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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楚望台:陕北油田事件真相调查(三)

 2005-09-17 01:45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三日来在榆林、靖边就石油事件的调查走访,是一次难忘的艰难经历。这“艰难”二字不是指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也不是边远地区工作不便,而是我们走在路边地头,这里的人们看我们的眼光,是好奇和恐惧。当我们笑着和他们搭话,告诉他们我们此行的目的,绝大多数人立刻闭嘴摆手,甚至问路都是一问三不知。我们不禁想起《国语》里描述的“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后来颇费周章才得知,这种人人自危,畏我们如洪水猛兽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从 2003年起,榆、靖两地出动员警强抢油井的暴力图景犹在眼前,让人们心有余悸;一方面是油井被强抢后投资人到北京上访,后又组织起来寻求法律解决,两地政府又采取暴力手段抓捕维权代表,以大阵势刻意营造恐怖气氛。

在青阳岔一个没人的小饭馆里,饭馆老板对我们道出了原委。

“那个时候他们一来就是几百号人,大部分都是员警,那阵势就把人吓砸了(陕北方言,吓瘫了),你说话他们就抓你,手铐一戴就把你塞进去。旁边的人看不惯嘀咕上两句,他们就说‘拉回去收拾’,就铐起来撂车上。”

“哪里有手续,没有手续。抓那么多人要办什么手续。去年他们抓我的时候,我逃出去了,他们在街上说,谁知道我在哪里给两万块钱。这岔子上的任子明、老贾(经核实叫贾俊海)这些老汉,不就是因为多嘴被关了半个多月。去年光靖边县坐禁闭的就不下几百号人,你们外乡人没见过那阵势。土匪来了咱不怕,国民党来了咱不怕,没人能劲得上(方言,斗得过)这里的员警。”

一位曾经是油井经营者,现在靠开车维持生计的刘姓师傅对我们说:“我就被抓过,关了六天。那种生活你根本受不了,几个人,有的时候十几号人圈在一起不让你睡觉,他们几个人轮流看着你。很多人三天下不来就说不啦不啦,油井我不要啦。”

“实际上油井人家早抢过去了,就是怕你出去告状,像照(看管)狗一样照着你。就这样照着,他们还是不放心,他们是想着点子拾掇你。他们找人装成记者,下来说是要采访,谁跟他说话第二天就抓走了。现在就算是真记者,老百姓也怕是公安,不敢言声。”

“我不怕你是假律师。十年前我带了几百万来靖边,现在啥都没了,还倒挂一百多万,离了婚,孩子归了老婆,我还怕个球。再说你那记者证看着不像假的(我们给他看的是律师证),只要你问我就敢讲,陕北人不都是那么松。只要井要不回来我就要告,你不让告就应该把法院撤掉,你不让上访就把上访站撤掉!你不撤掉,花着老百姓的钱,又不让老百姓告状,你这叫什么法院,叫什么道理?”

一位公安干警通过投资人引荐,与高智晟在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地方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单独交谈。据他讲,自强制回收后到2005年5月,虽然有多次大规模的抓捕、打压,但仍然发生了今年五月份的群体上访事件。榆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榆林市公安局的领导当时的决心是,将三百多名投资者(上访者)全部抓捕,抓捕后无限期关押,直到写下“保证书”后才可以释放,但必须保证两年内不离开住所地。榆林市公安局局长杨勇态度最为强硬,坚决主张全部抓捕狠狠收拾,但因为公安系统内部反对抓捕的声音也不少,改而先抓捕了12名维权代表。

“实际上我们当时抓这些人,没打算给他们定罪,只是想关上一段时间,他们写了保证就放了。没想到的是这些人太硬气,后来国内外报纸上开始批判这个事,捂不住了就开始研究罪名,准备给冯孝元定个重婚罪。”

“他们本来以为只要人一到手,想要什么证据就有什么证据,现在看来是判断失误。这些人很硬气,宁死不写保证书。”

