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上海殺人事件(上)

初次勝利──紅色特務隊首領的投誠
  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封閉的很嚴密,在我擔任這個工作最初一年之間,從各方面摸索,始終找不到門逕。直到年度終了,忽然來了一個機會,使我能從此敲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大門。
  那是民國二十年(一九叁一)的歲末,蔣委員長正由南京到漢口去親自佈置江西的剿共軍事。這時,漢口市上突然出現一個從上海來的魔術團。主持人黎明,約二十八、九歲,上海人,中等身材,是一個外形很結實的中型胖子,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術,手法巧妙,極博得觀眾的喝采。黎明的另一傑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裝術,他每次登臺,總是扮成一個高鼻子、小鬍子的西洋紳士模樣,從未曾以廬山真面目示人(這一點,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識破。),黎明除了表演魔術之外,更擅長交際,說話很有風趣,處世經驗豐富到和他的年齡不相稱的程度,人情味很濃厚,善於揣摩人的心理,對人的態度永遠是那麼和藹、誠懇,而使人樂於和他親近。黎明自己不常出門,但來訪的人很多,身份很雜,九流叁教,無所不有。這樣一個突出人物,忽然出現於漢口,立刻引起我們在漢口方面的同事的注意,經過他們的秘密偵查,發現可疑之點甚多,尤其來往之人,大都是在武漢容共時期接近過共產黨的嫌疑人物,因此,斷定他是一個與共產黨有關係的分子,□是不知其過去經歷,而他又與武漢的上層官方人士保持接觸,故而不便採取行動,恰巧有一天,他在路上步行,被我的一個同事看見,此人從前原是他的部下,經他的報告證實,這個魔術師的黎明,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共產黨紅色特務的創始人兼首領顧順章,於是便把他秘密逮捕。
  我在南京得悉找到顧順章的消息,興奮的跳起來,立刻密電漢口,要他們迅速解到南京,叁天以後,我在一個秘密的辦公室裡和他單獨談話。在見他以前,我已確定計畫要爭取這個人,期望以他為橋樑,讓我們能從此踏進神秘嚴密的共產黨地下組織之門,但是,那時和這樣一個有地位的共產黨人物談話,尚無經驗,我將怎樣爭取他過來呢?我想,先對他作一番心理觀察和分析是必要的。我先要瞭解他參加共產黨的動機,和他對政治的實際瞭解程度,然後才好設計進行勸說。於是,我開始先和他作不著邊際的泛談,仔細觀察他的性情,然後以關切的態度詢問他過去經歷,並交換一些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意見,這樣談話下來,我對他產生的初步印象是這樣:他對共產黨的「主義」並無深切的瞭解,因而也並不怎樣熱烈的愛好;他在特務技術方面雖有驚人的造詣,但對政治認識卻極簡單幼稚,他□是基於共產黨對他所灌輸的歪曲宣傳所造成的所謂「階級仇恨」,才盲目的做了共產黨的劊子手。像這樣一個人,我肯定他能夠爭取過來的,於是我直接了當地向他分析中國政治社會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告訴他國民黨的革命目的,最後指出共產黨賣國殃民的種種事實,並著重指出如繼續為共產黨作工具,結果□有死路一條。因此,我建議他下決心脫離共產黨的罪惡集團,回歸到國家的懷抱裡來,我保證將毫無成見地熱誠歡迎他。
  這是友誼式的談話,我完全當他是個普通朋友看待,並不當他是犯人,他在進我辦公室的時候,也看出來這是一幢普通辦公和會客之用的房子,並無用來拘留犯人的特別設備,這當然也能表示我招待他的「誠意」。這一切,完全出於顧順章的意料之外。在他見我之前,腦海中存著被共產黨長期麻醉所形成的恐怖印象,以為一到了我們這裡,必然遭遇到殘暴無比的酷刑,結局□有一死,不想我竟這樣有禮貌的對待他,證明過去共產黨對他所說的一切,至少目前就有一部分不合於事實,連帶地對共產黨的信仰,發生動搖,使我能當時覺察到的,就是他的臉部的「敵意」的表情逐漸淡消下去,這是扛示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線,甫經接觸便告崩潰了。經過這樣的懇切談話之後,顧順章先要求給他一個考慮的時間,我答應了,約定在二小時之後,聽他的答覆。結果,他答應「轉變」。
