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和聖祖康熙大帝后，清朝再次出現了一位留名青史的皇帝：高宗乾隆。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後又當了三年太上皇，終年89歲。可以說，乾隆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實際執政時間最長的皇帝。在其統治期間，乾隆在康熙和雍正王朝發展的基礎上，使清朝達到了強盛的頂峰，在文治武功方面也頗有建樹，稱得上是一位有為之君。而且，乾隆皇帝是繼遠古堯舜實行禪讓制後，第一個在有生和在位之年提出「禪讓」的皇帝，雖然只是形式上的。
關於乾隆帝的預言和其身世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四首中預言了乾隆的在位時間和功績。詩中寫道：「 乾卦佔來景運隆，一般六甲子孫同。外攘初度籌邊策，內禪無漸太古風」。「乾卦佔來景運隆」一句首尾兩個字暗含乾隆二字，「 一般六甲子孫同」玉石乾隆在位時間和祖父康熙大帝都是六十年左右；「 外攘初度籌邊策」暗指乾隆平定邊疆的武功；「內禪無漸太古風」，預言乾隆將仿效古人實行禪位。
乾隆帝弘歷，世宗第四子，母孝聖憲皇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生於雍親王府邸。不過，關於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和其生母，史學家一直存在爭議。但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乾隆確是雍正皇帝的親生兒子，而非野史中傳言的那樣是漢人的子孫。
乾隆還是孩子時，就是「隆准頎身」，贏得了康熙帝的鍾愛，而令其在宮中讀書，老師是庶吉士福敏，弘歷聰明過人，過目成誦。此後，又跟著貝勒允禧學習騎射，跟莊親王允祿學習火器。一次，在木蘭圍場狩獵，剛要射熊時，熊突起，弘歷鎮定自若。康熙帝御槍殪熊。其後，康熙對溫惠皇太妃道：「是命貴重，福將過予。」
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在乾清宮寫下密詔，藏於世祖所書的正大光明扁額上，由弘歷繼承皇位。雍正駕崩後，乾隆正式登基。
乾隆帝的文治武功
乾隆即位之初，實行寬猛互濟的政策，既有其祖父康熙帝的寬仁，也有其父親的嚴苛。他繼續採取務實的政策，重視農桑，停止捐納；為保護百姓，在浙江修砌海塘，同時繼續平定邊疆的一系列叛亂。根據統計，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和嘉慶元年，乾隆下詔先後五次減免全國一年的錢糧，三次減免江南的漕糧，共計2萬萬兩。其減免錢糧次數之多，地域之廣，數量之大，效果之好，前所未有。同時說明乾隆時期天下的富庶。此外，乾隆帝嚮慕風雅，除了自己喜好詩詞、丹青外，還在文化方面多有提倡。其在文治方面值得稱道的成就主要有：
一、主持編纂《四庫全書》，共收書3503種，79337卷，36304冊，其卷數是《永樂大典》的三倍。《四庫全書》是對古代書籍的一次整理，修補，使得許多書籍在遭受後來諸多的天災人禍後得以保存下來，讓今天的人們在溫習某些書籍的過程中，體察古人的智慧。它同時也方便了讀書人的閱讀和文化的傳播。在編纂的過程中，乾隆曾下令毀書約3000多種，共6萬多部。也許，上蒼正是借乾隆皇帝之手，將歷史的某些真實掩蓋，讓後人陷入更深的迷中；也許，上蒼通過這人間的舉動，讓後人能夠有所警醒。
二、主持編修了其它典籍，如《滿文大藏經》，《八旗通志》，《滿文老檔》，《國朝宮史》等，在文學和史學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三、興建皇家園林。清朝的許多皇家園林和建築都是在乾隆朝興建或開始興建的，比如頤和園，圓明園，香山，避暑山莊等。這些建築有的經過後代皇帝的翻修，有的已經被毀，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無不體現出了清代園林文化的輝煌。
在武功方面，乾隆帝同樣值得稱道的有：
一、統一了整個新疆地區。乾隆時期，先後兩次派兵平定了新疆準噶爾的叛亂，並使土爾扈特部回歸，統一了整個新疆。此後，清政府在喀什噶爾等地設置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及劣謨大臣；乾隆還設置了伊犁將軍，實行軍府制，修筑城堡，駐紮軍隊，巡查邊界；並移民屯邊，加強了對西域的管理。
二、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康熙和雍正時期的西藏，達賴（駐拉薩）和班禪（駐紮什倫布）掌政令，行教化，同為政教僧俗領袖。而乾隆時期在兩次打敗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尼泊爾）後，乾隆於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頒布了《欽定西藏章程》中，規定「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其地位「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各級地方官員及管事喇嘛，都歸駐藏大臣管轄，「事無大小，均應稟命駐藏大臣辦理」；他們的任命，也「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達賴、班禪以及其他呼圖克圖「靈童」轉世時的「金本巴瓶掣簽」儀式，也要在駐藏大臣的監視下進行。即把呈報出世的「靈童」指出數名，由駐藏大臣將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上，放進皇帝頒發的金本巴瓶內，誦經七日，屆時，駐藏大臣親臨監視抽籤，然後再呈請中央政府批准，方為有效。其它如審查財政收支、主持對外事務、春秋巡視國境等，也都由駐藏大臣經管。此外還整頓西藏地方軍隊組織，加強防務，鑄造西藏地方銀幣。通過這些措施，西藏「事權始歸一」。標誌著中央政府開始對西藏實行全面的管轄。
乾隆時期的盛世景象
乾隆時期，百姓安居樂業，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非常快，主要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和耕地面積的擴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國耕地面積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而乾隆時期則大大超過了這一數字。
此外，南方雙季水稻種植的推廣以及蕃薯和玉米的引進和推廣，使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產，在江浙、湖廣、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區，一般都畝產兩三石，多者可以達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這進一步導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長。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為2462萬。這只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乾隆以後，統計方法變了，總括大小男婦數。1741年（乾隆六年），全國人口總數為1億4300多萬；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億100多萬。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面表明瞭農業生產的發展，但同時，也給社會造成了巨大壓力。
