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據地時期中共的秘密社會工作 (1)

一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要求各地組織發動武裝暴動，並要求各地組織聯絡和利用秘密社會的力量。8月3日中央在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中提出「以農會為中心，號召一切接近農民的社會力量（如土匪會黨等）於其周圍，實行暴動」的指導思想。8月7日，中央緊急會議通過《最近農民鬥爭決議案》，提出「農民暴動之中應當以貧農為主力，聯合一般失業的貧農會黨等勢力」。「八七」會議以後，鄂西的巴東、興山、秭歸等地黨組織在湖北省委和鄂西特委領導下在「神兵」中開展工作，暴動取得了「神兵」的支援2。8月23日中央要求湖南省委在軍事上能夠「聯絡和組織土匪農軍」。9月12日中共在兩湖暴動計畫中要求：「應當以我們的口號去宣傳他們（會黨、土匪）、組織他們於農民協會之下，或革命委員會之下，使他們在暴動時成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動成功之後予以收編。」湖南省委發出《湘省目前農民運動（農村暴動）行動綱要》對土匪及會黨提出了更具體的策略：「應密切的與會黨合作。我們所活動之處均須與會黨接頭，向他們宣傳土地革命，邀他們共同工作。我們所沒收土劣之財產可分給他們。農協可准他們辦，但不可使他們破壞我們的組織。對土匪我們亦向他們宣傳土地革命，邀他們共同工作。我們可以加入他們的隊伍，我們可准他們入黨組織特支，不與其他支部發生關係。我們可用專只是收買他們的形式。」

　　在聯絡和利用秘密社會的策略指導下，各地暴動開始時，會黨、綠林隊伍紛紛回應。方志敏在江西弋陽、橫峰領導的武裝暴動很多洪門會員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暴動也聯合了會黨群眾，有幾股土匪主動要求參加暴動，起義的主力之一第四團正是由修水、銅鼓一帶的土匪邱國軒等一千餘人改編的。在河南，1927 年11月豫南確山縣秋收暴動，參加者除槍會會眾外，還有部分土匪武裝。1928年3月固始縣大荒坡起義，紅槍會則成了骨幹力量。

　　中共各地組織在利用和聯絡秘密社會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1927年8月12日的《中央通告》指出，黨的指導機關注重國民黨軍隊甚至紅槍會土匪中「上層領袖的結合聯合」，但「對於群眾的鬥爭不能加之充分的領導，客觀上往往反而加以阻滯」。1927年8月，河南省委也對這種做法的危害作了總結：「只注意首領之聯絡，未積極去抓取群眾，所以某一個政治口號，適於首領利益時，他們也似乎能和我們一致行動，我們同志也便洋洋得意，以為可以領導群眾……但在某一口號不適於首領時，這一首領整個的反動起來，我們到這時候才手忙腳亂，一點也不起作用。」「這種領袖式的接頭運動，固然不能絲毫樹立群眾革命基礎，就是槍會領袖因所許的條件達不到，亦因而痛惡性循環排斥我們，致不能立足（如河北天門會）。……如果不注意槍會群眾的分化與領導權的取得，換句話說，就是不注意站在貧苦農民群眾利益的觀點上，將槍會與農民聯合起來，一致為軍閥，抗豪紳而鬥爭，往後工作，仍然是失敗的。」27年11月14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政治紀律決議案》，繼續糾正秘密社會工作中的偏向，南方局廣東省委被點了名，湖南省委因「只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不引起廣大農民起來暴動」也受到批評。中央的觀察是符合實際的。不少中共地方組織把聯絡和利用秘密社會當成組織暴動的快捷方式，來不及做更細緻的工作。其中最大問題是：被爭取暴動的秘密社會並不穩定，有的甚至「反水」進攻暴動隊伍，以至令暴動失敗。邱國軒部在湘贛邊界暴動開始後即反水叛變。在海陸豐地區，中共黨組織用花錢收買的辦法收編土匪，結果卻是人錢不見。1928年10月江蘇金壇暴動，事先爭取了的艾小根的刀會沒有實踐諾言。後來江蘇省委策動泗州、黃口暴動，希望借用土匪的力量，結果也遭到失敗。在糾正秘密社會工作的偏向方面，河南黨組織比較即時也比較成功，這與河南的農運規模以及秘密社會的組織特點都有關係。在其他地區，在秘密社會工作初期即要求「解除其武裝」，其實是不切實際的。「把三山五嶽聯合成一個大隊伍」必然是秋收暴動後各地黨組織堅持的基本策略。

