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常委盧福坦被處死之謎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公安部派出專人到達上海市公安局，當時文革雖然已經深入，不過並沒有對這裡的管理造成很大的破壞，在到達的當天，來人向公安局當時的軍代表出示了有康生親筆簽字和謝富治批准的《處決命令》，這個來頭相當之大的處決命令是針對一位七十九歲的在押幾乎三十年的已經風燭殘年的老人的，軍代表感到惶惑不解，然而，命令上面寫的很清楚，所以，立刻找人佈置。公安部的專門代表要求在處死此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採用封嘴的辦法，上海市公安局方面考慮到此人已經老邁年高應該不會有很大的麻煩，可是又不能違反上峰的命令，因而折衷處理，以吃飯為名「請」這位老人喝了足夠的酒，而後執行槍決。死去的這位老人名叫盧福坦，何以能夠如此受到康生。謝富治這兩位文革中紅極一時的頂尖人物的特別「關照」呢？這還要從盧福坦的生平以及他對康生的瞭解說起。

盧福坦，生於一八九0年，山東泰安人，早年是山東淄川縣魯大公司工人，一九二六年，經山東黨的負責人之一王盡美等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歷任中共山東青島****、中共山東省委**（執行委員會**）、河北省委**、河南省委**、總工會負責人兼組織部部長等，盧福坦在山東工作期間曾經領導了著名的山東暴動，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鑒於陳獨秀等人的錯誤，希望中共黨內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幹部進入領導崗位，就在這樣的精神下，武漢三鎮的碼頭工人向忠發一躍而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成為六屆一中全會上負總責的領導人，而盧福坦也因為是工人出身，和項英、關向應、蘇兆征、徐錫根等人一起進入政治局，成為候補委員，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盧福坦被王明看中，成為政治局正式委員。一九三一年開始，王明決定前往共產國際擔任中共代表常駐莫斯科，而該年六月，向忠發被捕叛變，政治局急於改選，盧福坦自告奮勇去向王明毛遂自薦，請求出任總負責，王明讓他去找周恩來談談，周恩來對盧福坦的意見不置可否。在這個時期，王明、周恩來是中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在共產國際的授意之下，王明、周恩來擬定中央政治局名單，主要成員有秦邦憲．張聞天．盧福坦、李聲、康生、陳雲，其中博古、洛甫、盧福坦被指定為常委，博古負總責，從當時的情況看，王明是始終拉著周恩來的，在王明臨行前還對政治局的工作做了很多部署，而周恩來是始終參與的，盧福坦要求擔任總負責除了找王明談話之外就找了周恩來，可見當時周的地位，雖則周沒有進入常委會，但是，這並不影響稍後他進入事實上的常委會（**處，成員包括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四人）。這段時期我黨的領導機構非常混亂，所以，黨史上經常出現總**、**、常委各種不同的名稱，而根據後來黨史工作者的考察，只有進入**處的成員才是真正的常委。而且有一段時間根本就不再提及常委，只用**處的名義。不管怎麼說，王明之後的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是當時中共中央的三駕馬車，這也是周恩來因此和王明的淵源以致於多年以後還要為這個政治包袱做很多次的上綱的檢討。

下邊我們再看盧福坦，盧福坦接替因為鬧派性的羅章龍擔任總工會的負責人後，周恩來找他談話，宣布盧福坦進入**處工作，成為實際的常委之一，王明走後，盧福坦的常委又用會議的形式正式確定下來。隨後，周恩來、陳雲、康生等人都先後離開上海，盧福坦本人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被英國巡捕抓獲，隨即被遞解到上海市警察局，根據後來的警察局的資料顯示，盧福坦叛變的很迅速，比之向忠發還要快，被斯大林看作鐵一般意志的工人階級的出身沒有幫助盧福坦成為烈士，反而成就他為***中統調查統計室的候補特務（此人在***中統系統的最高職務是中央調查統計局京贛鐵路調查統計室南昌區區長，相當於股長）。盧福坦叛變期間曾經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員的事跡，那就是康生在一九三0年的被捕叛變。

康生在一九三0年的被捕後來是通過***中央要員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獄的，而這都在於一個巧合，因為丁的一個親屬同時也被捕了，這件事在當時是很少人知道的，至於康生有沒有變節，這件事一直是歷史之謎，上海市警察局的檔案在一九四九年被接手時已經有一部分丟失了，還有一部分被轉移到臺灣。所以，康生被捕乃至叛變的具體細節只有在盧福坦給***交待事實時被提及。而黨內當時知道這件事的只有陳賡一個人。陳賡對這件事始終沒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後來批判高饒集團時，陳賡才順便提了一句。後來知道康生這件事的是饒漱石，饒漱石專門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調查康生的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盧福坦這份報告的是饒漱石，饒漱石向毛澤東做了匯報之後，毛澤東並沒有給予答覆。六十年代，謝富治奉命去上海調閱這份檔案的原件並且做了相關的記錄。這些事情康生本人並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饒漱石背後搞他的黑材料。而對於謝富治後來的調查並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盧福坦這個交待材料和盧福坦被關押的情況。盧福坦是一九五0年五月被捕，以後一直異地秘密關押。

一九六八年，臺灣情報當局拋出一份關於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通過香港的渠道進入北京，首先就被當時的蒯大富等人獲悉，報告給了江青、康生，康生這時才知道盧福坦的事情，最讓康生惱火的是因為紅衛兵的衝擊，上海市方面沒有做到足夠的保密，盧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組織的幾名頭子在提審時談了一些三十年代的內容，並且上了簡報。康生很快找到謝富治質問這件事的來由，康生並且通過江青等人公開宣揚自己從沒有被捕，說：「如果我被捕了，我要就成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問謝富治像盧福坦這樣叛徒為什麼一直從50年代留到今天呢？謝富治當時的回答具體如何已經無從知曉細節，不過從當時公安部清查文革時期三種人辦公室負責人張××的回憶中我們瞭解到，謝富治要康生簽字，說只要康老簽字就可以生效。就這樣康生、謝富治先後簽字同意處決盧福坦。而康生還是不知道謝富治還留了影印件，這個影印件到了撥亂反正時，被當時中央審查幹部的中紀委負責人之一的王鶴壽看到，有人準備據此定論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當事人都已經不在了。所以，還是沒有形成結論。最後一個知道康生這件事的人饒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為這件事曾經做了很長時間的密調工作，被牽連的一些所謂的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說到康生的被捕一事這裡需要說一點題外話，早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張國燾就被北洋**的京師警察廳抓獲，妻子楊子烈同時被捕，根據北洋** 京師警察廳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下達的逮捕李大釗的密令中稱：「據張犯國燾提訓明確，伊等以私組工黨為名，實行共產主義，南方首領為陳獨秀，北方則以李大釗為首，伊與張昆弟為輔助者。」（《中華民國內務部檔案彙編》第六冊第52頁，程總長照會京師警察廳密令一九二四年第一百五一號）可見，如果一旦被捕之後暴露身份那是很難逃脫變節或者處死這兩條路的，康生自然也不例外，而且，像康生這種人也未必見得比之鄧中夏、惲代英骨頭更硬一些。當然，這都是猜測，因為畢竟沒有足夠的證據來顯示康生的叛變的經過，然而康生急急處死盧福坦是不是也說明瞭一點蛛絲馬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