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大代表齊聚大會堂的時刻，SARS危機中挺身而出的真話英雄蔣彥永先生，再次公開說出了被壓抑了十五年的真話：建議中共當局為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
在八九年那個血雨腥風的時刻，蔣大夫以301醫院的搶救小組負責人的身份，加入到拯救生命的行列中。在手術臺前，他見證了罪惡屠殺所製造的傷口、鮮血、殘疾和死亡.這種親歷刺痛著他的靈魂。在人人過關的大清查中，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看法：「鎮壓學生運動是錯誤的。」
從這封公開信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在「用高壓手段使全國人民變得有口難張」的恐怖威懾之下，蔣先生的靈魂一直受到六四亡靈的拷問，他也曾通過自己的方式做過不懈的努力：「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產黨員的名義，給國家領導人和人大、政協代表寫信，建議重新評定六四。」他還把自己的六四親歷及其看法當面告訴了中共元老楊尚昆。而且，六四後的經歷也告訴他：中國人決不會忘記六四，所謂「淡化」，只是恐怖威懾和利益收買的暫時效應。而凡是親歷或知道這件大事的人們，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記憶著、評價著。他也知道：很多人，包括普通百姓、社會名流和中共高官……與他持有相同或相近看法，只是絕大多數人懾於恐怖高壓而不願公開說真話，大都在私下裡談論六四。
然而，在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公共事件上，私下說真話，畢竟只是小圈子行為，雖不失為良知未泯，但至多是暫時的個人良心的安頓，良心虧欠和人格壓抑仍然難以逃避。私人耳語之於只有公開討論才能辨別是非善惡的公共事件來說，並不比沉默更有價值，久而久之，還很容易墮入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犬儒人格。
如果在SARS危機中，瞭解真相的蔣大夫沉默了，只是私下裡告誡親朋好友同事，其防治作用只惠及極為有限的私人圈子，而對全國性世界性的公共衛生危機的解決則毫無意義。但是，蔣大夫打破沉默說出真相，導致中國抗炎形勢的轉折，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抗炎也頗有助益，既拯救了國人的生命健康，也挽回了民族的信譽，使政府應對公共危機的方式有所進步。
六四，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公共事件，事關無辜者的冤魂和正義的伸張、民族的歷史真相和未來前途，中國人和中國政府不可能永遠沉默下去，必須對此有一個公開交代，交代來得越早越好。六四亡靈得不到安頓，不僅使個人良心蒙羞，更讓國家在世界上蒙恥，在歷史的審判席前抬不起頭來。
長期隱瞞歷史真相、壓抑自己的親歷和想說的真話，之於個人，會憋出心理疾病和人格分裂症；之於國家或民族，會在罪惡感中越陷越深，由此而來的恐懼症也會愈演愈烈，甚至變成靈魂癌症。所以，當官方還不肯公開面對六四之時，民間就必須推動見證歷史和尋求正義的維權運動。公開說出真相，讓自己的良知在陽光下閃耀，才是對生命和正義的敬畏、對個人良知的善待，也才是對歷史和民族的負責。
在涉及到重大社會公益的案件的司法審判中，司法權力的行使必須是公開的，因為看得見的正義才是正義；在事關個人良知的安頓和社會公德的提升的道德審判中，參與公共輿論的個人表達也應該公開的，因為看得見的良知才是良知。
特別是在仍然黑幕重重的恐怖秩序之下，唯有良知的公開表達，才具有揭穿黑幕、對抗強權和戰勝恐懼的力量，才能見證真相和伸張正義，才會對那些良知未泯的公眾人物構成道義壓力，對沉默的大多數產生感召，對社會正氣的形成有所貢獻。而且，越是在恐怖政治無孔不入的嚴酷環境下誕生的真話英雄，就越能夠贏得民間社會的尊敬。是在SARS危機中，國人和國際社會第一次看到真話英雄蔣彥永大夫的公開良知，蔣先生也因此在國內外贏得了崇高聲譽；現在，人們又在六四十五週年前夕，再次看到蔣先生那陽光般閃爍的良知。值得慶幸的是，我們也得到網際網路時代的恩惠，藉助於無遠弗界的網路技術來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鎖，使真話英雄的名人效應得以最大化，形成極具感召力的良知示範。
關於六四，國人已經沉默了十五年，壓抑了十五年，現在，蔣彥永先生做出了勇敢的示範，凡是親歷者都會有自己的真實記憶，所有良知未泯的人都會有不同於官方的評價，那麼，就請公開說出你的親歷和你的心裏話──哪怕只是一個細節的真相和一句真話！
公開你的良知：
讓亡靈得到愛的溫暖！
因為不能公開的祭奠無法給亡靈以真正的安慰。
讓難屬們得到道義的激勵！
因為偷偷摸摸的同情不會產生真正的力量。
讓全世界看到國人的良知！
因為十五年的沉默已經使中華民族蒙受太不堪的羞辱。
讓獨裁者感到民間的勇氣！
因為劊子手從不怕私人飯局上的詛咒。
2004年3月9日於北京家中(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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