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書用文學方式記述了農村稅費改革的起因與推行的全過程，內容多是「禁區」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後新聞，所涉及的人物上至中央領導、省市地方大員，下至農村基層幹部、廣大農民，絕大多數都點出了真名實姓。
「不少人是哭著看完的。」陳桂棣說。
兩個作家的震驚
我們本來就是農民的後代，並且都在農村度過了無瑕的童年歲月，今天，當我們奔走在已經變得陌生的田野，卻依然像回到了母親的懷抱，內心的衝動幾乎要溢出滿眼的淚水……但是，當我們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經少有的熱情與冷靜，走近中國農民時，我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
－－《中國農民調查》引言
1993年農曆大年三十。
陳桂棣在老家－－淮北平原的一個普通村莊，遇到了一名親戚，「這天人們都回家過年了，可他還拉了一架子車白菜去賣。年三十幾乎沒人買東西，這車白菜最後只賣了5塊錢。用這5塊錢，他們一家人買了點肉，包了頓餃子，算是過了這個年。」陳桂棣說，他當時被震撼了，在他的印象裡，自從農村實行了「大包干」後，農民的日子已經過得相當好了。
「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想寫一部農民的作品，到今天《中國農民調查》完成，這個念頭已經整整10年了。」
1995年，陳桂棣採訪淮河污染問題時，在沿河4個省所到之處「滿眼都是農民」，農民們困苦的生活狀況促使他再次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改革開放的源頭，受益應該最多的農村，依然如此貧困。
5年後，一件偶然的事情，再次堅定了他想寫一部農村題材作品的決心。這年3月1日，妻子吳春桃(筆名春桃)回江西萍鄉老家生孩子，在她住的產房旁邊，一個農村產婦的丈夫悲痛欲絕，不停用頭撞牆。他的妻子生產前幾個月，就被查出了「前置胎盤」，雖然這是一個危險的病症，但是只要住院，得到良好的照顧，一般都可以安全生產。但住院要錢，這個農民家庭湊不夠這筆錢。他們只好回農村找當地的接生婆，接生婆一次只收100到200元。生產當天，產婦不斷出血，接生婆也沒了辦法，最後，當產婦被送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死亡。
「我感到震撼和恐懼。」春桃說，她11歲的時候，父親因工傷離開人世，由母親到城裡頂父親的工作，她才來到城市，從一個農民變成了一個城裡人。她生產的時候，得了「孕高症」，就是民間所說的「產前風」。「如果沒有11歲的那次命運偶然，我還是一個農民的話，我的命運肯定和那個農村產婦一樣。」
一天後，陳桂棣和春桃的孩子呱呱落地。這一天還有兩件事讓陳桂棣夫婦記憶深刻：時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給國務院領導寫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指出「確立在安徽省以省為單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
稅費改革就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陳桂棣和春桃覺得是拿起筆的時候了。
寫，還是不寫？
我們同樣不可能想到，問題嚴峻到我們竟不止一次地懷疑自己的能力和勇氣，懷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課題，作家能夠勝任嗎？
－－《中國農民調查》引言
2000年國慶，陳桂棣和春桃把半歲的兒子托付給老鄰居照看，正式開始採訪。
「原定計畫是採訪一年，寫作一年，結果整整花了3年時間。」
採訪開始不久，就遇到了困難。
「我們的初衷是做一次正面宣傳。但隨著採訪越來越深入，發現問題要複雜得多。」陳桂棣說，在土地改革、大包乾和稅費改革這三次農村三大改革中，有兩次都是安徽農民走到了最前面，但安徽卻給外界留下了災民、小保姆、農民工的形象，他們最初想用筆把安徽的形象改正過來，當時安徽是全國第一個搞稅費改革試點的省份，稅費改革也就成了文章的重點。
稅費改革有多重要？「只有把農民負擔寫到位，讀者才能知道這項改革的份量。」
