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讀大學，但那意味著他首先得參加高校入學考試。六月四日，高考前三天，一個潮濕的早晨，慶明的老師又一次老調重彈：他必須交80美元的學費，否則不能參加高考。慶明站在全班同學的面前，憤怒讓他忘記了羞辱。他慢慢地說了一句。「我沒錢。」但他的老師 - 和整個制度 - 沒有讓步。
幾個小時後，18歲的慶明走到了一個快速開來的火車前面。那輛火車，如同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是輛快車。
他的慘死固然讓人震驚，但這個四川北部群山中的農村孩子的生活在中國農村卻是比比皆是。像慶明這樣的農民曾經是共產黨的主要支持者，但現在，當社會主義已被金錢至上，競爭激烈的社會所替代，他們卻被留在了後面。
中國有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經濟，但卻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發展的好處主要給了城市居民和政府和黨的幹部。在過去五年內，富裕城市居民和貧困農民間的差距急劇加大，以致於現在有些調查報告將中國的貧富差距跟最窮的非洲國家相提並論。
對一向以創造繁榮為立身之本的共產黨領導人來說，貧富不均已經開始引起7億5千萬農民的不滿。農村的不滿情緒正在醞釀。農民大批湧向城市去找工。窮人要求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力而共產黨不願給予。值得稱道的是，中國政府在過去的25年內大力發展了經濟，使千百萬人從赤貧中走了出來。但不爭的事實是，如果官員們能繼續堅持嚴格的社會主義式的平等，中國人會生活得更好。
但近年來，官員們將國家的財富集中用來建設城市生產和金融中心，而忽視了農民。農民不能擁有他們耕種的土地，當政府佔用他們的田地去造工廠或商場時，他們往往落得個一無所有的下場。許多農民不能負擔基本的生活需要，如上中學。
今年，中國的貧困人口，即年收入在75美元以下的，25年來第一次有所增長。政府估計這一類人口增加了800，000人，達到了8千5百萬，儘管同期經濟增長率達到了百分之九。
任何現代社會想達到繁榮，都必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於城市精英階層開著寶馬，而很多農民每個星期能吃一次肉就是大幸了。問題在於貧富差距加大的部分原因在於政府施行的兩個階級的政策：一方面拒絕給農民許多城市居民享有的醫療、養老和社會福利，另一方面拒絕給農民成為城市居民的權力。
儘管政府都持異見者的懲罰一向嚴厲，據警方資料顯示，去年約3百萬人參加了抗議活動。大多數是農民、下崗工人和幹部腐敗的受害者。他們為爭個公道堵塞道路、擁向政府辦公樓，甚至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自殺。
另一個主要發展中國家 - 印度- 的城鄉差別相對較小，並有開放的政治制度。五月，印度的在朝黨在一次選舉中落敗，其主要原因是經濟的高速發展沒有及時滲透到廣大的農村人口。
「我們政府認識到不平衡發展的問題。」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溫家寶總理的首席農村政策協調員陳希文(譯音)如是說，「印度顯示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合理的解決，將會危及 共產黨。」
