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憶事:焚心煮骨的日子

我在「牛棚」裡蹲了兩年後,毛就發表了「五.七」指示。起初,是去郊區松江縣的辰山公社,支援「三秋」。我們這批「牛鬼」排隊下鄉,才出大門,兩邊早站好了「工宣隊」和「造反派」,又揮紅寶書,又呼口號:「打倒×××!」我們像過街老鼠灰溜溜地逃出人群的聲討。到了公社,我們睡在鋪稻草的地上,是一層薄薄的干稻草。當時,有巴金、孔羅蓀、師陀等。除了勞動,還開「田頭批判會」,吃「憶苦飯」。用米糠和野菜煮成的,炊事員給我們都換了大碗,用鍋鏟壓得緊緊的,一定要吃完兩碗,不許剩下半口。誰要噁心嘔吐了,馬上罰你多吃半碗。

到了九月份,我們第二次下農村勞動,還在辰山。仍然睡在潮濕的泥地上,鋪薄薄一層稻草。除了上回那些老「牛鬼」又添了不少小「牛鬼」。十多個人擠一間小房,像沙丁魚一樣,空隙所剩無幾。晚上,只能摸著牆走動。記得辰山那時大喇叭裡天天播「樣板戲」,從早到晚,連下雨天也不停。

1970年3月,我們這些「牛鬼」從辰山轉移到奉賢「文化干校」。這時候,作協被按軍隊編製編為上海文化系統某團四連。連長、指導員都是工宣隊的,當時奉賢的文化干校集中了上海幾乎全部的文藝工作者,有作協、劇協、音協、美協,還有話劇、京劇、昆劇、越劇、滬劇、淮劇等演出團體。男女老少,人數上千,我們這些「牛鬼」和「革命群眾」一同勞動、吃飯、睡覺。在「工宣隊」和「革命群眾」的包圍下,真是連一句話、一步路、一個眼神、一個嘆息,都受到嚴密監視。

干校是在海塘外約五華里處的一塊地。據說,這裡曾是一個鹽場。地是咸的。水也是咸的。燒的開水又苦又澀,煮出的米粥,連咸菜也不用吃了。因為鹽份大,洗的衣褲老是潮的,不容易干,在郊區辰山下稻田還要小心毒蛇,頭部三角形的蝮蛇,劇毒。可到了這裡,蛇也沒有,因為水是咸的。站在干校北邊人工的河堤上,往四下一看,到處是白花花的鹽鹼地。有時,有只雀在空曠的鹽鹼地上空悲鳴,聽了真讓人心酸。

在干校最初的勞動是加固校舍。都是蘆葦棚子,四周用蘆葦桿子圍起來,再塗上很薄的一層泥。棚架是用竹子紮成的。頂上蓋一層油毛氈。再鋪一層稻草。海邊風大,吹得棚子吱吱發顫。雨天棚頂漏水,在棚子裡積成一個個水窪。棚子總是隨時要被刮倒的樣子。給棚頂加蓋稻草,給蘆葦牆泥巴,是我們「牛鬼蛇神」經常性的勞動。

在下干校的人中,巴金年近七旬,屬於最老弱的。長期肉體折磨、精神打擊,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屬他摔跤最多。颳風、下雨、開會、上廁所,他總是一腳高一腳低。當地都是泥濘路,經常會聽到有人摔跤,但十有八九是巴金摔了。他的衣褲上老是留著摔跤的泥印子。

白天參加勞動回來,晚上還要開會。讓我們集中在一起,由造反派監督著互相揭發批判。由於我們彼此都是熟人,多年舊友,相知很深。工宣隊和造反派都鼓勵我們狠挖、猛揭。但當時,大家都已同為不幸之人,誰還肯投井下石?儘管工宣隊和造反派大聲催促,警告說:「互相包庇,罪上加罪!」甚至點名「勒令」發言,但效果不大。有的人勉強說話,也是避重就輕,敷衍了事。大家處境尷尬,就這麼煎熬著,渡過這一段開會時間。當時,劇作家柯靈坐了三年牢,到干校繼續改造,和我編一個班組。