  顧順章表示願意轉變之後,立刻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他說出追隨我左右,掌管機要文書的一個得力助手,原來是共產黨派來的姦細,這使我大為驚訝。此人系我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負責籌備中國無線電商報時招考進來的職員,以我叁年來的觀察,相信他是一個不怕辛勞,忠於職守的幹練青年,平日埋頭作事,不問外務,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這樣一個循規蹈矩的模範職員,竟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諜,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報告顧順章被捕的電報,就是他親手譯出,當面交給我的。當時我尚存萬一之想,希望這個消息不是事實。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此人一走,立刻意識到事情有點不妙,最著急的還是顧順章,因為他的全部家眷尚留在上海,他推測共產黨一知道他的被捕消息,必然要對他的家眷打主意的,因此,顧順章要求我趕快把他的家眷接到南京,這要求,在我是義不容辭的,當即由他開了兩個地址,一封給他妻子的親筆信,並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東西作為信物,我立刻派一個幹練的屬員去承辦此事,從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達上海他的公寓,距離的時間不過七小時,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遲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兩處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顧順章知道這個消息很感失望和痛苦,似乎預感到他的一家八口,包括妻、子、岳父母、妻弟夫婦等的生存希望,已經渺茫,果然,叁個月之後,證實了他的疑慮,但他當時對我迅速而認真地處理此事的態度,是深受感動的,並且對共產黨的殘忍毒辣有了深切的反省,因而更堅定了和我合作的心理基礎。
  事後我知道共產黨把顧順章的家眷藏起來,最初並不想加以殺害,目的在以此為要挾,使顧有所顧慮,不敢叛離他們,因為顧順章知道他們的秘密大多了,若效忠於我,對他們的地下工作的損害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必須設法使顧被捕後,能堅守他們的立場,「不致轉變」,如果有可能的話,或是利用顧的被捕「轉變」,乘機向我們進行滲透,把顧順章家眷扣留起來,是實行他們的預謀計畫的第一步。這一點我們當時曾研究到的,故在很短時間內完成顧順章的「轉變」手續,以防發生變化,並使共產黨知道此事的結果,共產黨用計不成,才對顧的家眷全部殺害以□憤了。
  顧順章是上海機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過嚴格的特務訓練,加上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聰明、機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務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於射擊,能設計在房內開槍而使聲音不達於戶外。他可以用兩手輕巧地捻死一個人而不顯露絲毫痕跡。他對各種機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對爆破技術有獨到的研究。這一切,使顧順章成為赤色特務中的空前絕後的人物,共產國際派鮑羅廷出任廣州國民政府顧問的時候,他擔任鮑氏的秘密侍衛,很被賞識,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回到上海,擔任工人糾察隊隊長。國民黨清共以後,共產黨轉入地下活動,他在周恩來的直接指揮之下,組織「紅隊」,負責保衛共產黨的地下總部,以制裁反叛黨徒。為人陰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幾,同黨的人將他比作餓了要吃人,飽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懼他。當我和他相處較久之後,發現他有強烈的領導欲、享受欲和殺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對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顯露不滿,我們曾企圖用精神的、環境的,一切的力量來影響他、改變他,但功效很微,□好耐心地等待他的自然變化。我們決定對他的態度,一面鼓勵同事盡量向他學習特務技術,一面盡量設法滿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幫助他物色愛人,重新幫他設立一個家庭。