溫先生和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推動一個新的「科學發展」的計畫，強調社會公平與經濟發展併進。溫先生還命令官員們減輕農民稅務負擔。但到目前為止，黨對農村不滿情緒的最強烈的反應是遏制。今年春天，一本揭露農村非法徵稅和警察腐敗的書在成為暢銷書後不久即被禁。
在紐約時報向四川有關部門提出了一些問題後，一份7頁長的關於鄭慶明之死的官方報告的結論是，學校盡了一切可能幫助他的貧困家庭。報告否認學校堅持他付學費。報告稱精神失常導致了他的死亡。報告總結說，「調查組認為學校對鄭的死亡處理是客觀的、公正的、自願的、人道的。」
但親友、同學和幾位教師的描述卻截然不同。他們說學校一直追著慶明要錢。幾位朋友說他在最後的幾週表現異常，但他們說經濟困擾和家庭壓力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一個農民失去了「鐵飯碗」，即生活保障的年月，慶明想上大學，不僅僅為了那份自豪感，更因為他需要照顧家人。
「慶明有能力上大學，但他沒有錢。」同學和好朋友鄧軍(譯音)說。「他無法承受被拉在後面。」
一個村莊告訴你什麼是貧窮
重慶以北的四川山區風景如畫，但極其貧困。、、、鄭家所在的村子，三層(譯音)，位於一個山邊，須經過一條穿過梯田的土路方能到達。一條瀑布的水聲掩蓋了偶爾開過的卡車的聲音。打個電話需要走20分鐘到一個灰扑扑的路邊小店。
鄭家與其他幾家合住的房子除了電以外沒別的什麼東西。房子是一個用陳舊的土磚和木頭建的倉庫樣的建築，燒飯用明火。午飯時房子裡儘是煙，門窗都被燻黑了。
鄭慶明會在這里長大是機緣。他是他父母的第二個孩子，父母因為付不起超生罰金，在他出生後不久，把他給了他智障的舅舅和舅媽。他的養父母經常是啞的，而且神智不清，所以撫養他的重擔就落在了他的外祖父肩上。他跟了他外祖父鄭自立(譯音)的姓。鄭自立說：「我每天去地裡就背著他。孩子長得真快。開始我一星期餵他一盒奶粉，很快三天不到就吃完一盒了。」
鄭家在半公畝的地上種玉米和稻子，養了十幾隻雞鴨，夠他們自己吃的，但沒多少剩下來賣的。等慶明到了上學年齡，需要繳學費時，這成了個問題。老鄭沒什麼門路掙錢，他沒上過什麼學，不識字。但即使已經74歲，他的小臂和手看起來還是像舉重運動員或苦工的。他找了份工：把石頭敲成鋪路的碎石。
「每分錢進來就出去了，付他的學費。」鄭先生說。他指著他的家，說，「你也看到了，別的什麼都做不了。」
對慶明的投資還是值得的。他考高中的分數足以讓他上當地最好的、在達州(譯音)的學校。但他外祖父擔心因為錢和階層，上那個學校不可能。他曾經看到達州的學生穿著新潮的外套和球鞋，而不是許多農民穿得藍色中山裝和涼鞋。他說他怕城裡孩子會看不起他外孫。再說，普加的高中只要大概一半的學費。
如果慶明對失去上好學校的機會有所不滿的話，他沒有告訴他最好的朋友。鄧軍說：「他知道他家的現實情況。」
在普加的學校裡，慶明生物成績尤其突出，他想當醫生。他還愛好文學，剪貼了好些文章，還自己寫東西。有一段他經常重複，以致於他外祖父都能背了：不對上諂媚，不對富人吹捧，不對窮人欺詐，為新一代開路。當他上高三時，他在班上成績名列前茅。他和外祖父都覺得他有希望上大學。
出路艱辛
對打多數農村孩子來說，大學是一個遙遠的希望。義務教育九年就結束了，大多數青年然後就跳上火車或汽車到城裡的工廠或建築工地上找份低工資的工作聊以為生。每年上億人離開農村，他們寄回家裡4百50億美元。沒有這些錢，很多村子可能會萎縮、消失。即使這樣，民工仍然是社會下層。他們在城裡沒有居民權力，孩子上學有問題，並且經常受僱主剝削。
大學是一條相對來說比較光明的道路，可以帶來合法的城市居民戶口，一份有固定工資的白領工作，從而為整個家庭提供一個安全網。
對慶明這樣的年青人來說，最大的挑戰是考進大學。每年只有15%的適齡青年能受高等教育，大部分來自城市。頂尖的大學主要迎合精英階層，偏向他們自己城市的孩子，經常要求農村學生的高考分數高出城市學生。