我們有一個勞動項目是抬運糞水。在我們住的蘆葦棚後面,有一個廁所,是用蘆葦牆圍成的,通著一個露天的大蓄糞池。我們要把這個糞池中的糞水運到耕地邊的另一個大化糞池。大約要相距一里地。清明前後,正是春雨連綿。天上下著小雨,我們用一個長柄糞杓,一杓一杓將糞水盛在糞桶裡,然後抬到一里外的化糞池。我們都是些老弱病殘,肩上壓著滿桶的糞水,頭上往下淌雨水,腳下是沒腳踝的泥。只要腳下一打滑,即便不跌跤,桶裡的糞水也會濺得你一身一臉。要真的跌了,還要受到指責,說你勞動態度有問題。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糞倒入化糞池,濺起老高的糞水,幹完一趟活兒,巴金的臉幾乎成了「花貓」了。巴金總是默默地忍受,很難看到他有驚慌或是激憤的表情。

干校裡的學員,按規定是半天勞動,半天學習。不過我們這些「專政對象」基本上是整天勞動。最初一年,各連隊普遍種稻子。我少年時候,幹過農活,拔苗、插秧,我還能勉強應付。困難的是我有脊椎病,不能長期彎腰。在施肥時,我們「老弱」挑不了重擔,就派給送空糞桶的活。這是輕活可是也不易。雙手提著兩隻桶,腳下是泥,身子一失去平衡,桶底就會碰到稻秧,有時還會把秧踩倒。這樣就會經常遭到訓斥和嘲笑。

第二年,我們四連改種蔬菜。活兒就輕鬆了許多。加上已經過了一年鍛練,對育籽、播種、施肥、松土,還有選秧,我們都還能勝任,不再動輒挨批。我和巴金老被派到一起,成了「老搭檔」。此外,我們還收油菜籽、摘棉花。相比之下,收油菜籽難度比較大,手腳不小心,熟了的菜籽就撒在地裡了。

有一個時期,我被派到豬棚養豬。在附近小河裡撈浮萍,煮豬食餵豬仔。還打掃沖洗豬棚,這一套活,我都能從容地做。我也被派去趕鳥。稻子成熟時候,鳥都來吃稻子,我就扛一個長竹竿,竿頭上吊一個剪成人形的東西,手裡提一面小鑼。揮一通長竿,打一遍鑼。盡情地呼喊,也趁機排泄一下胸中的鬱悶。

由於當地十分潮濕,宿舍床底下也長出了蘆葦。我的脊椎病癒來愈嚴重,右側的腰和腿劇痛,連腳跟也腫了,走路一跛一跛。工宣隊和造反派開恩,改派我到工具間搓草繩。因為瓜架需要大量的草繩。巴金也被照顧,同我作伴搓草繩。我在家鄉幹過農活,搓草繩不難事。巴金缺乏經驗,搓出的草繩總是松鬆垮垮。但是他勤學苦練,很快就學會了。

我和巴金還被排到食堂裡去。有時是揀菜,有時是洗碗筷。在機關監督勞動時,巴金和魏金枝被派到廚房幫廚,曾經讓警惕高的「革命群眾」轟出去,說:「像他們這樣的反動分子,怎麼可以進入廚房重地?」到了干校,對我們的防衛似乎鬆了,不僅可以在食堂裡勞動,還可以同別的單位派來幫廚的老「牛鬼」接觸談話。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牛鬼蛇神」曾經在石門路的大「牛棚」和我們作協的「牛鬼」關在一處,可以說是「老夥伴」。所以,有機會在干校食堂重聚,自然分外親切。有時,還敢小聲開幾句玩笑。可惜,他們「人藝」的牛鬼蛇神有幾名情節嚴重,到了干校仍被隔離。關在三面臨水的屋子裡,勞動也不讓參加。我們很想見他們一面也辦不到。

