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放在網站上的《真相乎》一文是香港《明報月刊》2005年5月刊登的我對楊振玉女士短文的回答。《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以下簡稱《解謎》） 2003年出版後，楊振玉女士於2004年11月在香港《明報月刊》上發表了題為《一九七二年我父親楊武之會見李政道之真相》的文章，企圖用毫無客觀證明的假話來否定《解謎》書第19答中關於1972年那次會見的真實歷史紀事。由於楊振玉女士以「真相」的名義寫出，實際上卻與事實完全不符。故我特作此文回答。
《真相乎》文中的朱永行先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國科學院外事局副局長，八十年代初以後是中國科學院京區黨委副書記兼統戰部部長。他在七十年代初曾是周恩來總理直接領導下，接待楊振寧和我及其他國外科學家來國內訪問的負責人。朱永行先生對此事的說明，一是根據他自己的回憶，更重要的是根據他現在手頭有的當時接待工作有關的文件資料。他的說明無疑是真實的，負責任的。
《解謎》書中我的諸答，用大量客觀的文獻和事實證明了楊振寧的謊言，這些客觀文獻和事實都是由當時非常重要的科學家們書寫和提供的，他們作為歷史事實的客觀見證人，早在幾十年前就在有關科學刊物上發表了這些文獻和事實，足以證明2002年楊振寧是完全不顧已存在的文獻和事實，企圖重寫歷史。《解謎》一書 2004年出版和其預印本2003年5月入網後的二年中，唯一可看到的反駁或辨護就是上述楊振玉女士在《明報月刊》上的這篇文章，但其仍無任何客觀性的證明，也是一篇謊言。該文作者完全不顧自己已故的父親病危時的遺言，違反了中國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又是在偽造歷史。
為便於讀者對照，現同時將楊振玉女士去年11月在《明報月刊》上的《一九七二年我父親楊武之會見李政道之真相》一文亦附於後。
真 相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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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
本刊二OO四年十一月號曾刊出楊振寧之妹楊振玉女士所撰《一九七二年我父親楊武之會見李政道之真相》一文，對李政道先生在《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一書中對該次會見的記述作出澄清。李政道先生寄來本文以及他與中國科學院外事部門負責人朱永行先生就該次會見於最近互致之信函，再憶會見情形「以正視聽」，茲一併刊出。 －－《明報月刊》編者
我在2003年4月3日回答《科學時報》記者楊虛傑女士時，談到1972年我去醫院看望楊武之先生情況時說：
「對我和楊振寧的合作分裂，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先生在他過世前，向我鄭重表示了他的看法。這是一件很不平凡的經過。
1946年我離開祖國後，第一次回國是在1972年。當我和我夫人惠君（替代字，原字為君上面加一竹，下同）回到我們的出生地上海，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見面。
武之先生是眾所仰望的數學大師。我在瑞士日內瓦曾和他見過面。1972年他已在醫院裡。我和惠君去拜訪時，武之先生臥在病床上，病得相當重，說話發音均頗有困難。幸好楊振寧的妹妹楊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覺得事屬重要，每一句話，他說後，均由振玉女士重複。
武之先生請我去他病床旁，緊緊地將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忍痛地向我說，振玉女士再全句重複武之先生說的話。武之先生說：「很清楚振寧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經過，振寧對不起你，請你原諒。」
武之先生再次說：「你們（指楊振寧和我）是天下的奇才，為了中國下一代的學子，雖然振寧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振寧。」然後他更緊地握著我的手，反反覆覆地、一遍又一遍地說這幾句話。
我極受感動，帶淚向武之先生說：「請您放心，我一定原諒楊振寧過去不應該做的事情，也一定盡力去忘記這些事情。」武之先生聽了，手握得更緊了一些。
後來武之先生累了。當惠君和我告辭時，我們能夠覺得出武之先生顯現出的欣慰的笑容。回到旅館後，惠君和我心情都很沈重，深覺武之先生的為人正直和偉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後，惠君也已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記得這如此令人感動的經過。」
見《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
簡體版，甘肅科技出版社，第61-62頁。
繁體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第66-67頁。
