌胡耀邦也可以看出「斯症」的蔓延程度。這些人中有的是與胡耀邦同志同道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鬥的人，他們稱頌耀邦理所當然，除了這些人，其他許多人恐怕就是患了「斯症」了。
七十年代末，當胡耀邦復出，被鄧小平及共產黨委以重任，官拜黨的總書記時，他的平反「冤、假、錯」案的政策對共產黨來說可是功不可沒，影響之深之遠是歷史上要記載的。一個人被人從地獄中拉上來時，會不感激伸手給他的人嗎？即使那個人就是推他下去的人。並且不太會去問是誰把他和其他許多人推下去的，是不是還有人在被推下去。
請看林希翎，這樣一個被欽定為右派中的「反革命份子」、桎梏十五年的人，去了法國得到了自由的生活，胡耀邦一招手，就滿面春風衣錦榮歸，對胡（黨）的感恩是多麼深切！
再看胡風，早在五十年代是共產黨領袖毛主席親自抓的反革命分子，他受到的批判、污辱、唾棄，幾乎是來自全黨，尤其是那些黨內知識份子。他大牢坐穿，死後爭得歸葬八寶山那塊專門埋葬共產黨同志的墓地的榮譽，他死而瞑目，心安理得。
又如葛佩琦，1957年右派中的反革命分子，出獄後，花了十年功夫查清並否定了他為「國民黨反動派」工作的經歷，證明他是一個自始自終的正統的共產黨員。葛佩琦山呼共產黨萬歲。
這些人都應該是劉賓雁筆下陳世忠式的「第二種忠誠」典型人物。
他們受到人間難以想像的折磨和虐待，可是他們最終還是去擁抱那些羞辱、踐踏他們的人（黨）。人間不可思議的人和事實在太多了！
他們是出於真誠的、花崗石般的信仰？還是得了嚴重的「斯症」？可能要請瑞典「斯症」專家來研究了。
我感謝瑞典人發現了這麼一種可怕的病症，我們中國人如果能很好運用這門新學科，接受它、發展它，努力戰勝和治癒眾多的患「斯症」的國人，不是吾國吾民的福祉嗎？請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作者為《觀察》發行人
《觀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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