除了這些比較固定的勞動,還有一些臨時性的差使。文化干校的人多,糞水也多。因為地裡用不了,就用水泥船運到別處去。水泥船就泊在宿舍後面的人工河裡。這個活主要也由我們「牛鬼蛇神」負責。挑糞或抬糞上下堤很重,濺出來糞水不說,要是不小心跌跤,跌到河裡,問題就大了。

經常有滿載磚瓦的運貨船到干校來。搬運磚瓦就成為緊急任務,因為運貨船急待交貨。這雖然不是髒活卻是重活,主力當然也是我們「牛鬼蛇神」。幹活時,每兩三個「牛鬼」中間插一位造反派或工宣隊老師傅,起監督作用。集體排成長隊,傳遞磚瓦。造反派都是年輕小夥子,手腳麻利。牛鬼大多是老弱,動作遲緩,而且難免失誤。因此,隊伍裡
不時發出斥責聲。

下干校前,在上海,白天蹲「牛棚」,晚上仍然能夠家與家人生活在一起。到了干校,無時無刻不處於監視之下。白天下地勞動,是「革命群眾」、工宣隊老師傅監督,在食堂買飯必須排在「革命群眾」的後邊。特別是在宿舍,我們牛鬼蛇神一般都睡在上鋪,這樣更便於睡下鋪的「革命群眾」監督。我們一舉一動都必須小心翼翼,免得受到訓斥。晚上睡覺,爬到上鋪去時,必須輕手輕腳,躺下時不能隨意翻動,連咳嗽也不敢大聲。半夜下床小便,打擾了睡在下鋪的「革命群眾」就麻煩了。在這樣的包圍中,笑是不可以的,嘆息也會招來可怕的災難,「你嘆什麼氣!你還敢發泄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不滿?」

在我對面鋪位,有一個造反派小頭頭,是某大學中文系畢業生,分到作家協會當幹部,是四人幫寫作班子「石一歌」之一員。文革運動中革命性極強,是干校四連的監督組成員,負責管理作家協會的牛鬼蛇神。總是千方百計在我們面前顯示他的「權威」。他以「看牛人」自居,自認為看「牛」有術,還把經驗總結成文,題為《看牛人手記》,發表在造反派主辦的壁報上,引起一陣轟動。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受批判的重點。到了奉賢干校,仍然被經常押回上海,在各學校、工廠游鬥。有時,巴金正在田裡幹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裡吃飯,只要工宣隊和造反派頭頭一聲令下,他就得丟下飯碗,或丟下鋤頭,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幾天。他的鋪位,就在我的斜對面,到了晚上巴金經常做惡夢,發夢囈,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隊老師傅擔心他半夜作惡夢會從上鋪跌下來,讓他與「革命群眾」交換了床位。有天晚上,我又被驚醒,原來巴金又作惡夢了,大聲喊叫,從床上滾到地下。如果他還睡上鋪,這樣一滾可能摔成殘廢了。因為巴金常常作惡夢,造反派認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來。作為專政對象,作夢的自由也是沒有的。

按規定,干校學員每月放假四天,可以回家一次。但對我們這批「專政對象」,要看你表現怎樣。我老被認為表現不好,被取消假期。在別人回市區的時候,我留在干校打掃衛生或到食堂洗碗揀菜。回市區的辦法通常是,從干校到塘外鎮這一段走水路,約十來里水路,造反派頭頭們坐在大水泥船上,由我們「牛鬼」在河堤上拉縴前進。到了鎮上,會有一輛卡車等著,一般是少數造反派頭頭們先上車,選了好位置坐定了,再把運回市區的大包小包搬上車,然後是「革命群眾」,最後才是「牛鬼神蛇」。車了往往裝得很滿,我們勉強擠在最後面,屁股坐在擋板上。一路上手必須抓牢一件東西,生怕跌下去。有一次。我回家心切,正跟在「革命群眾」後面往車上爬,一個才剛剛趕到的「造反派」一把抓住我的領子把我拖下來,罵:「我還沒有上車,你倒搶在我前面,人要趕死呀!」還惡狠狠宣告要取消我回家權利,我當時真想一頭紮進路邊的深水溝,結束我的生命。幸好身邊一個牛鬼一把拉住我,又順手推我上了車。當時我覺得天昏地暗,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從鎮上到市區黃浦江碼頭,一個多小時裡,我把頭埋在行李堆裡,簡直淚如泉湧。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變得那麼軟弱,我受過的苦難,受過的凌辱已無數次了,可從來沒有這麼無力自製。?