  顧順章轉變之後,我們在全國各地與共產黨作地下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進行也不像從前那樣棘手,尤其在破獲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案件和他取得聯繫的結果,由於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歷史和地位,使他對共產黨的上中級人事具有極廣泛的瞭解,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更不少是他的舊部,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要請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本來是無法判罪或情節輕微的案件,經過他的指證之後,立刻可以定讞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時,從這些破案中,又獲得了向上追溯的機會,於是又擴大再破獲。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連續破獲,使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復組織。
  我所引為遺憾的這位在初期反共戰鬥中具有特殊貢獻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國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敵人重新勾結而被處刑。由於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雖盡量優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對於這樣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個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願像我們這樣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們這邊找出路,找不到,於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產黨勾結。事發的前幾個月,我們在上海破獲了中共的地下總部,搜獲一部分文件,其中有關於我的內部人事和業務情況的調查報告,這些材料無疑是我的內部工作人員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懷疑到他,但沒有其他佐證,故未採取任何行動。不久,經過一個新近被捕轉變的共產黨分子的證實,上述材料確是他報告的。我才開始對他注意,但□是警戒而已。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員(也是共產黨轉變過來的)向我報告,他有實行暗殺計畫後,逃亡江西赤區的準備,於是我們對他的最後一點希望也□好放棄了,我前後經辦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產黨分子的自新轉變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顧順章是唯一的轉變後又想回到敵人懷裡的一個,我愛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雖然,他在這一時期中對我們的貢獻,是永不該抹煞的。
  至於我的內部潛伏共產黨姦細的驚人發現,雖對此案的進行大受影響,但正合上中國俗諺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為這不啻給我一個警告。從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對於一個人的觀察,不能徒看表面,有時「變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誠,做事勤勞,極得人緣的「親信」人員哩!同時,公開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後的延用工作人員時也永未再用過,因為那是共產黨實施滲透的最好機會,他可以派遣高級的偽裝分子,來應次一級的考試,結果,偽裝分子當然可以出人頭地而獲得特別信任,所以從此以後,在我內部再無同類事件發生。這是本案所收穫的代價。

