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纪念胡，让谁更糊涂？

北京纪念胡耀邦九十诞辰成为近日中国政治的最热点新闻，海外中国观察家和异见人士的想象力立即变得异常活跃。然而，如同以往一样，胡锦涛在唤起外界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期望的同时，必然又给人浇一头冷水，让人越发看不懂。胡耀邦纪念会还没有开始，大陆内外媒体和有关人士的言论自由就受到了箝制和打压。
Who is Hu?

胡锦涛三年前取代江泽民成为中共总书记时，海外中国问题观察家和大陆内外异见人士外界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如果说他会为六四平反的猜测还是一厢情愿的话，那么对胡锦涛会在政治改革上有大动作的期待则是有足够的理由的。胡锦涛上台之后，大到非典疫情的危机管理，小到对国家领导人公开活动的仪式上的删烦就简，的确表现出了与江泽民不同的执政风格，“七民主义”和“和谐社会”等新概念也让人们浮想联翩。

但是，胡锦涛在“该软的软”的同时，也“该硬的硬”，在采取了一些“亲民”政策的同时对民间维权运动坚决弹压，对媒体特别是网络的控制更加严厉。2004年9月之前，人们想当然地替胡锦涛解脱说，胡锦涛在政治改革上的拘谨是一种韬光养晦，但是他接过江泽民手里军权全面稳固了自己的权力后，仍然没有显示出一个政治改革的清晰轮廓，Who is Hu?仍然是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一些人对胡失去了耐心，认为胡锦涛仍然是个跳不出旧体制的强硬派。

胡锦涛拿胡耀邦90诞辰做的文章官方版还没出炉，各种解读版就已经流行坊间，归纳起来有：胡锦涛朝着最终解决赵紫阳和“六四”问题迈出一步；纪念胡耀邦不等于胡锦涛走温和路线和要为平反六四；胡锦涛是想报答对胡耀邦的伯乐知遇之恩；胡锦涛想借此来争取民心，向国际社会、知识届、异议人士和民间发出和解信号；胡锦涛通过提倡胡耀邦的开明、亲民和廉洁进行党内廉政教育。

纪念活动等于是为胡耀邦平反或者恢复名誉吗？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错误”是不一样的。赵紫阳的错误是“分裂党”，而胡耀邦的错误只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中共对胡耀邦的盖棺定论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的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赵紫阳至死还背着“犯有严重错误”的罪名。在今日中国，资产阶级全面战胜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中“超女”辈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已经不能算是什么错误。

纪念胡耀邦与政治风险

但是，胡耀邦的去世毕竟是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导火索，高调纪念胡耀邦必然引出六四的评价问题。不管胡锦涛是否愿意或者在愿意的情况下有没有勇气去重新评价六四，他对其中的政治风险应该是有充分的考虑的。可以根据常识认为，胡锦涛应该是在感觉不会有什么政治风险后才要拿胡耀邦做文章的。当初党内排挤胡耀邦的人如今或者已经作古，或者即使不是生理上也是政治上成为了植物人，所谓的党内的极左保守派实际上是已经不存在了。但实际潜在的危险则是，政治事件有自己的内在发展动力，纪念胡耀邦不可避免地会被解读成为六四平反的铺垫，而且这与胡锦涛本人是否真的有这个目的无关。平反六四必然导致政治上对中共的合法性的彻底清算，除非胡锦涛有浴火重生的胆量，否则他不会冒政治风险，让纪念胡耀邦成为平反六四的一个铺垫。

胡锦涛是想报答对胡耀邦的伯乐知遇之恩吗？

胡耀邦只是把胡锦涛领进了中南海的大门，而真正把胡锦涛立为中南海第四代掌门人的，还是邓小平。胡锦涛是否有必要为了向一个去世前就淡出权力中心的所谓恩师表示感恩而冒政治风险，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谁与谁和解？

如果把纪念胡耀邦解读为一种“和解”信号，那么也要看信号的接收者是谁。泛泛地说“民间”是没有意义的，向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的人群发射同一个波长的政治信号是没有效果的，一个被拖欠工资的民工不会关心胡耀邦的名誉问题。如果不是把知识界等同于政治异议群体，那么胡锦涛是否有与之“和解”的必要都是一个问号。即使是在异议人士中，胡耀邦作为一种政治符号也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八九年以后在海外活动的中国异见人士来说，高调纪念胡耀邦无疑是一个善意的和解信号，但对于近年活跃在国内的以维权为标志的异议人士来说，胡耀邦不能成为和解社会冲突的一个信号。

有了焦裕禄，还需要胡耀邦吗？

胡耀邦是否能成为共产党廉政教育的一个道德标准，恐怕胡锦涛也会表示怀疑。中国的腐败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传统政治宣传方式的和使用传统革命话语的榜样教育对于整治腐败来说已经被证明完全无效，这已经是一个社会共识，如果中国社会还有什么共识的话。用胡耀邦的“开明、亲民和廉洁”来向党员干部进行道德上说教，无异于是一份宣布无法整治腐败的政治破产书。

为什么胡总发出矛盾信号？

对于海外中国问题观察家和异议人士来说，胡锦涛三年以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他们跌破眼镜，“始终发出矛盾的信号，有时显得开明，有时又很专制”(海外中文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作者不详)。除了把胡锦涛简单地归结为“强硬派”，有关中国政治批评的话语给人的感觉是已经失去了对胡锦涛或者说“胡温政权”政治行为的辨析能力。

对于政治异议来说，把胡锦涛的执政理念归结为“只是为了保持共产党的统治权”是一种最常见的也是一种最偷懒的办法，而且事实上胡锦涛的“保先”之类的辞藻也暗示和鼓励了这一思路。但是，这一明显带有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政治系统理论色彩的思考方式在方法上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容易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论证。正是“为了统治而统治”能解释太多的东西，因此这一理论在解释现实时基本上是苍白无力的。

胡锦涛的一些表现常常是在开始时被外部观察者夸大了其用意和影响，其结果就是期望的一次次落空。对胡耀邦90诞辰纪念活动的种种猜测也正在为这一模式提供一个新的佐证。考察一下围绕这一纪念活动的评论关键词，就会发现“平反”、“民心”、“民本”、“民主”、“政治改革”和“开明”等在不同话语系统有不同意义的词汇被不加区分地滥用。当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政治理念的异议人士评价依然使用中国共产党话语系统的胡锦涛和胡耀邦时，就出现了使用“平反”这样的同样的语言但实际上在自说自话的窘境。一个现实政治体制的转变只有在清理了旧的话语系统后才能梳理出其转变的轮廓，而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是在旧的话语体制中的一种悄悄蜕变，因此观察者往往不知不觉中更容易用习惯的语言来描述其中的“旧”，而无法把握其中的“新”。

如果在语言的混乱之外在出现价值参照系的混乱，胡纪念胡带来的糊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当你用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念来估量胡纪念胡所蕴涵的意义时，你的期望是必然要落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