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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局的都是最好的 五十五萬知識份子成右派

 2005-11-09 05:48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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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時候就聽大人說過,右派都是有本事的。那時我還不知道右派是怎麼一回事。後來觀察五十年代的中國歷史,特別是反右這一段,我最大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最好的出局

反右時,中國大約有五百萬高級知識份子,這是毛澤東講話時經常提到的,毛澤東觀察事物的一個典型思維是,他認為無論什麼群體,一般來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好人,百分之十是有問題的,只要掌握了那百分之九十,事情就好辦了。反右的最後結果是有五十五萬知識份子成了右派,這五十五萬知識份子是些什麼人呢?大體可以說就是那些最好的知識份子。不能說沒有成為右派的就不是最好的,但可以說出局的都是最好的。

我們今天都在反思我們的文化,這個文化的特徵就是最好的出局,可以說,我們現在一切問題的根源都出在這裡。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學術界後繼無人,學術水平一代不如一代。這些話雖然不能太認真,但這些話裡所隱含的事實判斷卻是準確的,如果現在學術界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那到是一件說不過去的事了,因為從邏輯上講,最好的出局以後,就不會有最好的結果了,這是常識。

先說法學和社會學。這兩個學科在五十年代初就明令取消了,據我所知,中國第一流的法學家,在五十年代的反右中,很少不成為右派的。錢端升、陳體強、譚惕吾、韓德培、樓邦彥、王鐵崖,不用查資料,一數就是一大串。社會學家可以說是全軍覆沒,從老一代的陳達、李景漢、潘光旦到晚一點的費孝通、吳景超,幾乎無一倖免。中央是這樣,地方上也如此。史學界向達、王利器、葉遐庵;雷海宗;新聞界徐鑄成、儲安平、陳銘德、彭子岡、浦熙修、陸詒等等,文學界就不用說了。

對於這些早已成名的人來,他們的右派命運還比那些沒有成名的人要稍好些,因為倒霉時已建立了自己的學術地位,日後也許還有東山再起的時候。而那些當時還在大學讀書的學生,一成了右派,一生也就毀了。我曾經在一篇《林希翎和學生右派》的論文中專門說過這個問題。因為這裡有再個相反的事實存在。那些當年在學校成為右派的學生,一般有兩個特點,一是思想活躍,二是聰明(智商)過人。如果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中,後來成為右派的那些人,應該是社會各界的第一流人材。現在的問題是那些當年的右派後來在各自的學術領域,基本沒有成為第一流的專家。因為右派生涯已是非人的生活,二十年後重回社會,他們已經不可能再成為第一流的專家了。比如林希翎、譚天榮。反右在大學裡造成的最後結局是這樣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後,那個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終佔據大學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業務上也還說得過去的人。

我以北京大學為例。反右時北大最著名的兩個文學社團是「廣場」和「百花學社」。這兩個社團裡的活躍人物,本來是最有可能成為日後中國學術界主力的,但現在事實是他們沒有成為學術界的主力,而是那時沒有他們活躍的人最終成了學科帶頭人。比如寫了《是時候了》的張元勛、瀋澤宜等人,二十年後他們也重新回到了學術界,但都沒有再能成為他們所在學科的主力。還有北大物理系的劉奇弟,據說他當年在物理上的才華讓北大物理系王竹溪先生都很吃驚。龍英華(哲學)、陳奉孝(數學)、張景中(數學)、葉於生(哲學)、楊路(數學)王國鄉(新聞)、崔德甫(中文)許南亭(數學)、瀋迪克(物理)、杜嘉蓁(俄語)、李任(中文)李燕生(化學)、譚金水(日語)、張志華(中文)、蔣興仁(生物)這些「廣場」和「百花學社」的主要成員,除了張景中先生在專業上成了學科帶頭人之外,其餘的人可以說,他們後來的成就和他們當初的天資是不成比例的。

去年秋天,我曾在山東曲阜和張元勛先生談及我的看法,他也非常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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