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上海殺人事件(上）
初次勝利──紅色特務隊首領的投誠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封閉的很嚴密，在我擔任這個工作最初一年之間，從各方面摸索，始終找不到門逕。直到年度終了，忽然來了一個機會，使我能從此敲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大門。
那是民國二十年（一九叁一）的歲末，蔣委員長正由南京到漢口去親自佈置江西的剿共軍事。這時，漢口市上突然出現一個從上海來的魔術團。主持人黎明，約二十八、九歲，上海人，中等身材，是一個外形很結實的中型胖子，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術，手法巧妙，極博得觀眾的喝采。黎明的另一傑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裝術，他每次登臺，總是扮成一個高鼻子、小鬍子的西洋紳士模樣，從未曾以廬山真面目示人（這一點，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識破。），黎明除了表演魔術之外，更擅長交際，說話很有風趣，處世經驗豐富到和他的年齡不相稱的程度，人情味很濃厚，善於揣摩人的心理，對人的態度永遠是那麼和藹、誠懇，而使人樂於和他親近。黎明自己不常出門，但來訪的人很多，身份很雜，九流叁教，無所不有。這樣一個突出人物，忽然出現於漢口，立刻引起我們在漢口方面的同事的注意，經過他們的秘密偵查，發現可疑之點甚多，尤其來往之人，大都是在武漢容共時期接近過共產黨的嫌疑人物，因此，斷定他是一個與共產黨有關係的分子，□是不知其過去經歷，而他又與武漢的上層官方人士保持接觸，故而不便採取行動，恰巧有一天，他在路上步行，被我的一個同事看見，此人從前原是他的部下，經他的報告證實，這個魔術師的黎明，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共產黨紅色特務的創始人兼首領顧順章，於是便把他秘密逮捕。
我在南京得悉找到顧順章的消息，興奮的跳起來，立刻密電漢口，要他們迅速解到南京，叁天以後，我在一個秘密的辦公室裡和他單獨談話。在見他以前，我已確定計畫要爭取這個人，期望以他為橋樑，讓我們能從此踏進神秘嚴密的共產黨地下組織之門，但是，那時和這樣一個有地位的共產黨人物談話，尚無經驗，我將怎樣爭取他過來呢？我想，先對他作一番心理觀察和分析是必要的。我先要瞭解他參加共產黨的動機，和他對政治的實際瞭解程度，然後才好設計進行勸說。於是，我開始先和他作不著邊際的泛談，仔細觀察他的性情，然後以關切的態度詢問他過去經歷，並交換一些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意見，這樣談話下來，我對他產生的初步印象是這樣：他對共產黨的「主義」並無深切的瞭解，因而也並不怎樣熱烈的愛好；他在特務技術方面雖有驚人的造詣，但對政治認識卻極簡單幼稚，他□是基於共產黨對他所灌輸的歪曲宣傳所造成的所謂「階級仇恨」，才盲目的做了共產黨的劊子手。像這樣一個人，我肯定他能夠爭取過來的，於是我直接了當地向他分析中國政治社會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告訴他國民黨的革命目的，最後指出共產黨賣國殃民的種種事實，並著重指出如繼續為共產黨作工具，結果□有死路一條。因此，我建議他下決心脫離共產黨的罪惡集團，回歸到國家的懷抱裡來，我保證將毫無成見地熱誠歡迎他。
這是友誼式的談話，我完全當他是個普通朋友看待，並不當他是犯人，他在進我辦公室的時候，也看出來這是一幢普通辦公和會客之用的房子，並無用來拘留犯人的特別設備，這當然也能表示我招待他的「誠意」。這一切，完全出於顧順章的意料之外。在他見我之前，腦海中存著被共產黨長期麻醉所形成的恐怖印象，以為一到了我們這裡，必然遭遇到殘暴無比的酷刑，結局□有一死，不想我竟這樣有禮貌的對待他，證明過去共產黨對他所說的一切，至少目前就有一部分不合於事實，連帶地對共產黨的信仰，發生動搖，使我能當時覺察到的，就是他的臉部的「敵意」的表情逐漸淡消下去，這是扛示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線，甫經接觸便告崩潰了。經過這樣的懇切談話之後，顧順章先要求給他一個考慮的時間，我答應了，約定在二小時之後，聽他的答覆。結果，他答應「轉變」。
