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來在榆林、靖邊就石油事件的調查走訪，是一次難忘的艱難經歷。這「艱難」二字不是指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也不是邊遠地區工作不便，而是我們走在路邊地頭，這裡的人們看我們的眼光，是好奇和恐懼。當我們笑著和他們搭話，告訴他們我們此行的目的，絕大多數人立刻閉嘴擺手，甚至問路都是一問三不知。我們不禁想起《國語》裡描述的「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後來頗費周章才得知，這種人人自危，畏我們如洪水猛獸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從 2003年起，榆、靖兩地出動警察強搶油井的暴力圖景猶在眼前，讓人們心有餘悸；一方面是油井被強搶後投資人到北京上訪，後又組織起來尋求法律解決，兩地政府又採取暴力手段抓捕維權代表，以大陣勢刻意營造恐怖氣氛。
在青陽岔一個沒人的小飯館裡，飯館老闆對我們道出了原委。
「那個時候他們一來就是幾百號人，大部分都是警察，那陣勢就把人嚇砸了（陝北方言，嚇癱了），你說話他們就抓你，手銬一戴就把你塞進去。旁邊的人看不慣嘀咕上兩句，他們就說『拉回去收拾』，就銬起來撂車上。」
「哪裡有手續，沒有手續。抓那麼多人要辦什麼手續。去年他們抓我的時候，我逃出去了，他們在街上說，誰知道我在哪裡給兩萬塊錢。這岔子上的任子明、老賈（經核實叫賈俊海）這些老漢，不就是因為多嘴被關了半個多月。去年光靖邊縣坐禁閉的就不下幾百號人，你們外鄉人沒見過那陣勢。土匪來了咱不怕，國民黨來了咱不怕，沒人能勁得上（方言，鬥得過）這裡的警察。」
一位曾經是油井經營者，現在靠開車維持生計的劉姓師傅對我們說：「我就被抓過，關了六天。那種生活你根本受不了，幾個人，有的時候十幾號人圈在一起不讓你睡覺，他們幾個人輪流看著你。很多人三天下不來就說不啦不啦，油井我不要啦。」
「實際上油井人家早搶過去了，就是怕你出去告狀，像照（看管）狗一樣照著你。就這樣照著，他們還是不放心，他們是想著點子拾掇你。他們找人裝成記者，下來說是要採訪，誰跟他說話第二天就抓走了。現在就算是真記者，老百姓也怕是公安，不敢言聲。」
「我不怕你是假律師。十年前我帶了幾百萬來靖邊，現在啥都沒了，還倒掛一百多萬，離了婚，孩子歸了老婆，我還怕個球。再說你那記者證看著不像假的（我們給他看的是律師證），只要你問我就敢講，陝北人不都是那麼松。只要井要不回來我就要告，你不讓告就應該把法院撤掉，你不讓上訪就把上訪站撤掉！你不撤掉，花著老百姓的錢，又不讓老百姓告狀，你這叫什麼法院，叫什麼道理？」
一位公安干警通過投資人引薦，與高智晟在一個叫不上名字的地方進行了長達六個小時的單獨交談。據他講，自強制回收後到2005年5月，雖然有多次大規模的抓捕、打壓，但仍然發生了今年五月份的群體上訪事件。榆林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及榆林市公安局的領導當時的決心是，將三百多名投資者（上訪者）全部抓捕，抓捕後無限期關押，直到寫下「保證書」後才可以釋放，但必須保證兩年內不離開住所地。榆林市公安局局長楊勇態度最為強硬，堅決主張全部抓捕狠狠收拾，但因為公安系統內部反對抓捕的聲音也不少，改而先抓捕了12名維權代表。
「實際上我們當時抓這些人，沒打算給他們定罪，只是想關上一段時間，他們寫了保證就放了。沒想到的是這些人太硬氣，後來國內外報紙上開始批判這個事，摀不住了就開始研究罪名，準備給馮孝元定個重婚罪。」
「他們本來以為只要人一到手，想要什麼證據就有什麼證據，現在看來是判斷失誤。這些人很硬氣，寧死不寫保證書。」
「這個月初我們又搞了兩次大行動，一次是針對所有這次被抓的維權代表，每人突審了四天四夜，每組六個警察輪著審一個人，不准睡覺，有兩個三天就倒下了，現在還在醫院裡。這次主要的目的就是找朱久虎、馮秉先的犯罪證據。第二個行動就是在抓一批人關起來，繼續找證據。最後關了四天又放了。」
