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國標:「討伐中宣部」的前前後後

編者按:以一篇討伐中宣部的文章,訴盡中國新聞界在中共控制下的苦衷的北大副教授焦國標先生,最近應邀赴美開會,這篇演講比《討伐中宣部》更開放,更有力地敘述了他的遭遇和理想,且頗為生動可讀。

  因《討伐中宣部》一文而馳名中外的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焦國標先生,最近應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邀請前往美國,十一月五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學院(TrinityCollege)舉行的「資訊時代的族群關係」研討會上發表演講。這個主題研討會也是該基金會舉辦的第四屆「族群青年研習營」(注),來自兩岸三地及北美等地的四十餘位中國問題專家、新聞工作者和網路技術專家,共聚一堂,焦國標的言論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歡迎。此文根據他的演講錄音整理,略有刪節。)

  首先,感謝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很短的時間裏決定讓我參加這個會議。我講的標題是「我為甚麼要寫《討伐中宣部》」,主要談寫了以後遭遇的一些約束,我是怎麼樣衝破的?我想說一下這個過程。

  一九八三年我開始接觸新聞,八九年研究生畢業想做記者,當時給新華社的社長穆青寫過信,他是我們河南杞縣的老鄉,他居然還推薦我去新華社河南分社實習,九三年我考到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讀博士,三年後去中國文化報作記者、編輯,後來又到北京大學教了三年新聞學的課。十幾年來一直接觸新聞教育、新聞業,相對於一般的記者或新聞學教師稍寬泛些,對中西新聞學理論有更多的體會,這樣,對宣傳部系統,省委宣傳部、市委宣傳部對新聞業的控制,有特別多的一種□觸。去年年底搞了一個新聞輿論監督研討會,會上大家都在抱怨中宣部、各地省委宣傳部等統轄得太死,觸發了我的靈感,我在會上作了五分鐘的發言,題目叫「拯救中宣部」,這實際上是後來文章所有內容的核心部分。會議結束後我開始寫這篇文章,寫了四個月,今年三月完稿。

網上發表《開放》雜誌首先轉載
  《討伐中宣部》寫完後,最初發給一些朋友看,有一個最近做了很多事的朋友──浦志強,他給我放到王力雄的網上了,以後他給我打電話,說我把你的文章給放到網上去了,擔心引起甚麼結果。我說沒有關係,既然寫出來了,而且你放到網上去了,不可挽回了。到第二天、第三天,因為最初並沒有作者署名,我的一些朋友就把文章轉給我,說是一篇好文章轉給我看,當時挺興奮。

  文章在網路上傳開以後,估計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香港的媒體如《開放》和《亞洲週刊》發表了壓縮或截短的文稿,同時一些國外的廣播電臺如美國之音、 BBC、法國國際電臺、德國之聲都陸續在報導,緊跟著一些外國媒體,特別是《紐約時報》也作了一個報導,我看到一些北歐國家的媒體也用地方語言也作了報導,而且用的是《紐約時報》上的照片。在很短的時間內,有好幾十家媒體說這個事,有的是摘譯這篇文章。前不久一個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學生告訴我說,這篇文章已經被翻譯成了二十二種語言。

如何爭取我的言論權利
  這篇文章在香港的紙媒體上發表以後,學校挺緊張。校長、主管教學和意識形態的副校長,還有我們的院長都來找我談話。希望我不要見外國記者。在大陸,我們知道,那些很知名的人士在單位提出不見外國記者的時候,他們一般是遵從的。我最初五至十天也決定不見,後來我覺得不對。所在單位的領導約束我不見外國記者、西方記者,我頭腦裡找了好多理由,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沒有這一項義務 ──不能見外國記者,我們大學的學校教師行為準則裡面也沒有說不能見外國記者,而且外國記者是外交部把他們請到中國來的,他就有權利在中國境內採訪,中國公民當然也可以接受他們的採訪。我想清楚了這樣的道理,而且我覺得這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後來我突破了這個給自己設置的樊籬,有外國記者打電話來想採訪,我說行啊,甚麼時候見都可以。