顧順章表示願意轉變之後，立刻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他說出追隨我左右，掌管機要文書的一個得力助手，原來是共產黨派來的姦細，這使我大為驚訝。此人系我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負責籌備中國無線電商報時招考進來的職員，以我叁年來的觀察，相信他是一個不怕辛勞，忠於職守的幹練青年，平日埋頭作事，不問外務，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這樣一個循規蹈矩的模範職員，竟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諜，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報告顧順章被捕的電報，就是他親手譯出，當面交給我的。當時我尚存萬一之想，希望這個消息不是事實。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此人一走，立刻意識到事情有點不妙，最著急的還是顧順章，因為他的全部家眷尚留在上海，他推測共產黨一知道他的被捕消息，必然要對他的家眷打主意的，因此，顧順章要求我趕快把他的家眷接到南京，這要求，在我是義不容辭的，當即由他開了兩個地址，一封給他妻子的親筆信，並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東西作為信物，我立刻派一個幹練的屬員去承辦此事，從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達上海他的公寓，距離的時間不過七小時，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遲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兩處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顧順章知道這個消息很感失望和痛苦，似乎預感到他的一家八口，包括妻、子、岳父母、妻弟夫婦等的生存希望，已經渺茫，果然，叁個月之後，證實了他的疑慮，但他當時對我迅速而認真地處理此事的態度，是深受感動的，並且對共產黨的殘忍毒辣有了深切的反省，因而更堅定了和我合作的心理基礎。
事後我知道共產黨把顧順章的家眷藏起來，最初並不想加以殺害，目的在以此為要挾，使顧有所顧慮，不敢叛離他們，因為顧順章知道他們的秘密大多了，若效忠於我，對他們的地下工作的損害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必須設法使顧被捕後，能堅守他們的立場，「不致轉變」，如果有可能的話，或是利用顧的被捕「轉變」，乘機向我們進行滲透，把顧順章家眷扣留起來，是實行他們的預謀計畫的第一步。這一點我們當時曾研究到的，故在很短時間內完成顧順章的「轉變」手續，以防發生變化，並使共產黨知道此事的結果，共產黨用計不成，才對顧的家眷全部殺害以□憤了。
顧順章是上海機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過嚴格的特務訓練，加上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聰明、機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務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於射擊，能設計在房內開槍而使聲音不達於戶外。他可以用兩手輕巧地捻死一個人而不顯露絲毫痕跡。他對各種機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對爆破技術有獨到的研究。這一切，使顧順章成為赤色特務中的空前絕後的人物，共產國際派鮑羅廷出任廣州國民政府顧問的時候，他擔任鮑氏的秘密侍衛，很被賞識，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回到上海，擔任工人糾察隊隊長。國民黨清共以後，共產黨轉入地下活動，他在周恩來的直接指揮之下，組織「紅隊」，負責保衛共產黨的地下總部，以制裁反叛黨徒。為人陰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幾，同黨的人將他比作餓了要吃人，飽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懼他。當我和他相處較久之後，發現他有強烈的領導欲、享受欲和殺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對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顯露不滿，我們曾企圖用精神的、環境的，一切的力量來影響他、改變他，但功效很微，□好耐心地等待他的自然變化。我們決定對他的態度，一面鼓勵同事盡量向他學習特務技術，一面盡量設法滿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幫助他物色愛人，重新幫他設立一個家庭。
