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賣肉才子口述:童年性教育從動物身上獲得

　　大學畢業，就意味著失業。單位效益不佳，不久倒閉，為生計所迫，一直在社會上闖蕩，一眨眼間，十幾年光景，就這樣翻過去了。這些年來，儘管我混生活的縣城韋曲，距離

我的老家－－鳴犢鎮高寨村，只不過咫尺之遙，坐上中巴，或騎上摩托，三四十分鐘車程也就到了。然而，混得不如人，蓬頭垢面的，無顏見江東父老，平時很少回家。可憐家中老父，

　　枯坐家中，常盼兒歸，到頭來，卻辜負了生兒、育兒、望子成龍的一片苦心。

　　我開店之初，總想躲著熟人，然而，紙裡包不住火，如同雪地裡不能埋人一樣，世間沒有不透風的牆，久走夜路，必有撞見鬼的那一天。末了，終於讓鄉黨看見了，充當起義務宣傳員的角色，在村子裡奔走相告：

　　「我看見北大學生了，混的沒法子，殺豬賣肉了！」

　　此話終於傳進老父的耳朵裡，老父再也坐不住了，蹣跚著兩條腿，兀自找上門來。然而，父子相對，默默吸菸，說不盡的淒惶。

　　世間許多事，在旁觀者眼裡，充滿了曲折離奇，綺麗無比，倘若寫書或講故事，自有引人入勝的所在。然而置身其中，嚐嚐箇中滋味，其酸楚與艱辛，不足以與外人道哉。

　　我出生在陝西省長安縣東部旱塬的一個半坡半塬的村子裡。舊時祖上有幾畝薄田，農忙時節雇佣幫工，帶有「剝削」性質，「社教」時被劃成上中農成分，屬於幫助、教育、團結的對象，根不紅苗不正，與貧下中農不可同日而語也。

　　我們第二生產隊人均一畝田，溝溝坎坎，坡地多，平原少，缺乏灌溉條件，完全靠天吃飯，收成的好壞全憑老天爺的恩賜，在全村十個生產隊中是最窮的一個。

　　通常，童年的記憶是幸福美好、無憂無慮的，而童年留給我的卻是貧窮、飢餓與災難，幾乎沒有什麼歡樂與幸福可言。

　　高家寨，自然以高姓為主，其次是「郭」、「李」、「方」等，「陸」只是小姓，區區十多戶人家。聽老人講，因鬧兵荒，三代前從城北遷徙，逃難到這個背風向陽的小寨，拖兒帶女的，實在走不動了，便停了下來。那時候，人少地多，遍地荒蕪，開幾畝坡地，就定居下來，繁衍生息，竟成了部族。

　　人老幾輩都打牛的後半截子，祖宗缺少識文斷字、耍筆桿子的，自然也沒有族譜記載。從我記事起，只知道祖父輩為「恆」，父輩為「福」，我輩則從「步」，到了下輩，崇尚單字，便亂了方寸，再無「字輩」可循了。

　　那年下大雪,大躍進年代的「食堂化」撂了攤子，人們還沒有從三年自然災害的陰影中走出，嘴角還殘留著草根、樹皮、觀音土的苦澀味兒，我便迫不及待地來到這個世上，開始食人間煙火。

　　我為老二，前面有一個姐姐，大我三歲。此後八年，父母再無動靜，我便是家裡的老幺，常常得到大人們的偏吃另待，並未受多少委屈。

　　然而，身在福中不知福，看到別人的媽媽使勁地「撈」小孩，幼小孤獨的我，熱切盼望母親的身子快點「笨」起來，也給我撈個小弟弟。到了1972年，二弟出生，於是一發不可收拾，次年三弟又降臨。農村的習俗「偏大的，向碎的，中間夾個受罪的」。我在家裡的地位一落千丈，陡然間從爺爺、奶奶的掌上明珠跌落到肩負照看兩個弟弟的重責，這下子，重任在肩，悔之晚矣。

　　1973年冬季的一天，爺爺抱病在床，父母出工掙工分，姐姐上學未歸，奶奶生火做飯，我抱著小弟，坐在門墩上賣眼兒，二弟在一旁玩耍。不知幾時，二弟趁奶奶不注意，從灶膛裡引來火種，在院中玩火取樂。童心未泯的我看著稀奇，不覺之間也湊上前去，與二弟瘋玩在一起，懷中小弟亦被逗得「咯咯」直樂。不料，一粒火星散落在小弟的肩上，我自渾然不知。待奶奶聽到小弟淒厲的哭聲，顛著一雙小腳從屋裡趕出來時，小弟的肩頭已經濃煙瀰漫了。急忙脫衣、滅火，小弟的身上已然落下銅錢大小的傷疤。父母歸來，我自然免不了一頓責打。