另一方面，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也有明顯的增加。桑、茶葉、棉花、甘蔗、菸草等都成為當時非常重要的商品化農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礎上，種植更加盛行。不僅江蘇、浙江、湖北、河南、山東、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產區，而且東北也成為重要的棉花產地。在浙江、江蘇、廣東的一些地區，農民都大量種植桑樹。特別是浙江省，「蠶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區，「尺寸之堤，必樹之桑」。所獲之利，比種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餘倍。甘蔗的種植在廣東、福建、臺灣等地也十分普遍。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白紫二蔗，動連千頃」。臺灣更是「蔗田萬頃碧萋萋」。菸葉的種植也已推廣到全國各地。在「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菸。
手工業生產在康熙中期以後，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乾隆時期的手工業發展得更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業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絲織業的主要產地是：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發展十分迅速。如江寧的織機在干、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而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在制瓷業方面，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的最大中心。乾隆時，不僅官窯眾多，而且「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佈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艷，精美異常。
在臺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製糖業都很發達。康熙至乾隆時期，臺灣的種蔗製糖極盛，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
礦冶業在乾隆時期也發展到鼎盛，雲南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此外，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
農業和手工業的繁榮，自然也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當時中國的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繫十分密切。中國出口的貨物有茶葉、陶瓷器、生絲、綢緞、棉布、紙張、紙傘、乾果、線香、菸草、鐵鍋、傢俱、糖、人參、牛馬、穀物、豆、羊肉、麥粉等，而進口的商品多為毛織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種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慶以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上始終保持著出超的地位。
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也更加繁榮。北京、南京、蘇州、杭州、揚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華。如蘇州「五方雜處，人煙稠密，貿易之盛，甲於天下」，「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園、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其它繁榮的都市還有天津、濟南、開封、太原、廣州、廈門等地。此外，一些中小市鎮也發展起來。如湖北的漢口鎮，「戶口二十餘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商業往來，以「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而各省會館亦多」。
商業的發展，導致一些財力雄厚的富商的出現。如山西的票號，兩淮的鹽商，廣東的行商和各地的糧商、布商等，資財都達到數十萬至數百萬兩。可以說，乾隆時期使康熙盛世發展到了頂峰，是故史家將其合稱為「康干盛世」 。而歷史發展到現在的中國，在世界上仍然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
文字獄和文化專制
清朝在康、雍、干三朝，一方面在經濟上飛速發展，一方面在文化上實行專制政策，尤其是雍、乾時期，曾連續大興文字獄。對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統治者認為觸犯了君權，或者有礙於自己的統治，便被目為「狂吠」、「矣謁」、「悖逆」，必興起大獄，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連數百人。
如1728年（雍正六年）呂留良之獄。浙江呂留良所著詩文和日記，其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論。呂留良早死，湖南曾靜與弟子張熙，因受其思想影響，列舉了雍正皇帝九條罪狀，勸四川總督岳鐘琪起來反清。結果岳奏聞朝廷，將呂留良家屬、師徒，以及其他與此事件有關的人員，一律治罪。主要人物死者戮屍，活者斬首，受牽連者或殺或流，或發配為奴，輕者亦受杖責。乾隆時期的文網更加嚴密，即使是那些曾經受過皇帝嘉許的人，只要被認為稍有「不安分」的表現，也會橫遭殺頭之禍。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多達50多起。
上述政策為後世中國的統治者起了極為不好的示範作用。文化專制導致社會自由思想的萎縮，對於社會風氣也產生了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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