顧順章轉變之後，我們在全國各地與共產黨作地下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進行也不像從前那樣棘手，尤其在破獲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案件和他取得聯繫的結果，由於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歷史和地位，使他對共產黨的上中級人事具有極廣泛的瞭解，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更不少是他的舊部，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要請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本來是無法判罪或情節輕微的案件，經過他的指證之後，立刻可以定讞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時，從這些破案中，又獲得了向上追溯的機會，於是又擴大再破獲。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連續破獲，使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復組織。
我所引為遺憾的這位在初期反共戰鬥中具有特殊貢獻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國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敵人重新勾結而被處刑。由於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雖盡量優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對於這樣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個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願像我們這樣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們這邊找出路，找不到，於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產黨勾結。事發的前幾個月，我們在上海破獲了中共的地下總部，搜獲一部分文件，其中有關於我的內部人事和業務情況的調查報告，這些材料無疑是我的內部工作人員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懷疑到他，但沒有其他佐證，故未採取任何行動。不久，經過一個新近被捕轉變的共產黨分子的證實，上述材料確是他報告的。我才開始對他注意，但□是警戒而已。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員（也是共產黨轉變過來的）向我報告，他有實行暗殺計畫後，逃亡江西赤區的準備，於是我們對他的最後一點希望也□好放棄了，我前後經辦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產黨分子的自新轉變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顧順章是唯一的轉變後又想回到敵人懷裡的一個，我愛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雖然，他在這一時期中對我們的貢獻，是永不該抹煞的。
至於我的內部潛伏共產黨姦細的驚人發現，雖對此案的進行大受影響，但正合上中國俗諺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為這不啻給我一個警告。從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對於一個人的觀察，不能徒看表面，有時「變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誠，做事勤勞，極得人緣的「親信」人員哩！同時，公開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後的延用工作人員時也永未再用過，因為那是共產黨實施滲透的最好機會，他可以派遣高級的偽裝分子，來應次一級的考試，結果，偽裝分子當然可以出人頭地而獲得特別信任，所以從此以後，在我內部再無同類事件發生。這是本案所收穫的代價。