四天假期,有兩天花在來回的路上,在家裡只能睡三個晚上。我變成了一
個非常戀家的人。妻子已成了「反革命家屬」,兒子是「狗崽子」。我們已被從大房間轟出,擠住在一間小小的北房。冬天見不到陽光,夏天不透風。但這裡畢竟可以免去批判、責罵,享受一點溫暖,喘一口氣。因此,我在第四天該回干校時,總是拖到午後才動身。

我由於脊椎病惡化,市區醫院給我開了假條,建議留在家裡治療,我把假條託人送到干校。很快,作家協會的工宣隊接到干校工宣隊電話,上門來勒令我回干校,不許延誤半天。當我獨自一人乘郊區車趕到塘外,又獨自一人從鎮上步行回到干校,已經是在傍晚。這邊已是海塘之外,沒有村子,一片荒寂,樹木也極少,只有烏鴉在天上哀鳴,情景淒涼。走在人工河邊的小路上,我覺得自己是在一步步走向黑暗的地獄。

後來,我讀楊絳的《干校六記》,很不以為然。在干校,今天活著,不知道明天怎樣。怎麼可能去《記閑》呢?文章避重就輕,「小點綴」「小穿插」,怨而不怒。干校多人的血淚,在她筆下都變成淡泊與笑談。我是不滿意的。

「9.13事件」後,干校秩序有些失常。一名被隔離審查的劇團的牛鬼,趁監督人員疏忽大意,逃出了隔離室,和追趕他的人捉迷藏,鬧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笑話。於是,我們四連的工宣隊採取預防措施,派人值夜監視,防止牛鬼中有人逃跑離校。這樣的「苦差」,也是從「牛鬼」隊中選人擔任。我這個老「牛鬼」竟然也被看中。讓我從晚上十點至十二點,在蘆葦棚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守夜。如果發現有牛鬼起床出逃,必須馬上報告。這是由「牛鬼」監督「牛鬼」的方法。干校的夜晚,蚊子很多,防不勝防,我不停地揮動麥桿製成的破扇子,驅趕蚊子。干校的秋夜,也是一片淒涼。我雖然右側腰腿疼痛,足後跟腫了,仍然產生了想嘗試逃跑一下的念頭。我認為,他們不會料到守夜的人會自己逃跑,足跟腫了走不動路也不礙事,只要從海堤上往海裡一跳,什麼都了結了。我正這麼想著,忽然從蘆葦棚後面閃出一個人影,嚇得我毛骨悚然。原來是一位工宣隊老師傅在巡查監督。他讓我回棚子裡去睡覺。我回到上鋪,卻難以入睡,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書中記述了苦役犯被強制勞動、集體生活的痛苦。寫了他們渴望自由,不間斷的逃跑。這一些苦役犯所思所想的,也是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所思所想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書中寫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埋葬在這堵獄牆之下了,有多少偉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毀滅了啊!他們也許是最有才華的人。然而,他們那強大的力量卻白白被毀滅掉了,被瘋狂地、非法地、無可挽回地毀滅掉了。這是誰的過錯呢?究竟是誰之罪呢?」在干校的這個夜晚,我也向自己提出了這個疑問:「這是誰的過錯?是誰之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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