　　1927年秋收暴動失敗，毛澤東移師寧岡，對洪會首領王佐、袁文才的工作獲得了成功。1928年王佐、袁文才的武裝也接受了改編。有一次，毛澤東與王佐聊天，聽說井岡綠林「朱聾子」的生存之道是「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深受啟發，後來就總結了著名的游擊戰術十六字訣。1927年底賀龍、周逸群前往秘密社會組織普遍存在的湘鄂西地區開闢根據地。賀龍等人對秘密社會的首領採取爭取和分化相結合的辦法，並依靠和發動群眾消滅反動秘密社會組織，不少秘密社會成員加入了革命隊伍。1929年1月，賀龍在鶴峰縣鄔陽關班竹園成功地收編了陳連振、陳宗瑜父子的「神兵」二百多人，將其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特科大隊。5、6月份，在這支收編的「神兵」基礎上組建了湘鄂邊紅軍第四團。這支隊伍用紅布纏頭，喝「神水」借力，作戰勇敢，號稱「神兵團」9。事實說明，賀龍個人的綠林經歷十分有助於秘密社會工作的開展。1930年12月，賀龍利用在哥老會中的關係，在走馬坪收編了四川東部的土著武裝甘佔元、覃伯卿（秦伯鯽）、袁海清、張軒等部一千餘人。1931年紅三軍（由紅二方面軍改編）轉戰湘鄂川黔地區，與黔東一帶勢力強大的「神兵」建立了關係。1934年5月，紅三軍開始收編當地的「神兵」。6月16日以賀龍的名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川黔革命軍事委員會致貴州印江、德江、務川、沿河各縣神壇諸同志書》，號召「神兵」加入紅軍。收編的「神兵」先編為黔東縱隊，後又因人數增加而編為黔東獨立師。1929年10月，中共在籌備龍州起義過程中，軟硬兼施，收編了養利、左縣一帶的土匪頭子馮飛龍為第一路游擊司令，收編龍州土匪頭子黃飛虎為第二路游擊司令（包括大青山土匪周建鼎、下秀土匪陳敏良的部隊），收編土匪鐘顯章為第三路游擊司令，龍州起義得以順利進行。

　　1929年上半年，紅四軍入閩，會黨和土匪成了各方爭取的力量。由於統治階級的挑撥，閩西的大刀會時常與紅軍發衝突。紅軍集中力量爭取在建甌、松溪、政和一帶擁有萬餘會眾的大刀會首領林熙明。經過努力，林熙明與紅軍負責人黃立貴等吃雞血酒稱起了兄弟。後來紅軍又通過林熙明的關係爭取了絕大多數會眾。1929年4月5日紅四軍前委致中央的信中提到，土匪三百多人、二百多槍被編為紅軍獨立營。1929年5月26日，福建省委致紅四軍前委信，提到了漳州、泉州一帶的土匪希望被收編的情況。閩西特委也在一份報告中說，武平、永定、溪口、龍岩一帶的多股土匪接受收編，轉化為紅軍和中共的地方武裝，而中共在連城、溪口、寧祥一帶土匪中也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礎。

　　在開闢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爭取秘密社會是中共各地組織的自覺行動。陝甘邊區劉志丹對郭寶珊及其它小股土匪的爭取，川陝革命根據地陝南特委對「神團」以及哥老會的爭取26，江蘇省委對徐州、海州刀會的爭取27，都取得了成功。中共1930年1月的一份報告《全國蘇維埃區域與紅軍擴大總形勢》說：「河南南部靠近湖北安徽的地方……大部分槍會走向革命化。」「上川東下川東各地的『神兵』都一天天革命化了。這些『神兵』在萬源、城口、開江、墊江、鄰水、長壽等縣勢力極大。他們以抗糧、抗捐、抗重利盤剝、打倒軍閥為號召，並且準備成立蘇維埃政府。總之，四川大部分『神兵』已知道和紅軍合作。」「江北（江蘇省）各縣鬥爭，更為激烈，許多失業的農民的自發的武裝騷動，如大刀會、小刀會等等……有一部分革命化的形勢。」8中共的秘密社會工作基本上防止了統治者對秘密社會的利用，擴大了紅軍的隊伍和影響，為根據地各項工作創造了條件，在局部地區還幫助解決了紅軍的經濟和生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