我派人赴滬迎接顧順章眷屬的事情失敗之後，仍繼續多方打聽顧的眷屬的下落，顧本人更是焦急，不時與新近破獲的自新共產黨談話，查詢消息，結果總是失望。但有一次當他看到被捕共產黨中有一名叫王竹友，以及他的相片之後，忽然高興的叫起來，興致沖沖的跑來告訴我說：「我的家眷有了消息，這個人一定知道。」他取去王竹友的相片給我看，又補充作說明：
「此人的真名叫王世德，江蘇松江人，四十餘歲，莫斯科中山大學出身，他是我的助手，擔任科長，也是常到我家裡去的少數人中的一個，他一定知道我家眷的下落。」於是我立刻發電到上海，將王竹友帶到南京，這是一個外表很老實的人，好像一個舊式鄉村私塾的教書先生，絕想不到這樣一個人是在擔任著殺人不眨眼的赤色特務工作。當由顧順章和他單獨談話，談過之後，問他結果時，顧頹喪的回答：「他說自我出了問題，他也被隔離起來，直到最近才恢復自由，□知道我的家眷已被共產黨監視起來，但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這樣不得要領的問答，延續了好幾天。我的一個同事Ｋ君，忽然想起這個王竹友，是他的小同鄉，且是教過他書的小學老師，遂自告奮勇去和他談話，據Ｋ君事後對我的報告，他和王竹友的談話是從敘同鄉談起，漫談他們故鄉的風物、回憶小學時的往事，談到他的家庭和親友的近況，這樣輕鬆隨便的談話，先使他心理上的緊張戒備狀態自行解除了，不知不覺中把他的情緒引到另一方向，使他想起他的家庭，想起他所敬愛的親友，想起他的出世之後尚未見過面的孩子，於是他不由流露出對家人的懸念和內疚的心情，他承認這幾年來為了「革命」工作，絲毫沒有照顧到家庭。過去，在共產黨魔術的催眠之下，成日成夜的「工作」、「工作」，這些問題根本沒有想到過，如今換了一個環境，經過好幾天的靜思，一經有人點破，於是往事如夢景般地在他的心頭掠過，表現在他的面部的，是潤濕的目光，和輕微的嘆息，這是一個共產黨徒恢復人性的開始，也是他的感情最脆弱的時候，Ｋ君抓住這個機會，向他進行突擊，對他說：
「那麼，你現在作何打算呢？為共產黨犧牲呢？還是回頭是岸，和我們在一起呢？如果願和我們在一起工作，我是最表歡迎的一個，我可以保證你的安全，我本人的一切經歷，可以使你相信，我不會出賣你、欺騙你，再就利害關係說，我們不必談什麼理論或政治形勢，就以你過去的工作以及與顧順章的關係而論，即使我們現在放你出去，他們能仍相信你嗎？」這樣的勸解很有效果，王竹友表示願意接受建議，考慮「轉變」。第一次談話，至此暫告結束。跟著，為他遷移一個更舒適的環境（即顧順章居住的地方），在更和諧、更輕鬆的氣氛中，由Ｋ君與王君繼續與他談話。終於王竹友表示誠意「轉變」了。並且對顧順章說出衷心懺悔的話：
「請你原諒我，這不是我的罪惡，我是奉命執行的，在我們得到你的「轉變」消息之後，周恩來立即召見我，要我把你的家眷統統解決。」
這一不愉快的消息，顧聽了雖然感到一陣難過，但並未引起突然的刺激，因為後果早已在預料之中，王竹友的話不過予以證實而已。同時，彼此都深知共產黨特務手段的內幕，對王竹友的「身不由己，奉命執行」的實情，顧順章，更充分諒解，反而安慰這位新戰友不必介意。王再一次受到感動，為了表示他的忠誠，當即說願親自到上海去發掘□體。
一天之後我派Ｋ君偕同王竹友和顧順章的內弟張長庚，一同到上海去辦理此事。由王竹友的引導，先到法租界甘斯東路愛棠村十一號，那是相當僻靜的住宅區，全弄有十餘幢西式住宅，□有叁、五幢有人居住，其餘都是空房。十一號這一幢，也是無人居住的空宅，進門一個小院子，除了水泥人行道之外，空地不過一丈見方，長滿著雜草。那是一個晚上，我們用手電筒光向地面及四周照射，看不出有什麼異樣。王竹友則用手指指草地，意思是說□體就在下面。因為天黑不便動作，並且即使要發掘，對租界方面也必須事先辦好交涉，於是回到旅館去休息。
回到旅館後，Ｋ君對於察看地形的結果，存著極大的懷疑，不相信這一方寸之地，竟能活活地埋葬了八條人命，於是提出一連串疑問，提醒王竹友說：
「這可不能開玩笑！王先生，這樣小的院子，如何埋葬的了許多人？再說埋人也不是片刻可以完事，難道鄰居不會發覺？挖出來的泥土又到那裡去了呢？這裡的房屋建築，都是同一型式，你不要弄錯門牌的號數？萬一錯誤，豈非天大的笑話？」
但是王竹友非常肯定地回答：
「地點絕對不會錯，那天埋人之前，挖土的時候，我們說是種花，泥土嫌多，所以挑些出去，等到一切就緒，再行動手，有什麼不可以呢？」
第二天，由Ｋ君出面向法租界警務當局接洽，提出派員會同發掘□體的要求。法租界當局同樣認為此事的超越常理，經派人實地視察之後，向我們提出左列的難題：
一，如無事實發現，則法租界當局的名譽損失，應予賠償。 二，此事傳揚出去，影響房屋的出租機會，如房主人要求賠償損失，如何應付？ 這二點Ｋ君一口答應願負完全責任，事情總算可以進行了。然而經此往返洽商，消息被新聞記者探聽去了，到了發掘那天，上海各報都大字標題刊載：發掘共產黨特務殺人埋□的驚人新聞。因此，那天清晨，甘斯東路愛棠村的周圍屋頂和樹枝上不知擠滿了若干人，成千成萬抱著好奇心的市民，都想親眼看看共產黨殺人的殘忍手段，究竟是那樣一回事。這一場面，更增加了這件工作的緊張性和戲劇性。