我派人赴滬迎接顧順章眷屬的事情失敗之後,仍繼續多方打聽顧的眷屬的下落,顧本人更是焦急,不時與新近破獲的自新共產黨談話,查詢消息,結果總是失望。但有一次當他看到被捕共產黨中有一名叫王竹友,以及他的相片之後,忽然高興的叫起來,興致沖沖的跑來告訴我說:「我的家眷有了消息,這個人一定知道。」他取去王竹友的相片給我看,又補充作說明:
  「此人的真名叫王世德,江蘇松江人,四十餘歲,莫斯科中山大學出身,他是我的助手,擔任科長,也是常到我家裡去的少數人中的一個,他一定知道我家眷的下落。」於是我立刻發電到上海,將王竹友帶到南京,這是一個外表很老實的人,好像一個舊式鄉村私塾的教書先生,絕想不到這樣一個人是在擔任著殺人不眨眼的赤色特務工作。當由顧順章和他單獨談話,談過之後,問他結果時,顧頹喪的回答:「他說自我出了問題,他也被隔離起來,直到最近才恢復自由,□知道我的家眷已被共產黨監視起來,但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這樣不得要領的問答,延續了好幾天。我的一個同事K君,忽然想起這個王竹友,是他的小同鄉,且是教過他書的小學老師,遂自告奮勇去和他談話,據K君事後對我的報告,他和王竹友的談話是從敘同鄉談起,漫談他們故鄉的風物、回憶小學時的往事,談到他的家庭和親友的近況,這樣輕鬆隨便的談話,先使他心理上的緊張戒備狀態自行解除了,不知不覺中把他的情緒引到另一方向,使他想起他的家庭,想起他所敬愛的親友,想起他的出世之後尚未見過面的孩子,於是他不由流露出對家人的懸念和內疚的心情,他承認這幾年來為了「革命」工作,絲毫沒有照顧到家庭。過去,在共產黨魔術的催眠之下,成日成夜的「工作」、「工作」,這些問題根本沒有想到過,如今換了一個環境,經過好幾天的靜思,一經有人點破,於是往事如夢景般地在他的心頭掠過,表現在他的面部的,是潤濕的目光,和輕微的嘆息,這是一個共產黨徒恢復人性的開始,也是他的感情最脆弱的時候,K君抓住這個機會,向他進行突擊,對他說:
  「那麼,你現在作何打算呢?為共產黨犧牲呢?還是回頭是岸,和我們在一起呢?如果願和我們在一起工作,我是最表歡迎的一個,我可以保證你的安全,我本人的一切經歷,可以使你相信,我不會出賣你、欺騙你,再就利害關係說,我們不必談什麼理論或政治形勢,就以你過去的工作以及與顧順章的關係而論,即使我們現在放你出去,他們能仍相信你嗎?」這樣的勸解很有效果,王竹友表示願意接受建議,考慮「轉變」。第一次談話,至此暫告結束。跟著,為他遷移一個更舒適的環境(即顧順章居住的地方),在更和諧、更輕鬆的氣氛中,由K君與王君繼續與他談話。終於王竹友表示誠意「轉變」了。並且對顧順章說出衷心懺悔的話:
  「請你原諒我,這不是我的罪惡,我是奉命執行的,在我們得到你的「轉變」消息之後,周恩來立即召見我,要我把你的家眷統統解決。」
  這一不愉快的消息,顧聽了雖然感到一陣難過,但並未引起突然的刺激,因為後果早已在預料之中,王竹友的話不過予以證實而已。同時,彼此都深知共產黨特務手段的內幕,對王竹友的「身不由己,奉命執行」的實情,顧順章,更充分諒解,反而安慰這位新戰友不必介意。王再一次受到感動,為了表示他的忠誠,當即說願親自到上海去發掘□體。
  一天之後我派K君偕同王竹友和顧順章的內弟張長庚,一同到上海去辦理此事。由王竹友的引導,先到法租界甘斯東路愛棠村十一號,那是相當僻靜的住宅區,全弄有十餘幢西式住宅,□有叁、五幢有人居住,其餘都是空房。十一號這一幢,也是無人居住的空宅,進門一個小院子,除了水泥人行道之外,空地不過一丈見方,長滿著雜草。那是一個晚上,我們用手電筒光向地面及四周照射,看不出有什麼異樣。王竹友則用手指指草地,意思是說□體就在下面。因為天黑不便動作,並且即使要發掘,對租界方面也必須事先辦好交涉,於是回到旅館去休息。
  回到旅館後,K君對於察看地形的結果,存著極大的懷疑,不相信這一方寸之地,竟能活活地埋葬了八條人命,於是提出一連串疑問,提醒王竹友說:
  「這可不能開玩笑!王先生,這樣小的院子,如何埋葬的了許多人?再說埋人也不是片刻可以完事,難道鄰居不會發覺?挖出來的泥土又到那裡去了呢?這裡的房屋建築,都是同一型式,你不要弄錯門牌的號數?萬一錯誤,豈非天大的笑話?」
  但是王竹友非常肯定地回答:
  「地點絕對不會錯,那天埋人之前,挖土的時候,我們說是種花,泥土嫌多,所以挑些出去,等到一切就緒,再行動手,有什麼不可以呢?」
  第二天,由K君出面向法租界警務當局接洽,提出派員會同發掘□體的要求。法租界當局同樣認為此事的超越常理,經派人實地視察之後,向我們提出左列的難題:
  一,如無事實發現,則法租界當局的名譽損失,應予賠償。  二,此事傳揚出去,影響房屋的出租機會,如房主人要求賠償損失,如何應付?    這二點K君一口答應願負完全責任,事情總算可以進行了。然而經此往返洽商,消息被新聞記者探聽去了,到了發掘那天,上海各報都大字標題刊載:發掘共產黨特務殺人埋□的驚人新聞。因此,那天清晨,甘斯東路愛棠村的周圍屋頂和樹枝上不知擠滿了若干人,成千成萬抱著好奇心的市民,都想親眼看看共產黨殺人的殘忍手段,究竟是那樣一回事。這一場面,更增加了這件工作的緊張性和戲劇性。
