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將軍也碰到過這樣的勇敢者。那是1965年,法國發生民變,巴黎的學生、市民走上街頭,要求當時任總統的戴高樂下臺。戴高樂黔驢技窮,來到德國的巴登。法軍駐德司令部設在這裡。戴高樂要求駐德法軍司令帶兵回到巴黎平息民變。但戴高樂的兩次要求都遭到那位駐德法軍司令的拒絕,還勸說戴高樂放棄這個命令。後來戴高樂非常感謝那位司令,稱頌那位司令勇敢地拒絕執行他的命令。他還寫信給那位司令的妻子,說這是上帝在他無能為力時讓他來到巴登,又是上帝讓他碰到那位司令。不然,他就可能是歷史的罪人了。
勇敢的定義只有一個,但勇敢的表現卻可能多種多樣。三個應聘者,前兩個堅決執行老闆的命令,好像是無可厚非,畢竟是老闆的命令;但後一個敢於拒絕執行老闆的荒唐的命令,則值得讚譽。至於駐德法軍的那位司令,敢於拒絕執行當時作為法國總統的戴高樂的有違民意、有違民主原則和精神的命令,則是難能可貴。這在專制制度的國家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所以勇敢不勇敢,不只是一種行為的體現,其中也包含著理性,包含著道義。沒有理性的、缺乏理性的勇敢;沒有道義的、缺乏道義的勇敢,充其量不過是沒有頭腦的匹夫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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