發掘工作自上午十時開始，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滑過，一切無動靜，Ｋ君等的心情，隨著時間的消逝，逐漸沈重起來，萬一無發現，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想到這裡，真不知如何是好。半小時之後，挖掘約兩尺深，□發現一枚牙齒。
「這是大牙呀！那裡是人的。」周圍的觀眾這樣嚷著。挖泥的工人也不耐煩起來，□裡□嚷著「沒有」、「沒有」。但是王竹友仍非常鎮靜，他堅持非挖到叁、四尺深不能發現。
時間又過去半小時，泥土忽然轉鬆了，而且有殷紅的濕跡，大家的眼前忽然一亮，再下去不到一尺，出現了一個洞，洞中飄出一陣□體的腐爛氣息，令人作嘔，土工們嚷著「下面有東西」。一個工人伸手進去，登時臉色都變了，結果帶出一條死人的大腿，四面的觀眾，不期然地同聲嘆息著：「共產黨真是……」Ｋ君等立刻鬆了一口氣。
於是輕輕地耙開浮土，四個赤裸裸的□體，一男叁女，排列在一起，每二個人顛倒捆成一扎，一個的頭頸和另一個的兩腳捆紮在一起。這顯然是死後捆紮的，顧順章的內弟張長庚看到這些面目模糊的□體，不覺淚不如雨。
「那是我的姊姊，那是我的母親，那是我的父親，那是葉小妹。」他對著□體一個個地指認，旁觀的人鴉雀無聲地欣賞共產黨特務這一「傑作」，莫不咬牙痛恨，而對顧順章一掬同情之淚。第二天的報紙，更詳細地記載發掘的經過，並附有多幅照片，於是，共產黨殺害人命的殘暴罪行，初次大白於天下。
顧順章被害家屬的一部分□體發現之後，根據王竹友的指認，又先後在公共租界武定路武定坊叁十二號，新閘路斯文裡七十號等四、五處，繼續從事發掘，由於初步工作的圓滿，英、法租界當局對我們的繼續工作，非但不再阻撓，且竭誠協助，結果又掘出叁、四十具□體，都是周恩來命令王竹友等所幹的成績。
現在是租界當局向我們提出要求了，因為這種駭人聽聞的慘劇，連續不斷地被發掘，這對於租界當局維持治安的能力，實是莫大的嘲笑。尤其是連日經過在滬的各國新聞記者的報導，此事弄得舉世皆知，這對於租界當局的名譽自屬不利。因此，他們向我們要求迅速作一結束，不要再繼續發展了，他們提供的報答是：今後我們在租界方面進行防制共黨活動的工作，將獲得他們的全力協助，我們因任務大部完成，當時就同意了這個「君子協定」。
上述的叁、四十具□體，除了顧順章的家屬以外，其餘的也都是共產黨內部的所謂「叛逆分子」。據王竹友說，凡是違反「黨中央」或是周恩來的命令的共產黨黨員，都會遭受這樣處置，不是這樣嚴厲的話，就無法維持地下活動的紀律。他是奉命執行的人，大都不知姓名，□有一個是例外，是叫「斯勵」的老共產黨黨員，他還是國民黨北伐時期一個軍長的胞弟。
這個消息，被記者聽了去，第二天就在報上發表。不料在當天早晨，就有一位年約叁十左右的漂亮婦人，跑到Ｋ君的寓所，她哭哭啼啼地向Ｋ君訴說，她的丈夫已告失蹤幾個月，什麼地方都找過了，毫無影蹤，今天見報才知被共產黨殺害了，她要求Ｋ君立刻引她去認□，Ｋ君想不到事情的反應有那樣快，但仍安慰她：「也許報告有錯，未必定是你的丈夫。」一面準備帶她出去，一同前往認□。
那兒的埋葬方法更是周密，如果不是報告人有了前次的信用，實在無法相信共產黨會如此做，原來共產黨特務把人弄死之後，埋在一丈以下的地底，上面蓋上四、五尺泥土，再澆上一層水泥，粗看起來，像似已被廢棄了的屋基，然後再蓋上六、七尺泥土，才是地面。當我們挖掉六、七尺土的時候，雖然出現水泥地基，工人們不知內情，認為沒有希望都要歇手了，我們堅持要他們挖下去，掘開水泥，再繼續往下挖了很久，才發現一堆大小有十多具□體，面目已模糊不能辨認，其中的一個，就其身材觀察，似是一個矮胖而結實的壯年人，身上尚穿一件背心。那位婦人一見此□，就扑上前去嚎啕大哭，因為她從□體的身材、牙齒、腳趾，還有那件背等等，辨認出來，正是他的失蹤已久的丈夫。
她告訴Ｋ君，她的本名叫陳梅英，和斯勵結婚不到叁年，生了一個小孩，他們過著美滿的小家庭生活，她的丈夫失蹤以前的半個多月以來，她看出她丈夫好像有什麼問題難以解決那樣，常是緊皺雙眉用力沉思，她問他究竟有什麼事，他始終不說，有一天早晨出門以後，便始終不曾回來。她說，她始終不知道丈夫是干共產黨的，現在她才明白，她的丈夫在失蹤以前的最後半個月之所以滿腹心事，必定是在考慮如何脫離這個罪惡的圈子，不想因此遭到毒手。她愛她的丈夫，她堅決表示要撲殺幾個共產黨替丈夫報仇，因而竟向Ｋ君提出參加我們的工作的需永，Ｋ君當然很同情她，但在分析了她的家庭環境和本身條件之後，對她的請求未曾接受。
這一連串的發現，完全出於我們意料之外，本來我們的目的，□在查究顧順章眷屬的下落，不想因此發現了共產黨特務殺人滅跡的種種殘酷手段。這都是周恩來所親自導演的。當時民國二十年（一九叁一）上海各報連日都有詳細記載，並附刊各種圖片，可惜這些材料，我現在已散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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