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遺忘罪惡的民族沒有前途

十六年,差不多已經是一代人的年齡。對於六四亡靈來說,已經足夠漫長,漫長到正義的降臨似乎遙遙無期;而對於歷史來說,似乎又過於短暫,短暫到血腥的瞬間過去後,罪責就不再是罪責。在大多數經歷過的或沒有經歷過六四的中國人的眼中,長安街上血跡似乎越來越淡,六四及其無辜的殉難者也似乎越來越遠。

我們這個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習慣了把墳墓記憶成宮殿,甚至在有奴隸主之前,我們已經學會了,怎樣下跪才最優美。就連自由了的中國人,在面對強權壓迫和私利誘惑之時,也無法逃脫朝拜的心態。君不見,在中南海一手導演的盛大統戰秀舞台上,對岸的連宋也來大陸朝拜"黨祖"。二人一踏上人民大會堂紅地毯,其內在的惶恐必然表達為對獨裁秩序及黨魁的高調讚美。

其實,犯下大屠殺罪惡的中共政權,一天也沒有忘記作為重大公共事件的六四,只不過,中共官方對六四的記憶被罪惡的權力的恐怖所顛倒,把大屠殺之日變成公共領域的禁忌,把六四亡靈的墳墓變成不許公祭的禁地,把十多年來堅持還原歷史、尋找正義的天安們母親變成嚴控對象,把一切與記憶六四相關的人和事清洗掉。

被民間譽為"真話英雄"的蔣彥永先生,繼他在2003年勇敢揭露被官方隱瞞的SARS真相之後,又在2004年向官方發出為六四正名呼籲,時值六四十五週年祭日,曾引起國內外的巨大反響,但官方對他的回答是長達八個月的軟禁。

矇蔽真相

今年年初,令人尊敬的趙紫陽先生,在八九運動中堅持民主和平、反對暴力鎮壓;在六四後近十六年的幽禁中,他仍然堅守一位傑出政治家的信念和做人的底線,直到去世。官方的內在恐懼和極度虛弱,居然連紫陽的亡靈也不會放過,正如它從不放過十六年前喋血長街的亡靈一樣,草木皆兵的恐怖籠罩京城。

在官方的恐怖政治下記憶六四,需要的不是聰明的理智和高深的學理,而僅僅是良知的勇氣和人性的常識。八九運動的正義性和大屠殺的野蠻性,如同當空朗月,舉目可見,不證自明,根本不需要為之辯護。中共政權是罪魁,無論它製造多少謊言和侮蔑,也無法抹黑八九運動,更無法推卸大屠殺的罪惡。正是基於對以上常識的堅信,即便在我蹲監獄的時候,我也從未想過必須為八九運動的正義性辯護。

但是,1999年10月出獄後的經歷,讓我越來越感到一個可悲的事實:強權恐怖、謊言灌輸、歷史歪曲、製造繁榮和利益收買的合力,已經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記憶,真相被權杖遮蔽,記憶被謊言填充,常識被狡辯扭曲,良知被金錢收買。正如中共執政後,利用壟斷權力和意識形態灌輸,把中國近百年的歷史變成謊言一樣。親歷過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願公開談論六四,八九後一代的絕大多數對六四不甚了了,八九運動的正義性也在短短的十六年中,變得越來越晦暗不明。甚至,在大屠殺的主要責任人鄧小平死掉之後,在六四的主要受惠者江澤民、李鵬相繼下臺之後,六四悲劇似乎已經過去,中共政權也似乎洗刷了罪責。

詆毀民運

在這種或自願或被迫的民族性遺忘中,負有主要責任的是經歷過八九運動的官民。首先,已經犯有大屠殺罪惡的中共政權,繼續著掩蓋罪惡、強制遺忘的罪後之罪;其次,八九運動的親歷者們,特別是那些當年的風雲人物,他們屈從於官方的恐怖和收買,以沉默、迴避、曲筆、甚至侮蔑來對待六四。

他們中有的變成大資本家,有的變成學術權威,有的變為當朝新寵。一些變成御用智囊的所謂精英,還發明瞭各種說辭來為大屠殺辯護。從"陰謀奪權論"到"激進主義論",從"不成熟論"到"被利用論",從" 開槍不得已論"到"穩定高於一切論",從"國情論"到"秩序論",從"經濟優先論"和"威權控制下的漸進改革論",從"民運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論"到"學費成本論"……種種對八九運動的指責,眾多為大屠殺的辯護,魔術般地,把一場反抗獨裁和腐敗、要求民主自由的自發民眾運動,變成了受到少數人操控的陰謀;把和平、理性的運動描繪為激進主義的革命;把開槍殺人辯護成"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之舉;把對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為不合國情的超前行為,以至於,"民主將禍國殃民"的論調變成流行曲。