2001年3月，經過半年的採訪，陳桂棣和春桃已經跑遍了安徽和臨近省份的50多個縣市的農村，農民的負擔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想。
「這麼多『負面『的東西，都是內參上才能寫的，能公開寫出來嗎？」
這半年採訪的內容，成為《中國農民調查》裡第一部分的素材，陳桂棣和春桃寫完這一部分後，在文章裡發問道：「農民負擔在各地依然是屢禁不止，涉及農民負擔的惡性案件更是時有發生，且又源源不斷，這是為什麼？這究竟是為什麼？」
「要瞭解清楚，就要找專家。」陳桂棣來到了北京。
經過一個多月，採訪過三農專家溫鐵軍、農業部農業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朱守銀、中國社會學會長陸學藝和稅費改革第一人何開蔭等大批專家後，陳桂棣認為自己找到了那個「究竟是為什麼」。
「稅費改革上連著農村戶籍制度、農村金融體制和糧食購銷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連著農村基層財稅體制、財務制度、農村義務教育和農村科技體制的改革，特別是最重要的鄉鎮村級機構的改革……中國農業應該免除一切麵向農民徵收的農業稅及其附加……」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陳桂棣和春桃卻發覺手中的筆難以落下。「這些，能寫嗎？這是內參也不能寫的東西。」
三個涉農大案
「乍看上去，這些事件只是涉農案中的個案，但因案件的性質各不相同……無疑就把當今中國的『三農』問題和盤托出了。」
－－安徽大學文學教授王達敏
陳桂棣和春桃最後決定，這篇文章不僅要寫，而且還要嚴格按照真實情況來寫。
文章開篇講了3個涉農大案：利辛縣路營村農民丁作明帶頭向縣委反映村幹部亂收提留款、農民負擔過重等問題，被村幹部及鄉領導記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固鎮縣小張莊村幹部橫徵暴斂，村民上訪要求清算村財務賬目，刑期未滿就當上村幹部的村委會副主任竟然帶著兒子，在眾目睽睽下向村民清賬小組的代表大開殺戒，造成四死一傷；臨泉縣王營村黨員王俊彬等人向上級組織反映村幹部亂攤牌、亂集資、亂罰款，結果整個村莊遭到執法部門鎮壓，1000多名村民逃到鄰省，王俊彬被開除黨籍，被公安部門作為犯罪份子通緝追捕，最後驚動中央，蒙冤的農民最終討回公道。
「乍看上去，這些事件只是涉農案中的個案，但因案件的性質各不相同，其涵蓋的政治、經濟、法制乃至道德的社會問題也不相同，將它們觸目驚心的內幕揭示出來，並予以犀利深刻的剖析，無疑就把當今中國的『三農』問題和盤托出了。」安徽大學文學教授王達敏這樣評論。
這幾個個案也是文章裡修改次數最多的地方，「每個都修改了三四遍，從頭到尾都要有證據。」「寫第二個案子的時候，我們把30多萬字的人民大學的刑法講義『啃』了一遍。」陳桂棣和春桃說。
講述完畢農民個體的命運，文章轉入理性思考和對策分析，各級官員的名字相繼出現。
這部分一開始，就講內幕：安徽省老幹部陸子修在一次全省減負匯報會上，對幾個地市的書記點名「開刀」，會後時任省委書記的盧榮景誇讚陸講得好，陸子修卻「沒好氣地說：『好個屁！』你們這些話會上為什麼不說？我心甘情願地當了一回你們的『打手』。」
1998年，朱鎔基到南陵縣考察糧食收購政策執行的情況，南陵縣和蕪湖市領導聯手造假，連續4天4夜突擊調運1000多噸糧食運到峨嶺糧站，最終不僅玷污了總理奔波的求實求真之心，褻瀆了他對9億農民的關愛之情，還給總理決策提供了虛假、錯誤的信息。
「報告文學要求真實，只有真實才有價值。」有時候為了核實一個細節，陳桂棣和春桃要打幾個電話，實地跑三四趟，「文章裡每一件事情都有證據。」
「陳桂棣現象」
陳桂棣是有些「硬骨頭」的人。
－－1996年7月26日《南方週末》
《中國農民調查》發表後，安徽當地一家報紙把該書帶來的反響總結為「陳桂棣現象」。
陳桂棣，國家一級作家，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春桃，在《當代》刊發過《失憶的龍河口》、《民間包公》等作品，曾獲當代文學獎。很早前，他們的作品就被人總結出4個特點：敢啃硬骨頭，真實，準確，激情有力。
1995年，陳桂棣用108天時間走訪了淮河沿岸48座城市，第二年在《當代》雜
志上發表了題為《淮河的警告》的長篇報告文學，在這部報告文學裡，他首次披露了鮮為人知的污染實例及觸目驚心的污染數字，並且對污染原因、對策作了詳盡的分析，專家們認為，這是中國第一部「公害文學」。
《中國農民調查》在安徽引起巨大反響，《當代》雜誌在合肥市一週內全部脫銷。省農業廳領導專門派人到合肥市作協買書，卻空手而回。安徽省內的3家報紙總共用了6個整版介紹了這部作品和作者，當地電視臺先後製作了3期節目，「最近，在省裡召開的會議上，
