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這種狀況的惟一機會是舉辦2008年的奧運會和中央要求北京率先實現現代化的硬指標。
上世紀90年代，東西德統一。原來的聯邦德國首都波恩被廢。柏林大興土木，並最終恢復了首都的歷史地位。這是一次世界注目的遷都。
今年韓國政府決定實施行政首都搬遷計畫。該國準備花3.4億韓元，從現在的漢城搬出50萬人。總理盧武鉉說這不是遷都，而應叫遷移行政首都。但韓國朝野內外仍認作為遷都。漢城作了半個世紀的首都，全國半數以上的人口和七成左右的經濟實力都在這裡。如今說搬就搬，其中必有深刻原因。原因雖說深刻，說來卻也簡單，這就是因為漢城已經患上了過於肥大的現代城市病：污染嚴重、交通擁堵……加上韓國政府考慮到國內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區域化平衡以及國防安全等，就導致了這項巨大的遷都行動。
有趣的是，在是否需要遷都的大辯論中，韓國人竟然把北京牽連了進去：有關部門為了說服漢城公眾，專門製作了一批宣傳畫。畫中提到了北京和紐約。北京的畫面中有一輛「愉快的三輪車」。於是，敏感自尊的韓國人大怒，紛紛指責道：難道漢城不如北京嗎?為什麼要自己侮辱自己?有關部門解釋說：我們並未想羞辱漢城，但人家北京比漢城好壞與否，則有目共睹。
其實，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更多的還是為今天的北京感到擔憂。擔憂什麼?擔憂它還能不能保住自己的首都之地位。因為北京正在像漢城一樣患上越來越嚴重的城市病。而一個患重病的人是難以承載重負的，況且又是一副象徵國家、象徵民族的重擔呢?
北京是首都，但中國人今天把它稱為「首堵」。我們從北京的城市規劃、功能結構上來看看這個「首堵」是怎麼造傻陌?打開北京地圖可以一目瞭然：這裡的格局基本是一個大十字。南北貫通的一線稱之「龍脈」。東西則是長安街以及它的延長線。長安街是北京乃至中國的象徵，它曾經是新的共和國為之自豪的「神州第一街」。今天它卻集中了疲憊和怨言。這裡交通擁堵、空氣污染、事故頻發、出行不便，於是，它又成了中國現代城市病的象徵。那麼它為什麼會變成今天這副模樣呢?
筆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是功能太多。在當今世界上恐怕很難找到一條如它這樣的具有極多功能的街道：經濟、政治、外交、典儀、科教、軍事、黨團、政法、交通、商業、通信、文化、藝術、娛樂、旅遊、餐飲、傳媒等等。這些功能的同時同地的存在和同時同地的釋放，使長安街成了一條五光十色又光怪陸離的大道。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多功能性和它的不安全性也是並存的。它在特殊情況(如戰爭災害的襲擊)下極可能的癱瘓，也勢必造成全城甚至全國各系統的同時癱瘓與中斷。
第二個原因就是設計混亂與規劃無度。長安街功能過多的始作俑者是歷屆懂行與不懂行的規劃者與設計者。而它的規劃與設計又與全北京的規劃與設計緊密關聯。造成長安街今天這種失控狀態的是北京的兩次總體規劃的失誤。一次是建國初期、上世紀五十年代沒有把老城的保護與新城的修建「分灶吃飯」。形成了現在這種舊中有新，新舊交錯。舊城文化難以保存，新區零亂不堪且功能不全，人為造成了巨大而尖銳的矛盾。第二次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提出了「打通兩廂、緩解中央(指城市中心區和以長安街為主的中心交通幹線)」的設想。按照這一設想，首都環線公路像攤餅一樣環環鋪開。而事實上，打通兩廂的結果是緊張了「中央」，環線越多越暢通，湧入城市中心的車輛就越多。其後果是擁堵越來越嚴重，尾汽排放越來越大，空氣污染已危害人的正常工作與生活。難怪前總理朱鎔基先生竟在一次大會上呼籲「快治理治理空氣吧，讓我們這些老頭子再多活幾年!」是的，污染是平等的。無論是住在酒店的貴人還是坐在辦公室的達官，都與四合院的百姓呼吸著同樣污濁的空氣。
經過這樣兩次錯誤而重大的決策，北京市的城市結構與功能的不合理性就日益突出與尖銳起來。加上中國特殊的官制以及市屬官員們的自我收斂，在一片「京官難當」的哀嘆中，這種結構性不合理就被長期拖延下來。今天，改變這種狀況的惟一機會是舉辦2008年的奧運會和中央要求北京率先實現現代化的硬指標。奧運會是對中國特別是對北京城市結構功能的大檢驗大考驗，率先實現現代化更是一次對陳舊的城市設計思想與理念的總衝擊總破除。抓住這兩個機會，大刀闊斧地對北京三大主要功能：國家行政、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進行總體的城市區域調整，才有可能使這座古老的都城再現風采，也才有可能在協調、和諧、有序、健康的發展中保住自己的首都地位。
遺憾的是，當全國公眾特別是北京老百姓都盼望著這次空間布局大調整早日到來的時候，有消息說，長安街僅剩的一些建築空間，已經有十分之九又要被「添滿」了。佔去這些地盤的有公共文化設施，如博物館、美術館等，也有國家行政機關的龐然大物。依舊是結構混雜，依舊是功能疊加。當長安街終因不堪重負而陷入不可挽回的絕境時，北京的熱島效應達到災難性程度時，中國是否也會像韓國那樣，被迫遷都呢?
中國財經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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