  大概到七月份的時候,日本的一個出版社要出我的一本書,題目就叫《討伐中宣部》,收了我的這篇文章和其他與中國新聞業有關的文章,做一個集子翻譯成日文出版。譯者是一個共同社的老記者,也駐過香港和大陸,他的夫人是美國之音的記者,是我們的一個中國同胞。從那篇文章在網路傳開到七月份有三、四個月時間,我沒有寫東西,這時候它結集出版,想找我寫個序言,我說可以,題目就叫《後討伐中宣部時代》。

  本來這篇文章我沒打算髮表,因為那時候還是有點拘束、收攏的感覺。當時有個《南華早報》的記者,是個老大姐,她說聽說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就發給了她。她就把這篇文章發給了《亞洲週刊》的總編,讓他看一下,如果可以發的話,再徵求一下我的意見。結果香港那邊也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就發表了。我特別吃驚,有點猝不及防,我怕學校知道簡直不得了,再一再二了。 ....... 既然發表了,我也沒辦法,只能等挨著看怎麼著吧。

  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是八月份,八月底的時候,我帶學生在北京郊區的延慶縣軍訓。我在那兒軍訓的時候,院長給我打電話讓我回來我覺得挺緊張,非常緊張,甚至想死的念頭都有。我想起了免除恐懼的自由,那時如果不恐懼我會感到挺幸福,那個時候確實挺恐懼的。第二天學校花了六百塊錢打計程車把我從那接了回來。回來後,我們的院長、副院長、書記、副書記找我開會,院裡的頭都在。會議的兩點中心意思是:一、別寫時政類──時評或重大題材類的文章;二、還是不見外國記者。當天,也就八月二十六日讓我再寫一篇保證書──形諸文字,將來如果我言而無信翻了供,有文字作證明。

  第二天二十七日,我的確寫了一個東西,但是我把邏輯的範圍縮小了,不寫時政──我說再也不寫與中宣部過不去的文章,中宣部哪怕再撐個十年八年五年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那樣希望他的子孫千世萬世而為君,都與貧道無關。第二是我也不見外國記者了,但是我必須說明的是外國記者在我眼裡對中國是有功的。我說了兩件事,二○○三年薩斯是《時代週刊》報的,一九四三年正好一個甲子六十年前河南大災荒餓死一百多萬人,另有一百萬人流亡,也是《時代週刊》的記者中文名字叫白修德最初報導的,最後挽救了這場災難。外國記者對中國是有恩德的,他們不是麻煩製造者。

預言中宣部的壽命還有六、七、八年
  在那篇小短文裡,我又提到根據我六、七年寫言論的經歷,我感覺一個社會的重大問題或一個大的腫瘤,在人們議論它的時候,五、六年內要著手割除掉,小一點的一兩年,甚至更短的幾個月,像孫志剛案。我相信中宣部自我提出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內它會被解除──或者大改組、或者機構被取消。最後一句話我說的是願我們各自保平安!

  在這篇文裡我還提了為甚麼要寫這類文章,我解剖了一下,我覺得自己很仁慈,看到中國老百姓這麼苦,還不讓報導他的災難,我受不了。甚至高攀一點可以說是一種慈悲。我沒有立場,也沒有甚麼政見,只有是非感。如果說有甚麼自私的目的話,我想得兩個獎,第一個獎是美國的普利策新聞獎,第二個獎是諾貝爾和平獎。我想得這兩個獎把校領導有點嚇住了。

  這個東西二十七日我交給他們。到九月二日,院長給我打電話,說:「你的課,上面說要停。」他可能覺得我流露出來的想法,使他們覺得我可能要不停地做下去,不然的話得不了普利策新聞獎和諾貝爾和平獎。這可能把他們嚇著了,直接導致九月二日停課。九月十七日的時候另一院長通知我說,指導研究生的教師名冊裡也沒有我的名字了。其實就是指導研究生的資格也被取締了。

  停課那天,我還想停就停吧,但九月十七日那天對我打擊挺大,我騎著自行車繞著未名湖,我正好到北大三年,我是二○○一年九月初來北大任教的,心想與北大就三年緣分,感到很難過。但過了兩三天後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課,或者以後開除我的公職,我還可以想別的辦法(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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