“这个月初我们又搞了两次大行动,一次是针对所有这次被抓的维权代表,每人突审了四天四夜,每组六个员警轮着审一个人,不准睡觉,有两个三天就倒下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这次主要的目的就是找朱久虎、冯秉先的犯罪证据。第二个行动就是在抓一批人关起来,继续找证据。最后关了四天又放了。”

“抓人整人对我们普通员警一点好处都没有,我是榆林人,我的亲戚里也有投资油井的。后来出去抓人好多都扑空了,这就是员警偷着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出去躲。员警也是人,在家乡也得讲个人情。我自己就做过,没办法。”

我们理解不愿开口的人。但我们不明白,这些人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党治国先生的《陕北民企调查》中提到过青阳岔一个叫石秀成的投资者。到了青阳岔,我们想先找老石了解情况。在小饭馆里,我们向老板打听石秀成的联系方式,他说,“上访回来这个人就跑了,跑了两年了。”

很明显他在骗我们。党治国先生在青阳岔访问石秀成正好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揭穿他,回到下榻的住处,继续一个一个的打电话,找人。

到中午,总算来了三个人,两个是青阳岔本地的,一个是外地来投资的,负了债不敢回去。他们简单讲了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的关系很微妙。外地来的那个姓王,十年前带了六百万来陕北,赔得血本无归,负了一百余万的债务;一个年轻些的,是“王老板”井上的工人,也投了钱在油井里;一个年纪大些的姓武,自己打了一口油井,是“王老板”的债务人之一,而他自己也欠着外面几十万。

我们拿出纸笔准备做笔录,他们一下子慌了。“说就行了,别记。”

我们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只是作为证据,不会公布你们的名字。他们嘀咕了一会,冒出这么一句:“你们真是北京的律师?”

我们拿出律师证,身份证,甚至是写着“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银行卡。他们拿在手里传看了半天,还给我们。这时武老汉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说了几句,站起来说家里婆姨叫回去吃饭,得回去了。

看来留下他们,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我们一下子发了火。“我们从北京跑过来搞调查,政府不会配合我们,你们也不说话,我们还来这里干什么?!”

那一老一少讪笑着出去了。王老板很犹豫,想走却又迈不出步,最后对武老汉说:“你们先回去,我和高律师再聊聊。”

王老板拘谨地又坐下了。我们问他,“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他说,“一千多。”

“你欠的一百万这辈子还得清吗?”

“还不清么。”

“你还不清,你的孩子就得接着还。”我们说。

孩子这两个字正中了他的心事。这个四十多岁的陕北汉子,一个曾经身价几百万的民营企业家,一下子哭了起来。

“我不怕坐禁闭。啥都没有了我还怕啥,在牢里还能躲债主。我三个孩子,一个已经不上学了,那两个也是马上的事。”

我们无意指责投资者这种怯懦。现在这些人普遍的心态不是希望政府把油井还给他们,而只是希望政府能多给一些补偿,把欠下的债还清。按照03年的油价算,陕北地区的民营油井价值70多亿,而政府提出的“合理补偿”是13亿多。04年经过维权斗争,政府许诺再加50% 的补偿,而全部的补偿尚不足以让绝大多数人偿还债务。他们可以不顾个人的安危,却不能不顾及到整个家庭的生存压力。

“他们也不是不敢讲,我们是怀疑你们是县上派下来的。只要你们能证明你们是真律师,我们什么都倒给你。”

我们说:“这个简单,朱久虎律师的婆姨你认不认识?”

“认得呢。”

我们立即给朱久虎律师的夫人邢文增女士打了电话,递给王老板。邢女士在电话那头证实了我们的身份。王老板看起来是放了心,说请我们到家里吃顿饭。我们答应了。一方面是想和他多聊一聊,一方面也想看看他们家里的情况。

他家离宾馆不远,有个小院子,唯一的房屋是个仓库,人住在三口窑洞里。王老板的婆姨在院子中间支了块面板,准备给我们做面条。

我们把前几天写的报导给他看,他拿在手上边翻边点头。看完还给我们,说,“高律师你放心,下午我去替你们说,他们信得过我。晚上我们就去找你。”

晚上,果然陆陆续续的来了不少人。我们开始了对投资者细致的访问。


九月十二日于陕北青阳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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