最精緻最具欺騙性的理論是,借用西方的"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之劃分,用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等歷史事件來論證"積極自由"的惡果,指控八九運動也是一種"積極自由"在中國的失敗實踐;甚至把五四運動與文革勾連起來,指責八九運動的學生們就是當年的紅衛兵;指責民運或持不同政見者是野心家,是境外反華勢力的走狗;最後,提出"不作為"和"政治缺席權"的犬儒哲學。

這樣,在六四後的中國,似乎"自由"不必去積極爭取,而只需無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會像哈耶克論證的"自發秩序"一樣,自然而然地到來。而在歷史上,沒有幾代人的積極爭取,任何一個國家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極自由"傳統深入人心的英美,沒有"光榮革命"和"獨立革命",也決不會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 莫談國事"的傳統來自"不准議論"的權力蠻橫,它剝奪了民間的參與權利,必然消解掉人們對社會公益的個人責任的承擔。久而久之,人們連關注公共事務的意願和熱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個人的風花雪月、時尚攀比或柴米油鹽之中。而民間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為最大公共事務的政治變成一小撮當權者的私家事務,公權力也就必然蛻變為權貴們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從古至今,中國從來形成過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沒有基於公民責任的政治參與。而國人的政治參與,要麼是走頭無路時的揭竿而起,要麼是局面失控中的無法無天,要麼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麼是屈從於恐怖的政治冷漠。

淡忘歷史

在此意義上可以還說,官方的強制遺忘不值得驚訝,民間對重大公共災難的冷漠,才是中國政治的最大悲哀,也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人性現狀。事實上,對六四的遺忘,並非中華民族面對歷史的唯一恥辱,國人對本民族歷史上發生過的多次大屠殺都鮮有真實而具體的記憶。張獻忠屠川,八旗兵血洗揚州,太平軍血洗南京城,甚至對最為"政治正確"的南京大屠殺,當今的國人也沒有多少具體的記憶。

特別是中共治下的五十多年,強制性的遺忘和篡改已經使中國近現代、當代的歷史面目全非。50年代人,不知道中共曾經是蘇共操控下的中國支部,不知道中共早期歷史上的殘酷內鬥,不知道毛澤東是如何通過延安整風來確立黨內的獨尊地位,不知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的真實歷史;60年代人,不清楚鎮反、三反五反、工商業改造、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歷史;70-80年代人,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對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所知寥寥。我相信,如果中共長期執政,新舊世紀之交的一代人,也不會知道法輪功是怎麼回事。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記憶對遺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識精英的良知對強權的抗拒。否則的話,我們非但無法把六四大屠殺的真相、進而把獨裁製度的罪惡變成民眾的歷史常識,也無法防止類似大悲劇的重演。難道中國歷史在專制下惡性循環的時間還不夠長嗎?

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阿克頓勛爵說:"自由是良知的統治得以成長的條件。自由就是讓良知來指導我們的行為,自由就是良知的主宰。"

在官方不准記憶、不准祭奠的壓制下,當自由還沒有到來,特別是當爭取自由的運動被暫時鎮壓下去之後,積極爭取自由就是良知的覺醒。民間雖然無法阻止官方對六四記憶的壓制、遮蔽和歪曲,但只要民間不屈從於官方的強制,起碼可以為苦難深重的中國保存真實的記憶,也就等於為未來的自由中國保存了人性的基礎。為八九運動的正義性辯護就是為普世的人權和良知辯護,見證六四真相就是為無辜死難者守靈並祈禱,用民間記憶抗拒官方的強制遺忘就是為中國人爭取自由的鬥爭、為我們這個歷盡苦難的民族,保存記憶和良知。

正是在這種只能寄希望於民間見證的背景下,天安門母親的頑強存在和不斷擴大,乃當下中國最高貴人性的表達。她們的見證,在呼喚著、激勵著中國民間的良知力量的同時,也在正告現政權的獨裁者們:在當今世界,滅絕人性的暴行決不能暢通無阻。儘管,獨裁者們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主要的社會資源和制度化的暴力手段,而天安門母親僅僅是無權無勢的群體,然而,她們僅僅靠孩子的遺囑、靠親人們鮮血的滋養,靠她們自身的母愛、良知、勇氣,就為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保存了走向敬重生命和自由民主的希望。

如果說,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需要紀念館,無辜亡靈們需要紀念碑,那麼,在還不允許建立紀念館和樹立紀念碑的當下大陸,天安門母親們的見證和尋找,就是在為紀念館和紀念碑的最終落成奠基。

(小標題為BBC中文網附加)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本文留言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