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紀念胡，讓誰更糊塗？

胡錦濤三年前取代江澤民成為中共總書記時，海外中國問題觀察家和大陸內外異見人士外界對他抱有很大希望，如果說他會為六四平反的猜測還是一廂情願的話，那麼對胡錦濤會在政治改革上有大動作的期待則是有足夠的理由的。胡錦濤上臺之後，大到非典疫情的危機管理，小到對國家領導人公開活動的儀式上的刪煩就簡，的確表現出了與江澤民不同的執政風格，「七民主義」和「和諧社會」等新概念也讓人們浮想聯翩。

但是，胡錦濤在「該軟的軟」的同時，也「該硬的硬」，在採取了一些「親民」政策的同時對民間維權運動堅決彈壓，對媒體特別是網路的控制更加嚴厲。2004年9月之前，人們想當然地替胡錦濤解脫說，胡錦濤在政治改革上的拘謹是一種韜光養晦，但是他接過江澤民手裡軍權全面穩固了自己的權力後，仍然沒有顯示出一個政治改革的清晰輪廓，Who is Hu?仍然是一個讓人迷惑的問題。一些人對胡失去了耐心，認為胡錦濤仍然是個跳不出舊體制的強硬派。

胡錦濤拿胡耀邦90誕辰做的文章官方版還沒出爐，各種解讀版就已經流行坊間，歸納起來有：胡錦濤朝著最終解決趙紫陽和「六四」問題邁出一步；紀念胡耀邦不等於胡錦濤走溫和路線和要為平反六四；胡錦濤是想報答對胡耀邦的伯樂知遇之恩；胡錦濤想藉此來爭取民心，向國際社會、知識屆、異議人士和民間發出和解信號；胡錦濤通過提倡胡耀邦的開明、親民和廉潔進行黨內廉政教育。

紀念活動等於是為胡耀邦平反或者恢復名譽嗎？

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錯誤」是不一樣的。趙紫陽的錯誤是「分裂黨」，而胡耀邦的錯誤只是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中共對胡耀邦的蓋棺定論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的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趙紫陽至死還背著「犯有嚴重錯誤」的罪名。在今日中國，資產階級全面戰勝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中「超女」輩出，「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已經不能算是什麼錯誤。

紀念胡耀邦與政治風險

但是，胡耀邦的去世畢竟是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導火索，高調紀念胡耀邦必然引出六四的評價問題。不管胡錦濤是否願意或者在願意的情況下有沒有勇氣去重新評價六四，他對其中的政治風險應該是有充分的考慮的。可以根據常識認為，胡錦濤應該是在感覺不會有什麼政治風險後才要拿胡耀邦做文章的。當初黨內排擠胡耀邦的人如今或者已經作古，或者即使不是生理上也是政治上成為了植物人，所謂的黨內的極左保守派實際上是已經不存在了。但實際潛在的危險則是，政治事件有自己的內在發展動力，紀念胡耀邦不可避免地會被解讀成為六四平反的鋪墊，而且這與胡錦濤本人是否真的有這個目的無關。平反六四必然導致政治上對中共的合法性的徹底清算，除非胡錦濤有浴火重生的膽量，否則他不會冒政治風險，讓紀念胡耀邦成為平反六四的一個鋪墊。

胡錦濤是想報答對胡耀邦的伯樂知遇之恩嗎？

胡耀邦只是把胡錦濤領進了中南海的大門，而真正把胡錦濤立為中南海第四代掌門人的，還是鄧小平。胡錦濤是否有必要為了向一個去世前就淡出權力中心的所謂恩師表示感恩而冒政治風險，是大可值得懷疑的。

誰與誰和解？

如果把紀念胡耀邦解讀為一種「和解」信號，那麼也要看信號的接收者是誰。泛泛地說「民間」是沒有意義的，向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的人群發射同一個波長的政治信號是沒有效果的，一個被拖欠工資的民工不會關心胡耀邦的名譽問題。如果不是把知識界等同於政治異議群體，那麼胡錦濤是否有與之「和解」的必要都是一個問號。即使是在異議人士中，胡耀邦作為一種政治符號也有著不同的意義。對於八九年以後在海外活動的中國異見人士來說，高調紀念胡耀邦無疑是一個善意的和解信號，但對於近年活躍在國內的以維權為標誌的異議人士來說，胡耀邦不能成為和解社會衝突的一個信號。

有了焦裕祿，還需要胡耀邦嗎？

胡耀邦是否能成為共產黨廉政教育的一個道德標準，恐怕胡錦濤也會表示懷疑。中國的腐敗問題是一個制度問題，傳統政治宣傳方式的和使用傳統革命話語的榜樣教育對於整治腐敗來說已經被證明完全無效，這已經是一個社會共識，如果中國社會還有什麼共識的話。用胡耀邦的「開明、親民和廉潔」來向黨員幹部進行道德上說教，無異於是一份宣布無法整治腐敗的政治破產書。

為什麼胡總髮出矛盾信號？

對於海外中國問題觀察家和異議人士來說，胡錦濤三年以來一而再再而三地讓他們跌破眼鏡，「始終發出矛盾的信號，有時顯得開明，有時又很專制」(海外中文網際網路上的一篇文章，作者不詳)。除了把胡錦濤簡單地歸結為「強硬派」，有關中國政治批評的話語給人的感覺是已經失去了對胡錦濤或者說「胡溫政權」政治行為的辨析能力。

對於政治異議來說，把胡錦濤的執政理念歸結為「只是為了保持共產黨的統治權」是一種最常見的也是一種最偷懶的辦法，而且事實上胡錦濤的「保先」之類的辭藻也暗示和鼓勵了這一思路。但是，這一明顯帶有大衛.伊斯頓(David Easton)政治系統理論色彩的思考方式在方法上的一個致命缺陷就是容易陷入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循環論證。正是「為了統治而統治」能解釋太多的東西，因此這一理論在解釋現實時基本上是蒼白無力的。

胡錦濤的一些表現常常是在開始時被外部觀察者誇大了其用意和影響，其結果就是期望的一次次落空。對胡耀邦90誕辰紀念活動的種種猜測也正在為這一模式提供一個新的佐證。考察一下圍繞這一紀念活動的評論關鍵詞，就會發現「平反」、「民心」、「民本」、「民主」、「政治改革」和「開明」等在不同話語系統有不同意義的詞彙被不加區分地濫用。當以自由民主主義為政治理念的異議人士評價依然使用中國共產黨話語系統的胡錦濤和胡耀邦時，就出現了使用「平反」這樣的同樣的語言但實際上在自說自話的窘境。一個現實政治體制的轉變只有在清理了舊的話語系統後才能梳理出其轉變的輪廓，而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是在舊的話語體制中的一種悄悄蛻變，因此觀察者往往不知不覺中更容易用習慣的語言來描述其中的「舊」，而無法把握其中的「新」。

如果在語言的混亂之外在出現價值參照系的混亂，胡紀念胡帶來的糊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當你用自由民主主義的價值觀念來估量胡紀念胡所蘊涵的意義時，你的期望是必然要落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