即使在講究徹底平等的毛澤東年代，城市裡的工人生活得更好，享受工廠或政府工作單位提供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農民在公社時期有一點集體福利，但標準要低得多。今天，這些差距加大了。幾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能通過他們的公司或政府獲得醫療保險，城市有更多的經費和更好的、收費更低的學校。政府要求如此，因為擔心城市居民組織起來更容易，所以如果失去經濟保障，要造反更容易。
農村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25年前，鄧小平打破了低效的公社制度，採取了承包到戶以提高農業產值。但政府同時也取消了服務。農村政府幾乎得不到任何富裕地區的資助。他們就向當地農民徵稅和無休無止地收費來養學校、醫院、修路、甚至警察。
中國知名社會學家李史(譯音)的一個最新調查總結說，把城市住房、教育、福利和醫療以及收入算進去，中國城鄉差別已發展到了極端 - 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大。
慶明和他的家人要克服這些障礙本來就很困難了，這一年，壓力變得更大，只為一個原因：錢。
沒錢？沒學上
普加高中是一座灰沉沉的建築，學生們為得到政府教育，必須付出高額的學費。以西方的標準，這一長列的收費 - 學費、住宿費、書本、電腦使用費 - 可能看起來不算什麼，只有290美元一年。但這已經超過了四川農民2002 的人均收入，250美元。在美國，這就相當於公立學校每年收每個學生43，000美元。
即使如此，鄭自立一直按時付他外孫的學費，一直到他高三的冬天。鄭自立遭遇了一場巨大的經濟風暴。他所工作的政府修路項目的老闆不給他發工資，相反給了他總計200美元的欠條。他幾次到縣建設局要求付款，官員們把責任推給中間人或上級，沒人付錢。
然後，鄭的78歲的妻子得了肺病。和大多數農民一樣，他們沒有醫療保險。治療和藥費醫院要了250美元，這樣全家的積蓄就一點不剩了。
當慶明進入高中下半學期時，他家已經沒法按時繳費了。問題馬上就顯示出來了。同學們說，慶明的老師，張緒都(譯音)經常在全班面前批評他沒有交學費。老師說：「沒交學費的人必須馬上交。」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說慶明。
慶明回家了好幾次去要錢，家裡到處去籌集。他外祖父寫信給一個住在沿海地區的遠房親戚，那位親戚寄了500元，即60美元。但慶明仍欠學校80美元。
張老師沒有回覆記者徵求意見的電話。但對慶明的案子的正式調查說張沒有逼迫學生繳費。朋友們說慶明一直很節儉，但到高三時，他的節儉更是明顯。他每頓飯只花4毛錢買蔬菜和米飯，許多別的人花兩倍的錢買豬肉、雞肉、豆腐或雞蛋。一位同學說：「慶明每星期吃一次肉，他回家，他外婆給他殺隻雞。「
他考進了全校最好的班，從而再次證明了他的學業潛能。但慶明的朋友和同學說，隨著高考臨近而他的學費仍沒著落，慶明被壓垮了。一位同宿舍的同學說慶明經常做惡夢，呻吟著關於學費和老師。他開始不守紀律，曾經和同學打起來，還有一次在課上莫名其妙地衝出教室。
五月六日，張老師叫上慶明，一起坐摩托車到三層去見慶明的外祖父。鄭先生說，老師告訴他他外孫非常不聽話，他(張)懷疑慶明可能有精神病。站在邊上的慶明回答說：「你才有精神病。」他隨後跑了出去，自己回了學校。
幾天後，鄭先生拿了家裡的50個雞蛋，搭了個車到普加。雞蛋總共賣了6美元。然後他請張老師吃了頓飯。6美元買了幾個肉菜和兩瓶啤酒。「幹部總想要好處的。」鄭先生說。他說那天他請張老師免去學費，因為家境實在困難。他說張「給我一個印象」他會考慮這個要求，但他從沒有得到正式的回覆。
