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比較起慘遭迫害的55萬右派份子和大躍進餓死的數千萬人來說，「大慶油田」被冤屈的只是一小群人，其「主角」的遭遇還不算特別慘。我更多地關注的是「真相」的後面，這一小群人為什麼會受委屈。大慶油田明明是真正的「中國石油之父」黃汲清運用他獨創的「大地構造理論」和「陸相生油論」，首先提出並且堅持在松遼盆地進行勘探才最終發現的，為什麼卻把功勞完全算到了李四光及其「地質力學」上，算到了石油工人王進喜的頭上？原來，黃汲清的理論是他「在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受國民黨政府經濟部派遣到新疆考察時第一個在世界上提出」的，如果提了，「會冒『為國民黨反動政府唱讚歌』之嫌』」(182頁)。多麼荒唐的邏輯，卻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高層官員的真實想法，是那個時候的「主流意識」。那是一個亟欲在現實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要和「舊社會」徹底決裂的時代，是一方面標榜「歷史唯物主義」、另一方面又不承認歷史事實的時代。於是，在當時的地質部黨組寫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這個偉大的科技成就便成了「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部長運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和他舉世聞名的地質力學理論，實現了大慶油田的重大發現」，「李四光的名字從此響徹雲霄，名垂史冊。並且至今余暉昭昭」(182－183頁)。
被「真相」的作者稱之為「一個天大的謬誤」(169頁)就這樣被政治家們輕而易舉地合作出來了。客觀地說，「洞察一切」的毛澤東並非有心要製造這一「謬誤」，他「到死都不清楚大慶油田的真相」(186頁)。他不過「順水推舟」地利用了下屬們的「好意」。因而就出現了與那個時代的整體氛圍很不協調的一幕：在知識份子飽受歧視和打壓的同時，李四光幸運地成為了毛澤東的「座上客」，受到了超乎尋常的關懷和嘉獎。雖然「地質力學理論至今也未得到國際地質界的承認和採用」，「大慶等東部油田的普查與發展與地質力學的理論無關」(296－297 頁)，李四光卻在人神共憤的文化大革命中迎來了「他政治生涯最輝煌的時刻」(285頁)，在「四人幫」倒臺後又專門為他拍攝了一部故事電影《李四光》，時至今日中學地理教科書還在介紹「地質力學」。
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一是剛愎自用，聽不進不同意見，二是受了所謂的「矇蔽」。前者的典型是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彭德懷，大慶油田的發現應該屬於後者。在當時那個特殊的時代，毛澤東的威信至高無上，有人卻敢於「欺騙」偉大領袖，而且還「欺騙」得逞，好像不可理解，說穿了也不奇怪。這種「欺騙」看似忤逆，實則是迎合。1958年那麼多地委書記、省委書記敢於爭先恐後地以畝產五萬斤、八萬斤矇蔽「上頭」，就是因為他們摸準了「上頭」好大喜功的心思，完全清楚不僅不會因「矇蔽」而倒霉，反而可能有好處。地質部黨組的「矇蔽」也是這樣。他們的報告把「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置於發現原因之首，再加上「中國人獨創的」地質力學。這樣的報告當然不會不對領袖的胃口。用當時的話說「地質力學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在地質領域的具體化」(284頁)。這樣的報告叫人多麼舒坦。不「批准」多難呀。地質部黨組的報告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好評」，李四光也莫名其妙地受到了格外的「知遇」。中國有那麼多種科學和科學家，曾經受到了這種「知遇」的非常稀少。如果你明白了這種反常的難得的「知遇」實際上源於一種「矇蔽」，領袖對這種「矇蔽」也是欣然接受，不知你會作何感想。很早我就知道一句名言：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看了這本書後，應該再補充一句：在那個時代，也不會有無緣無故的「知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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