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讨伐中宣部》一文而驰名中外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先生，最近应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邀请前往美国，十一月五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学院（TrinityCollege)举行的“资讯时代的族群关系”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这个主题研讨会也是该基金会举办的第四届“族群青年研习营”（注），来自两岸三地及北美等地的四十余位中国问题专家、新闻工作者和网路技术专家，共聚一堂，焦国标的言论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此文根据他的演讲录音整理，略有删节。）
首先，感谢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决定让我参加这个会议。我讲的标题是“我为甚么要写《讨伐中宣部》”，主要谈写了以后遭遇的一些约束，我是怎么样冲破的？我想说一下这个过程。
一九八三年我开始接触新闻，八九年研究生毕业想做记者，当时给新华社的社长穆青写过信，他是我们河南杞县的老乡，他居然还推荐我去新华社河南分社实习，九三年我考到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三年后去中国文化报作记者、编辑，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教了三年新闻学的课。十几年来一直接触新闻教育、新闻业，相对于一般的记者或新闻学教师稍宽泛些，对中西新闻学理论有更多的体会，这样，对宣传部系统，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对新闻业的控制，有特别多的一种□触。去年年底搞了一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会上大家都在抱怨中宣部、各地省委宣传部等统辖得太死，触发了我的灵感，我在会上作了五分钟的发言，题目叫“拯救中宣部”，这实际上是后来文章所有内容的核心部份。会议结束后我开始写这篇文章，写了四个月，今年三月完稿。
网上发表《开放》杂志首先转载
《讨伐中宣部》写完后，最初发给一些朋友看，有一个最近做了很多事的朋友──浦志强，他给我放到王力雄的网上了，以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我把你的文章给放到网上去了，担心引起甚么结果。我说没有关系，既然写出来了，而且你放到网上去了，不可挽回了。到第二天、第三天，因为最初并没有作者署名，我的一些朋友就把文章转给我，说是一篇好文章转给我看，当时挺兴奋。
文章在网路上传开以后，估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香港的媒体如《开放》和《亚洲周刊》发表了压缩或截短的文稿，同时一些国外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 BBC、法国国际电台、德国之声都陆续在报导，紧跟着一些外国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也作了一个报导，我看到一些北欧国家的媒体也用地方语言也作了报导，而且用的是《纽约时报》上的照片。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好几十家媒体说这个事，有的是摘译这篇文章。前不久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告诉我说，这篇文章已经被翻译成了二十二种语言。
如何争取我的言论权利
这篇文章在香港的纸媒体上发表以后，学校挺紧张。校长、主管教学和意识形态的副校长，还有我们的院长都来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见外国记者。在大陆，我们知道，那些很知名的人士在单位提出不见外国记者的时候，他们一般是遵从的。我最初五至十天也决定不见，后来我觉得不对。所在单位的领导约束我不见外国记者、西方记者，我头脑里找了好多理由，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这一项义务 ──不能见外国记者，我们大学的学校教师行为准则里面也没有说不能见外国记者，而且外国记者是外交部把他们请到中国来的，他就有权利在中国境内采访，中国公民当然也可以接受他们的采访。我想清楚了这样的道理，而且我觉得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后来我突破了这个给自己设置的樊篱，有外国记者打电话来想采访，我说行啊，甚么时候见都可以。
大概到七月份的时候，日本的一个出版社要出我的一本书，题目就叫《讨伐中宣部》，收了我的这篇文章和其他与中国新闻业有关的文章，做一个集子翻译成日文出版。译者是一个共同社的老记者，也驻过香港和大陆，他的夫人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是我们的一个中国同胞。从那篇文章在网路传开到七月份有三、四个月时间，我没有写东西，这时候它结集出版，想找我写个序言，我说可以，题目就叫《后讨伐中宣部时代》。
本来这篇文章我没打算发表，因为那时候还是有点拘束、收拢的感觉。当时有个《南华早报》的记者，是个老大姐，她说听说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就发给了她。她就把这篇文章发给了《亚洲周刊》的总编，让他看一下，如果可以发的话，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结果香港那边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发表了。我特别吃惊，有点猝不及防，我怕学校知道简直不得了，再一再二了。 ....... 既然发表了，我也没办法，只能等挨着看怎么着吧。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是八月份，八月底的时候，我带学生在北京郊区的延庆县军训。我在那儿军训的时候，院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我觉得挺紧张，非常紧张，甚至想死的念头都有。我想起了免除恐惧的自由，那时如果不恐惧我会感到挺幸福，那个时候确实挺恐惧的。第二天学校花了六百块钱打计程车把我从那接了回来。回来后，我们的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找我开会，院里的头都在。会议的两点中心意思是：一、别写时政类──时评或重大题材类的文章；二、还是不见外国记者。当天，也就八月二十六日让我再写一篇保证书──形诸文字，将来如果我言而无信翻了供，有文字作证明。
第二天二十七日，我的确写了一个东西，但是我把逻辑的范围缩小了，不写时政──我说再也不写与中宣部过不去的文章，中宣部哪怕再撑个十年八年五年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那样希望他的子孙千世万世而为君，都与贫道无关。第二是我也不见外国记者了，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外国记者在我眼里对中国是有功的。我说了两件事，二○○三年萨斯是《时代周刊》报的，一九四三年正好一个甲子六十年前河南大灾荒饿死一百多万人，另有一百万人流亡，也是《时代周刊》的记者中文名字叫白修德最初报导的，最后挽救了这场灾难。外国记者对中国是有恩德的，他们不是麻烦制造者。
预言中宣部的寿命还有六、七、八年
在那篇小短文里，我又提到根据我六、七年写言论的经历，我感觉一个社会的重大问题或一个大的肿瘤，在人们议论它的时候，五、六年内要着手割除掉，小一点的一两年，甚至更短的几个月，像孙志刚案。我相信中宣部自我提出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内它会被解除──或者大改组、或者机构被取消。最后一句话我说的是愿我们各自保平安！
在这篇文里我还提了为甚么要写这类文章，我解剖了一下，我觉得自己很仁慈，看到中国老百姓这么苦，还不让报导他的灾难，我受不了。甚至高攀一点可以说是一种慈悲。我没有立场，也没有甚么政见，只有是非感。如果说有甚么自私的目的话，我想得两个奖，第一个奖是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第二个奖是诺贝尔和平奖。我想得这两个奖把校领导有点吓住了。
这个东西二十七日我交给他们。到九月二日，院长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课，上面说要停。”他可能觉得我流露出来的想法，使他们觉得我可能要不停地做下去，不然的话得不了普利策新闻奖和诺贝尔和平奖。这可能把他们吓着了，直接导致九月二日停课。九月十七日的时候另一院长通知我说，指导研究生的教师名册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了。其实就是指导研究生的资格也被取缔了。
停课那天，我还想停就停吧，但九月十七日那天对我打击挺大，我骑着自行车绕着未名湖，我正好到北大三年，我是二○○一年九月初来北大任教的，心想与北大就三年缘分，感到很难过。但过了两三天后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课，或者以后开除我的公职，我还可以想别的办法(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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