一個大好生命的終結
同學和老師說，這件事情至六月四日，高考前三天，達到了高潮。張把慶明叫到他桌前，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再次要慶明繳80美元，否則，學校將不給他准考證。沒有准考證，他上大學的希望將徹底落空。慶明說他沒有錢。一位同學站了起來，表示願意賣血來幫助慶明。據後來調查此時的老師說，張回答說：「你要賣命我也不管。他交錢，否則就不能參加考試。」調查的老師說，慶明當時就炸了。他一腳將一把雨傘踢到了教室另一頭，然後揀起來，從窗戶扔了出去。他隨後跑了出去。當天晚些時候，有人在一個火車站看到慶明，光著腳在鐵軌上晃悠。根據警察報告，一位鐵路工作人員問他在幹嘛，慶明說他為國際刑警組織工作，然後就走開了。當晚9：30分後，他又回來站在了鐵軌上。撞上他的火車是重慶-北京之間的特快1006號。被發現時，他的外套，裡面有一條骼膊和他的身份證，躺在離他屍體30碼的地方。
慶明的死震驚了整個學校。老師們說學校領導最關心的就是如何對付外界的調查。一位知情的老師說，當警察通知了學校，開始學校領導否認慶明是那兒的學生。他們給的原因是慶明沒付學費，所以不是在學校註冊、歸學校管的學生。事情發生幾天後，學校領導到三層去看鄭的家人。鄭自立不在家，但學校領導找到了慶明的舅舅，亦即他智障的養父。他們提出給他18，000元，但得簽一個文件不再追究學校的責任。舅舅簽了文件，拿了錢。
學校領導關於該事發了兩個報告，一個是六月份給上級的內部文件，另一個是七月份為回答紐約時報問題而準備的。兩份報告都堅持學校從來沒有逼迫慶明繳費，同時說學校考慮到他的家庭情況部分減免了他的學費。但兩份報告在關於何時減免了學費及減免了多少等細節的描述上大相逕庭。
學校領導同時說沒有證據證明慶明和張六月四日發生了衝突。但華西日報一篇關於慶明之死的文章引用張，說他最後一次和慶明談話是在六月四日，他讓慶明交學費。老師們說即使張想幫忙，他可能也無能為力。他們說學校校長楊方復(譯音)要求教師們負責催繳他們學生的學費，並用高考作為收債的手段。老師們說，一年前，楊從一位教師的工資中扣了75美元，因為那位教師的兩位學生因為貧困而未繳學費。官方調查證實楊要求教師負責收學生的學費，並曾因此原因扣了一位教師的工資。但調查說楊並未將繳費和高考掛鉤。
歸根結底，官方堅持說，慶明的死是因為他「精神失常」，他並未想自殺。幾名學生說自慶明死後，他們的老師曾與他們單獨談過，提醒他們慶明的古怪行為，暗示他們如果外人問起，這是他們應該強調的。
鄭的外祖父不同意官方的說法。他說學校從來沒有減免過他外孫的學費，他說慶明只是非常擔心，沒有發瘋。他在起訴學校導致慶明之死。
現在他所擁有的唯一能紀念他曾背在背上的外孫是一堆課本：三角、政治、歷史。鄭先生的文化不足以讀這些書，但他留著它們作紀念。其中一本是慶明的剪貼本。在本子最後面，慶明貼了一篇從雜誌上剪來的文章，文章講的是一個智障的農村女孩被人強姦，接著又被家人因為怕蒙羞而拋棄。在文章的邊上，慶明寫下了他自己的想法：「我們必須給無辜的弱者一雙援助之手，只有這樣，一個人才能立足社會。」
August 1, 2004
THE GREAT DIVIDE
Amid China's Boom, No Helping Hand for Young Qingming
By JOSEPH KAHN
and JIM YARDLEY
http://www.nytimes.com/2004/08/01/international/01CH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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