這是完全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不料在《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以下簡稱《解謎》）一書出版半年多後，楊振寧的妹妹楊振玉女士針對上述書中我的這段談話，在香港的《明報月刊》（2004年11月）上登了題為《一九七二年我父親楊武之會見李政道之真相》（以下簡稱《真相》）一文，說她全過程在場，但卻又說，「李政道講的這些（指《解謎》書中上述的這段談話）都不是事實」。為了核實此事，我於今年三月九日寫信給長期擔任中國科學院外事局領導工作，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科學院外事部門的負責人，也是當時主持我們回來具體接待工作的朱永行先生，煩請他幫助回憶和從他手頭能有的有關記錄中進行核對。朱永行先生三月十六日覆信給我說，從他手頭有的當時的材料看，我的回憶是符合那天實際情況的。現將我三月九日給朱永行先生的信和他三月十六日的覆信，一併公布如下：
我今年三月九日給朱永行先生的信
永行先生：
十幾年未見，甚念。
1972年我和惠君自1946年離開祖國後第一次回到祖國。您當時是科學院外事部門的負責人，負責我們在國內旅行和訪問的接待和安排。光陰似箭，雖然三十多年已經過去，但那時的很多事至今難忘。
那次回到闊別26年後的祖國，承蒙安排，在國內參觀了不少地方，看到了祖國的巨變，收穫甚大。1972年10月14日周恩來總理等國家領導人百忙中接見了我和惠君。周總理和很多朋友對我和楊振寧之間的關係非常關心，希望我們和好，使我很受感動。因此，我們到上海後，聽說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先生患病住醫院，當即就向陪同人員提出是否能去探望他老人家。當時陪同我的工作人員告訴我，武之先生也很想看到我。10月27日下午，我到醫院見到武之先生時，他老人家臥在病床上，病得相當重，說話發音均頗有困難。武之先生每一句話，均需女兒楊振玉女士重複。他老人家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說：我很想看到您，很清楚，你和振寧 62年破裂當然是振寧不好，振寧對不起朋友，請你原諒他。我不因振寧是我兒子而袒護他，我已責備過他，他很聽我的話，相信他會照我的話做的。可惜你們沒能在這裡見面，你們兩人應該和好，你們都是天下奇才，都是中國人，你們都見了總理，就應該以國家為重，個人應該放在一邊。我有千言萬語要講，雖振寧對不起你，但為中國下一代學子，很希望你們能很快和好。聽了武之先生這些話，我當時很激動地對武之先生說：請您好好休息，我牢記您的話，我和振寧之間的矛盾一定會解決的，請您放心，盼望您很快恢復健康。隨後，我和惠君又到楊家探望了楊振寧的母親和弟妹。
當時陪同我們的國家旅遊局的工作人員也對這次我與武之先生的會見十分重視，也很感動。他向我表示，由於周總理和中央很多領導十分重視及關心我和楊振寧之間的關係，他將把這次會見情況報告上去，讓總理知道。您當時作為科學院外事部門負責人一定知道他對這次會見情況的報告。
這是歷史的事實，所以我在回答「科學時報」記者楊虛傑女士問題時講了這件事。但近日香港「明報月刊」（2004年11月）上登了楊振玉女士的一篇文章（附上）稱，「李所描述的（指我對這事的回答）主要點與事實不符」。她不承認武之先生講過這些內容，甚至連武之先生與我緊緊握手都不承認。好在，在場不僅有楊振玉女士和我們夫婦，還有陪同的工作人員，而且根據當時情況，他們當時會有記錄。
事隔三十多年，我今天把我對這件事的記憶，向您述說。我相信自己的記憶是準確的。同時我想煩請您幫助回憶和在您手頭能有的記錄中核對一下。
敬祝
安康
李政道
二OO五年三月九日
朱永行先生三月十六日給我的覆信
尊敬的政道教授：
謝謝您三月九日的來信。
正如您所說，三十年過去如同一瞬。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有幸參與了在周恩來總理直接過問下，接待新中國建立後第一次回來探親訪問的楊振寧先生、您及其他幾位國外著名華人學者的工作。當時的情形至今歷歷在目。
信中談及的，您和夫人1972年10月27日去醫院探望楊武之先生的情況，從我手頭有的當時的材料看，您的回憶是符合那天實際情況的。
由於當時周總理和我們大家都十分關心您和楊振寧先生，所以對您和夫人去探望楊武之先生以及楊武之先生在重病下緊緊握您手說的，是振寧不好，振寧對不起朋友。我們大家都十分感動，印象很深。
敬頌
大安
朱永行
二OO五年三月十六日
從朱永行先生覆信中，明顯看出，朱永行先生對這段歷史的回答不僅是根據他的記憶，而且更重要的依據是當時留下的材料。朱永行先生在中國科學院負責外事工作長達近二十年，是一位十分認真負責和十分嚴謹的負責人。他對這段歷史的回答，當然是真實和負責任的。顯然，楊振玉女士的「記憶」出了毛病。她的《真相》一文中所云的不是真相，而是假相。為了還這段歷史的本來面目，把被她在《真相》一文中顛倒了的這段歷史，再校正回來。我不得不如《明報月刊》登《真相》一文時的「編者按」中所言「特撰本文作澄清」，以正視聽。
一九五七年部分諾貝爾獎獲得者合影，自左至右：博韋（Daniel Bovet，醫學獎）、塔德（Alexander Todd，化學獎）、加繆（Albert Camus，文學獎）、楊振寧（物理學獎）、李政道（物理學獎） （作者提供）
一九五七年十月李政道、楊振寧兩家在普林斯頓大學合影。後排自左至右：楊振寧、楊振寧夫人杜致禮、李政道夫人秦惠君、李政道 （作者提供）
原載《明報月刊》2005年第5期
附：楊振玉：《一九七二年我父親楊武之會見李政道之真相》
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辦公室製作, 200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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