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義地說，毛澤東把整個中國都變成了一座大監獄，而勞改隊不過是嚴管隊而已。在這個大監獄裡，按照馬克思主義，每個人都要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根據這個定義，所有人都必須「改造」自己，通過勞動和服從「改造」自己，把自己「改造」成共產黨的馴服工具。
所以不僅僅是監獄裡的勞改犯患有勞改後遺症，經過50多年的共產黨奴役之後，被蒙上眼睛和耳朵的全中國人民都患有勞改後遺症，可能稱其「共產後遺症」更確切。
我們的父母一輩，當年在工廠裡，每天除了8小時勞動，還要義務地為共產主義事業添磚加瓦，也就是加班。另外還要政治學習，匯報思想。大家都沒有任何選擇權利，跟勞改生活也差不太多。
世界上從來沒有高尚的奴隸。人們也沒有理由去要求奴隸高尚。而奴隸們主要的反抗或墮落方式就是「偷」，所以在勞改中國，幾乎所有奴隸都會「偷」。各級官員們「偷」的本領，更是了得，當之無愧是世界之最！
搞垮大型國營企業的不僅僅是貪官污吏，工人階級也扮演了積極的腳色：幹部貪污敲詐，工人就偷東西。什麼都偷，從一塊布到一根鉤針到一塊肥皂到一塊餅乾，發揚愚公移山精神，積少成多，然後拿去送給親朋好友，積累人情，互相「幫助」，解決苦難生活。這是毛澤東時代一般幹部和工人的典型生存方式。
這是無奈的生存方式。我在這裡並不譴責這些人，確實不能怪他們，都是被逼得沒辦法。但是另一方面，這又是一種極其敗德的惡習，一旦養成了就很難改掉。所以中國的官員在貪污敲詐的時候，從來沒有遇到思想上或道德上的阻礙，唯一需要考慮的僅僅是別被查處。
在已經實行民主變革的東歐和前蘇聯，這種普遍的道德墮落也是很難扭轉的。記得有一個統計說：俄羅斯有70%的官員腐敗，這些多半都是前共產黨員、唯物主義者、普京的擁護者；另有30%的官員不腐敗，多半則是東正教徒。
習慣的力量是強大的，改正起來十分困難，因為很多情況下我們根本意識不到。
扯謊和欺詐。在大陸，你上街去買東西，不管真貨假貨，你都得不到公平交易的機會。即使與你熟悉的朋友，也不能公平合作。凡是合夥做生意的中國人，都吃盡了這個苦頭。民運之所以不團結，便與這種素質有關。這種流行病甚至嚴重到：一個誠實的人也會被當成騙子！
中國人虛偽、好鬥，也是一個奇景。一方面我們都有毛病，甚至缺陷，卻把自己當成不能碰的神仙；另一方面卻不遺餘力地攻擊別人，而大部分理由竟然都是似是而非的、根本不值一提的。
這些都是大大強化了的中國人劣根性，即共產後遺症。
記得80年在北京看過一個阿根廷現代舞《女孩之死》，表現一個在墓穴里長大的女孩，後來獲得瞭解放，開頭興高采烈，亂蹦亂跳，後來就不知所措，感覺空虛無聊，最後竟然一步一步的退回到墓穴裡！
當時我特別激動：這個舞蹈太有象徵意義了，如果把它改名《中華民國之死》，更恰當。不再向皇帝磕頭的中國人，在獲得自由之後確實是不知所措，非要找一個皇帝效忠不可。在放棄了可以選擇的權利之後，只有「選擇」毛澤東這個粗野、狡詐的山匪頭子頂禮膜拜。
不僅工人、農民不知所措，大部分地主、資本家、知識份子也不知所措。他們伏倒在地，山呼萬歲萬萬歲，甘心情願做奴隸──一群可恥可憐的奴隸，隨後就被屠宰或奴役！
如郭沫若這類偽君子真小人，不明大義，民國時期有點自由就大鬧特鬧，最後竟然認賊作父，非要鬧出一個毛澤東式的暴君、以冰冷的刺刀對付他不可。這詩，他就像烏龜一樣老實了。類似的敗類數量太多了。他們都向我們活生生地證明：他們只配做奴隸，而根本做不了文明人。他們願意竭力享盡一切自由的樂趣，卻絲毫沒有感到自己有什麼義務要承擔！
直到現在，中國的工人、農民雖然因為生活苦難而怨恨不已，但還是願做一個奴隸，渴望有一個英明的主人出現，不再折磨他們，使他們以後能吃、穿得好一點。知識份子、官吏也莫不如此。
這個共產後遺症，在國外的華人也應該能看到：海外的擁共者，就是如此，他們一方面享受自由民主的福利，一方面卑劣地為專制暴政服務。
這種只想貪便宜、不想付代價的劣性思維方式，這種不肯與他人、不肯與社會公平交易的劣性思維方式，在經過50多年的奴隸生活之後，在中國大陸更加嚴重！
如果89年時有多一些的中國人少一些自身利害考慮，正義感和社會責任心稍微多一點，支持民運堅決一些，而不是等天上掉下餡餅，猶疑不定的鄧小平也就會順水推舟，中國也就和東歐、蘇聯一樣順乎民主潮流，至少向前進一步了。
這些都是共產後遺症。
共產主義狂潮退去，留在沙灘上的，就是愚昧和墮落。我們不能異想天開，必須比其他人付出多一倍的努力，付出足夠的代價，用力清洗，反覆清洗，然後這個群體才能有所作為，中華民族的大悲劇才可望結束。
（2004.1.25於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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