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已經分化成三大階層

改革開放25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的成績是巨大的。但是在成績的背後,一些深層次的矛盾也突出地暴露了出來,這突出地表現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後,貨幣大量向少數人手中集中並沉澱起來,而國家每年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都遠遠不及貨幣集中和沉澱的速度快,因此就越來越嚴重地造成著流通領域貨幣的短缺,而流通領域貨幣的持續短缺,造成了實體經濟萎縮、產品滯銷、週轉資金匱乏、企業減員、工人失業、農產品價格不斷下跌、工人農民小商人收入徘徊或下降、生存環境日益惡化。因此工人、農民、小商人等大眾群體對生存現狀日益不滿。

更為嚴重的是,貨幣大量向少數人手中集中並沉澱起來的過程大都是不太正常的,甚至是非法的,因此工人、農民、小商人等群體對生存現狀的不滿就轉化為對富人和腐敗官員的不滿和憤怒。本來,這種仇視主要是針對為富不仁的富人和腐敗的官員,但是遺憾的是,長期以來,由於國家一直沒有制定財產登記和透明制度,因此在老百姓眼裡很難區分,哪個富人不是為富不仁的,哪個官員是不腐敗的,因此,老百姓對為富不仁富人和腐敗官員的仇視就變為對多數富人和多數官員的普遍仇視。

在這種仇富仇官浪潮的影響下,富人和官員普遍坐不住了。原罪富人為了防範被追究原罪,其心理就是通過修改憲法的方式把私有財產保護起來;腐敗官員為了永遠不東窗事發,其心態就是把水攪渾,不顧一切賣掉國有集體資產和國有集體土地,千方百計吸引外資進來。他們這些人想當然地認為,法不責眾,當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非法斂財的隊伍中來以後,當木已成舟生米全部做成熟飯以後,當美國等發達國家擁有龐大的在華利益以後,誰還會、誰還敢追究他們過去的老帳呢?

可是,富人和官員聯合在一起,大張旗鼓保護私有財產和出賣國有集體資產土地的行為,讓本來就對生存現狀日益不滿的中下階層,對未來也產生了絕望。當人們對現狀的不滿,演變為對未來也絕望的時候,社會矛盾的全面爆發也就指日可待了。目前,發生在全國各地的大小案件,以及互連網上的憤怒的民意就是徵兆。

還有一層危險是,某些有腐敗條件而沒有實施腐敗的官員,當他們看到沒有錢的人生存日益艱辛,當他們看到無論用什麼手段成為有錢人的人,都可以過上生活無憂且有望逃避懲罰的道路後,當他們看見可供腐敗的資產已經越來越少行將瓜分殆盡的時候,他們潔身自愛的心理防線就會崩潰,反而會變本加厲實施腐敗。而這種變本加厲日益普遍的腐敗行為,不僅更加嚴重侵害到普通工農民眾的利益,而且已經越來越嚴重的侵害到先富群體的利益,先富群體在擔心窮人仇富心態的同時,對曾經幫助過他們突擊致富的官僚腐敗階層也日益不滿,他們的共同呼聲就是減少政府審批,減少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用吳敬鏈先生的話說就是:必須提防和扼制權貴資本主義,用茅於軾的話,就是要反政府特權。其實一些人的目的已經昭然若揭,他們就是想讓資本說話,要讓富人掌權。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 20多年來中國已經分化形成大眾、先富者、官員三大階層,每一個階層都已具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各種訴求之間既有衝突,又有妥協。目前,由於經濟學家主導下的政策常年連續失誤,已經導致階層之間的衝突遠遠大於了妥協和默契,三大階層之間已經出現了頂牛的窘迫狀態,因此,未來中國出臺任何一種不能兼顧各方利益的改革都會舉步維艱。處在三大階層夾縫中的清正廉潔有正義感的官員,承受著常人難以理解的巨大壓力。

毫不隱瞞地講,在政治層面上,因為三大階層都在較勁,都在逐漸失去理智,都害怕一旦讓步就會被對方吃掉;在經濟層面上,要想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政府就必須沒有止境地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等方式不斷增加貨幣總投放量,這必然造成財政總赤字和銀行壞帳總規模的不斷膨脹,必然造成金融危機火藥桶的裝藥量越積越多。如果不增加貨幣投放量,而實施宏觀調控,經濟就會停滯,富人階層就會因為賺取不到更多的錢而對政府不滿,大眾階層就會因為失業率越來越高收入越來越少生存越來越艱難而對政府怨聲載道。更加可悲的是,政府無論是繼續增加還是不再繼續增加貨幣總投放量,貨幣的總供應量都已經遠遠超出了實體經濟的總承受度,富人數萬億的沉澱貨幣時刻都在虎視眈眈隨時有可能猛虎出籠,導致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

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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