　　說來奇怪，同樣的地，公社化時，人們思想覺悟高，幹勁也大，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人爭氣，可地卻偏偏不爭氣，就是不打糧食。那時候糧食緊，早晨苞谷糝子就漿水菜，中午玉米糊糊下面條，晚上沒飯，一天不見乾糧的面，兩頓權當三餐。時常前心貼住後背，腸胃造反作酸，偶爾打熬不過，清水燉些蘿蔔，撒上一把咸鹽，每人盛上半碗，剩下的第二天就飯，如此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

　　好久未見白米細面，借用梁山好漢魯智深的話說：「嘴裡能淡出個鳥來。」一次，難得家裡打牙祭，擀上半案板白面，切成細細的短條，用鐵杓倒少許菜油，放入鍋膛裡，待油熱透，切細蔥兩根，「哧啦」一聲，香氣四溢。我雖年幼骼膊細，卻能端得起大老碗，早早就佔了大碗，先舀多半碗，快速攪動，「稀溜溜」地喝下，然後再滿滿地盛上一大碗，慢慢地享用。父親端了一碗，誇富似的去了「老碗會」，回來再舀時，卻成了少許清湯。
　社會主義新農村，冬戰「三九」，夏戰「三伏」，出大力，流大汗，要「三年實現大寨縣」。社員們一顆紅心跟黨走，先交愛國糧，後交戰備糧，到了自己，勒緊褲腰帶，再過緊日子。每年秋後，村上的人都要拉著架子車，推著手推車，輾轉幾百裡，到渭河以北的涇陽一帶，以細易粗。不是農民喜食雜糧，實是腹中空虛，只能如此，才能下幾把野菜，勉強餬口，混到第二年初夏大麥上場。

　　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儘管艱難，終於挺過來了。到了1974年，我到了讀書的年齡。那時，農村沒有學前班，更談不上幼兒園，農村娃讀書晚，上學那年，我已經九歲。本以為從此可以擺脫了照看弟弟的責任，萬萬料不到，一場災難正在逼近，悄無聲息的，事前沒有一丁點兒徵兆。

　　農村人命苦，一年到頭，總有幹不完的力氣活，連女人也不例外。在關中農村，過了臘月二十，家家戶戶都要「掃房」。將屋子裡的家什搬空，掃除灰塵，端來洗衣盆，泡些許「白土」，把經過一年煙熏火燎的土牆徹底地浸墁一遍，再貼一幅年畫，便有了過年的氣息。

　　1974年農曆臘月初八清晨，母親正要出工，隔壁會賢嬸子來邀，叫一同前去崖下挖「白土」。同去的四人，母親身體好，有力氣，與會賢嬸子在窯洞裡面挖，另外兩人負責運出洞外，結果窯洞塌了，挖的兩人被深埋在洞裡，運輸的兩人也身負重傷，待高聲呼救，喊來鄉親,將兩人從泥土之中刨挖出來時，早已氣絕而亡。

　　依照關中農村的習俗，非正常死亡叫做「橫死」，橫死鬼是不能進入庭院、登堂入室的，否則於家人不吉利。可憐的母親，辛勞一生，臨死只能在門前簡單地搭一頂破爛帳篷停放屍首。數九寒天，北風怒號，似孤魂野鬼在瑟瑟寒風中哀鳴、遊蕩。

　　其時，父親剛剛與人結幫搭伙，偷偷地鑽進終南山掮木頭。家中出了這等大事，急忙派人進山找尋。可是，莽莽大山，重重林海，如此尋覓，何異於大海撈針。而在當時，這卻是唯一的辦法，因為進山賣苦力也是明令禁止的，故而不敢通過當地的高音喇叭尋人。好在自古進山一條路，費盡周折，終於找到了父親，又不敢將真相言明，只能委婉地告知父親：爺爺病危，讓趕快回家，見上最後的一面。

　　待父親火燒火燎地趕回家中，已經是繁星滿天。看見門前的兩頂帳篷，父親一下子傻眼了，頃刻之間，委頓於地，失去了知覺。據父親後來講，當時他的第一猜想是出大事了，可能是自己進山時走得匆忙，沒有來得及給家裡貯水。長安東部塬區水位低，井深達十餘丈，絞水時須用轆轤，下雙索，一人絞，一人撴。父親以為母親與姐姐一起去絞水，姐姐失足，母親去拉，一同墜入井底，溺水而亡。