「抓人整人對我們普通警察一點好處都沒有，我是榆林人，我的親戚裡也有投資油井的。後來出去抓人好多都扑空了，這就是警察偷著跟他們打招呼，讓他們出去躲。警察也是人，在家鄉也得講個人情。我自己就做過，沒辦法。」
我們理解不願開口的人。但我們不明白，這些人已經是走投無路了，還有什麼好怕的？
黨治國先生的《陝北民企調查》中提到過青陽岔一個叫石秀成的投資者。到了青陽岔，我們想先找老石瞭解情況。在小飯館裡，我們向老闆打聽石秀成的聯繫方式，他說，「上訪回來這個人就跑了，跑了兩年了。」
很明顯他在騙我們。黨治國先生在青陽岔訪問石秀成正好是一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們沒有揭穿他，回到下榻的住處，繼續一個一個的打電話，找人。
到中午，總算來了三個人，兩個是青陽岔本地的，一個是外地來投資的，負了債不敢回去。他們簡單講了一下自己的身份，我們發現這三個人的關係很微妙。外地來的那個姓王，十年前帶了六百萬來陝北，賠得血本無歸，負了一百餘萬的債務；一個年輕些的，是「王老闆」井上的工人，也投了錢在油井裡；一個年紀大些的姓武，自己打了一口油井，是「王老闆」的債務人之一，而他自己也欠著外面幾十萬。
我們拿出紙筆準備做筆錄，他們一下子慌了。「說就行了，別記。」
我們耐心地解釋說我們只是作為證據，不會公布你們的名字。他們嘀咕了一會，冒出這麼一句：「你們真是北京的律師？」
我們拿出律師證，身份證，甚至是寫著「工商銀行北京市分行」的銀行卡。他們拿在手裡傳看了半天，還給我們。這時武老漢手機響了，他接起電話說了幾句，站起來說家裡婆姨叫回去吃飯，得回去了。
看來留下他們，他們也說不出什麼來。我們一下子發了火。「我們從北京跑過來搞調查，政府不會配合我們，你們也不說話，我們還來這裡幹什麼？！」
那一老一少訕笑著出去了。王老闆很猶豫，想走卻又邁不出步，最後對武老漢說：「你們先回去，我和高律師再聊聊。」
王老闆拘謹地又坐下了。我們問他，「你現在一個月掙多少錢？」
他說，「一千多。」
「你欠的一百萬這輩子還得清嗎？」
「還不清麼。」
「你還不清，你的孩子就得接著還。」我們說。
孩子這兩個字正中了他的心事。這個四十多歲的陝北漢子，一個曾經身價幾百萬的民營企業家，一下子哭了起來。
「我不怕坐禁閉。啥都沒有了我還怕啥，在牢裡還能躲債主。我三個孩子，一個已經不上學了，那兩個也是馬上的事。」
我們無意指責投資者這種怯懦。現在這些人普遍的心態不是希望政府把油井還給他們，而只是希望政府能多給一些補償，把欠下的債還清。按照03年的油價算，陝北地區的民營油井價值70多億，而政府提出的「合理補償」是13億多。04年經過維權鬥爭，政府許諾再加50% 的補償，而全部的補償尚不足以讓絕大多數人償還債務。他們可以不顧個人的安危，卻不能不顧及到整個家庭的生存壓力。
「他們也不是不敢講，我們是懷疑你們是縣上派下來的。只要你們能證明你們是真律師，我們什麼都倒給你。」
我們說：「這個簡單，朱久虎律師的婆姨你認不認識？」
「認得呢。」
我們立即給朱久虎律師的夫人邢文增女士打了電話，遞給王老闆。邢女士在電話那頭證實了我們的身份。王老闆看起來是放了心，說請我們到家裡吃頓飯。我們答應了。一方面是想和他多聊一聊，一方面也想看看他們家裡的情況。
他家離賓館不遠，有個小院子，唯一的房屋是個倉庫，人住在三口窯洞裡。王老闆的婆姨在院子中間支了塊面板，準備給我們做麵條。
我們把前幾天寫的報導給他看，他拿在手上邊翻邊點頭。看完還給我們，說，「高律師你放心，下午我去替你們說，他們信得過我。晚上我們就去找你。」
晚上，果然陸陸續續的來了不少人。我們開始了對投資者細緻的訪問。
九月十二日於陝北青陽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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