  發掘工作自上午十時開始,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滑過,一切無動靜,K君等的心情,隨著時間的消逝,逐漸沈重起來,萬一無發現,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想到這裡,真不知如何是好。半小時之後,挖掘約兩尺深,□發現一枚牙齒。
  「這是大牙呀!那裡是人的。」周圍的觀眾這樣嚷著。挖泥的工人也不耐煩起來,□裡□嚷著「沒有」、「沒有」。但是王竹友仍非常鎮靜,他堅持非挖到叁、四尺深不能發現。
  時間又過去半小時,泥土忽然轉鬆了,而且有殷紅的濕跡,大家的眼前忽然一亮,再下去不到一尺,出現了一個洞,洞中飄出一陣□體的腐爛氣息,令人作嘔,土工們嚷著「下面有東西」。一個工人伸手進去,登時臉色都變了,結果帶出一條死人的大腿,四面的觀眾,不期然地同聲嘆息著:「共產黨真是……」K君等立刻鬆了一口氣。
  於是輕輕地耙開浮土,四個赤裸裸的□體,一男叁女,排列在一起,每二個人顛倒捆成一扎,一個的頭頸和另一個的兩腳捆紮在一起。這顯然是死後捆紮的,顧順章的內弟張長庚看到這些面目模糊的□體,不覺淚不如雨。
  「那是我的姊姊,那是我的母親,那是我的父親,那是葉小妹。」他對著□體一個個地指認,旁觀的人鴉雀無聲地欣賞共產黨特務這一「傑作」,莫不咬牙痛恨,而對顧順章一掬同情之淚。第二天的報紙,更詳細地記載發掘的經過,並附有多幅照片,於是,共產黨殺害人命的殘暴罪行,初次大白於天下。
  顧順章被害家屬的一部分□體發現之後,根據王竹友的指認,又先後在公共租界武定路武定坊叁十二號,新閘路斯文裡七十號等四、五處,繼續從事發掘,由於初步工作的圓滿,英、法租界當局對我們的繼續工作,非但不再阻撓,且竭誠協助,結果又掘出叁、四十具□體,都是周恩來命令王竹友等所幹的成績。
  現在是租界當局向我們提出要求了,因為這種駭人聽聞的慘劇,連續不斷地被發掘,這對於租界當局維持治安的能力,實是莫大的嘲笑。尤其是連日經過在滬的各國新聞記者的報導,此事弄得舉世皆知,這對於租界當局的名譽自屬不利。因此,他們向我們要求迅速作一結束,不要再繼續發展了,他們提供的報答是:今後我們在租界方面進行防制共黨活動的工作,將獲得他們的全力協助,我們因任務大部完成,當時就同意了這個「君子協定」。
  上述的叁、四十具□體,除了顧順章的家屬以外,其餘的也都是共產黨內部的所謂「叛逆分子」。據王竹友說,凡是違反「黨中央」或是周恩來的命令的共產黨黨員,都會遭受這樣處置,不是這樣嚴厲的話,就無法維持地下活動的紀律。他是奉命執行的人,大都不知姓名,□有一個是例外,是叫「斯勵」的老共產黨黨員,他還是國民黨北伐時期一個軍長的胞弟。
  這個消息,被記者聽了去,第二天就在報上發表。不料在當天早晨,就有一位年約叁十左右的漂亮婦人,跑到K君的寓所,她哭哭啼啼地向K君訴說,她的丈夫已告失蹤幾個月,什麼地方都找過了,毫無影蹤,今天見報才知被共產黨殺害了,她要求K君立刻引她去認□,K君想不到事情的反應有那樣快,但仍安慰她:「也許報告有錯,未必定是你的丈夫。」一面準備帶她出去,一同前往認□。
  那兒的埋葬方法更是周密,如果不是報告人有了前次的信用,實在無法相信共產黨會如此做,原來共產黨特務把人弄死之後,埋在一丈以下的地底,上面蓋上四、五尺泥土,再澆上一層水泥,粗看起來,像似已被廢棄了的屋基,然後再蓋上六、七尺泥土,才是地面。當我們挖掉六、七尺土的時候,雖然出現水泥地基,工人們不知內情,認為沒有希望都要歇手了,我們堅持要他們挖下去,掘開水泥,再繼續往下挖了很久,才發現一堆大小有十多具□體,面目已模糊不能辨認,其中的一個,就其身材觀察,似是一個矮胖而結實的壯年人,身上尚穿一件背心。那位婦人一見此□,就扑上前去嚎啕大哭,因為她從□體的身材、牙齒、腳趾,還有那件背等等,辨認出來,正是他的失蹤已久的丈夫。
  她告訴K君,她的本名叫陳梅英,和斯勵結婚不到叁年,生了一個小孩,他們過著美滿的小家庭生活,她的丈夫失蹤以前的半個多月以來,她看出她丈夫好像有什麼問題難以解決那樣,常是緊皺雙眉用力沉思,她問他究竟有什麼事,他始終不說,有一天早晨出門以後,便始終不曾回來。她說,她始終不知道丈夫是干共產黨的,現在她才明白,她的丈夫在失蹤以前的最後半個月之所以滿腹心事,必定是在考慮如何脫離這個罪惡的圈子,不想因此遭到毒手。她愛她的丈夫,她堅決表示要撲殺幾個共產黨替丈夫報仇,因而竟向K君提出參加我們的工作的需永,K君當然很同情她,但在分析了她的家庭環境和本身條件之後,對她的請求未曾接受。
  這一連串的發現,完全出於我們意料之外,本來我們的目的,□在查究顧順章眷屬的下落,不想因此發現了共產黨特務殺人滅跡的種種殘酷手段。這都是周恩來所親自導演的。當時民國二十年(一九叁一)上海各報連日都有詳細記載,並附刊各種圖片,可惜這些材料,我現在已散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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