　　顧不了死人，顧活人，草草地埋葬了母親，眼瞅著一家老小，以後的日子該如何度過，心裏實在沒譜，一夜之間，父親彷彿蒼老了許多。一連幾天，總是圪蹴在一個地方，咂吧著旱煙袋，不言不語，不吃不喝，時不時地發出一兩聲無奈的嘆息。

　　經歷了這場變故，父親心力交瘁，變得神神道道，喜怒無常。也曾想過續弦，無奈家中老的老、小的小，負擔沈重，曾介紹過幾個，看過家中的經濟狀況，都不了了之，只得作罷。我們姐弟幾個，對父親似老鼠遇見了貓，且懼且怕，看見了父親，都遠遠地躲開，唯恐父親一時不順心，給自己一巴掌或踹上一腳。這對我後天性格的形成，產生了莫大的影響。

　　依照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按勞取酬,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母親離世後，我們一家七口，老、弱、幼、病，一應俱全，可謂睡覺時候全是腿，吃飯時間都是嘴，幹活當口缺人手。父親單槍匹馬，輕易不敢缺一個勞動日，髒活重活搶著干，就圖掙個大工分，但一個人總抵不上兩個人，一雙手難捂四張嘴。到了年底結算，工分少得可憐，糧自然分得很少，還欠生產隊一屁股爛賬。記得最慘的那年，我家分到的口糧是每人51斤，除掉麩皮，麵粉大致不足40斤，這可是一年全部的糧食啊！40斤麵粉能釋放出多少千卡的熱量！年輕人也許不明白，如今，蔬菜、副食增加了，雞、鴨、魚、肉吃膩味了，米和面自然吃得少了。可是在三十年前，人們的腸胃異常空虛，食量也出奇地大，一個成年人差不多每天得消耗兩三斤糧食，還只是吃個蔫飽肚子飢。

　　螻蟻尚且貪生，人總得活著，悲傷總要過去。幾天之後，擺在全家人面前的首先是生計問題：母親的離去，打碎了原有的生活節奏，一切都得重新籌劃。爺爺年輕時出了大力，剛過五十就渾身是病，力氣活一點都不能幹，作為農民，除了力氣活還能幹什麼？二弟不足兩歲，吃羊奶，爺爺放羊；小弟剛剛八個月，正是吃奶的年齡，斷了奶，只能喝煉乳。煉乳，這個早已消失的詞彙，對於許多人來講，是非常陌生的，其實就相當於現在的奶粉，不過那是粗加工的，每瓶一塊七毛錢。其時生產隊的每個工日還不足一毛錢，一塊七毛錢，就是將近二十個勞動日的報酬，何其大的一筆開銷！煉乳加水，再配以稀飯，勉強可喝五到七日；我和姐姐年齡稍大點，放了學，挖野菜，打豬草，掐草帽辮，以補貼家用；家務重擔全落在奶奶一個人身上，奶奶整天顛著一雙小腳，扑前跑後，忙東忙西；家裡的頂樑柱－－父親，則在生產隊沒黑沒明地苦掙工分，偷空兒和村裡其他一些窮苦人家一道上山打柴，扛木料，賣苦力，掙點小錢，稱鹽打醋，青黃不接時，買點苞谷勉強餬口。

　　我家院落裡有兩棵大杏樹，是祖上留下來的家產。每到麥熟季節，黃燦燦的果實掛滿了枝頭，引得許多大肚子婆娘駐足仰望，垂涎三尺。自己吃是捨不得的，拿去賣又是明令禁止的。父親便令我採摘下來，挎上竹籃，一分錢一個，穿村走巷地叫賣。

「小孩子家，沒人管的。」我不敢去，父親給我打氣。

　　一次，我正沿街叫賣，迎面走來一位鄉黨：「碎崽娃子，還敢賣，看我割你的資本主義尾巴！」

　　我一驚，信以為真，扭頭就跑，他在後面窮追不舍。一不小心，我腳下一絆，摔了個

大跟頭，踒了手臂，疼痛鑽心，哭聲撕心裂肺。杏兒沒賣成，還得花錢接骨看病。玩笑開過了頭，鄉黨買來糖果看望，父親雖沒說什麼，鄉黨也落了個大紅臉。

　　儘管我們全家是麻子打噴嚏－－全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