大家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問對方看了這本書沒有。有一次，會議中間還專門留了一段時間，給與會者用來討論這部作品。」安徽當地一家媒體的記者說。
合肥市一名副書記書只看了一半就激動難奈，給陳桂棣打電話：「你們從文我從政，你們的血是熱的，我這個從政的，血也不是涼的。」
在全國範圍內，《中國農民調查》也成為關注的熱點。網路上，各大網站均有此書的評論文章。1月13日陳桂棣和春桃受中央電視臺邀請赴京，參加春節特別節目的錄製。
《南方週末》2003年特刊，向他們夫妻「特別緻敬」。
對話：「我們做了別人不願做的事」
我們多次懷疑自己的勇氣
記者：看完《中國農民調查》後，有一個明顯的感覺，這和以往的報告文學很不一樣。
陳桂棣：確實如此。有人看完了說我們「不務正業」－－農業專家和社會學家應該做的事被我們兩個作家給做了。我們在採訪的時候，發現很多農業專家談農業的時候很厲害，但一涉及到政策就迴避掉了，而知識份子在研究課題的時候，很少把農業問題和社會問題結合起來。這兩個知識圈子沒有對接。我舉一個例子，曾經有一個研究農村醫療體制改革的專家，向我徵詢他的改革方案，我看完以後只說了一句話，按這個方案，只能研究出誤區，投多少錢都沒用。他大吃一驚，問我為什麼，我回答他，現在的農村基層政府就像是「黑洞」，把周圍所有的物質都吸進去，不管什麼錢，都會被挪用。有人說我們用文學的語言寫了一篇經濟學論文，我覺得這個評價挺有意思。
記者：由作家來寫「三農」問題，一定很困難吧？
春桃：我們在寫作之前，就意識到這篇文章應該有「平民意識，歷史眼光」，用老百姓的感情來寫，用歷史的眼光來評價黨的農業政策。《中國農民調查》在農民負擔如何形成的
這一部分有6萬字，我們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談，講了國家四代領導人是怎麼解決農業問題的，甚至還提到了歷史上各朝代曾經執行的農業政策。這對讀者瞭解我們現在的」三農「問題有幫助。
陳桂棣：大原則是確定的，但修改則非常多。我們碰到過三次困惑，寫作和這次改革同步進行，兩者都是一波三折，有時候甚至還不得不暫時停下來。我們確實很多次懷疑過自己的能力和勇氣。我們做了件別人不願意做的事。
我們為是否點官員的名爭吵過
記者：你們統計過被點名的官員人數嗎？
陳桂棣：我們沒有準確地計算過。不過有人計算了一下，說兩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和安徽省5屆領導的名字都在這篇文章裡出現過。其他各級官員的名字就更多了，可能有幾百人吧。
春桃：他們很多人還在任，不少還升了官。
記者：這篇文章一旦發表，這些官員的功過是非就擺在了讀者面前，非要把他們的名字寫出來嗎？
陳桂棣：這麼多領導官員的名字出現在報告文學裡，中國好像沒有先例。寫作的時候，為了這個，我們還吵了一架。春桃不同意寫，我堅持。報告文學講的是真實，如果不提真名，全篇都是某某某，讀者肯定會懷疑這篇文章的真實性。
春桃：我覺得這樣寫風險太大，後果難料。何況文章裡的有些人還是我們的朋友，如果都寫出來，連朋友都做不成了。
記者：這些朋友在文章發表後責問過你們嗎？
春桃：沒有。他們沒主動找我們，我們也不好意思找人家。
陳桂棣：有一個安徽的官員，聽說我把他說的話寫進了文章，還寫了他的名字，立即否認曾經見過我們，對別人說從來沒接受過我們的採訪。我的上帝！我聽到腦子都炸了，這些人都是省級幹部！後來過了幾週，他看了文章，態度又轉了180度，再有人問他是不是說過那樣的話，他回答別人，『就是我說的嘛，除了我，當時還有很多人在場，他們都可以作證『。聽到他這麼說，我才放下心。
目前沒有壓力，在正常工作
記者：對可能發生的風險，你們有沒有應對的計畫？
陳桂棣：當時我想，如果安徽這個地方呆不下去了，就去春桃的湖南老家，或者到北京，我們在北京找個工作應該還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到現在，並沒有壓力，我們都正常工作。
春桃：我們更擔心小孩，每次記者來家裡採訪，我們都把他送到別人家，他的照片也不能出現在媒體上。
農民常常不敢說話
記者：你們採訪這些官員主要是通過什麼途徑？
陳桂棣：有時主動提出採訪要求，有時通過私人關係，有時候完全是靠運氣。有一次到北京採訪農業部的一個官員，我聽過這個人的名字，就直接找到他的辦公室，和他聊了起來，後來他又給我介紹了很多人。
記者：是不是採訪農民的時候更容易些？
陳桂棣：我和春桃都是農民的孩子，我們對農民充滿深情。但是農民常常不敢說話，為了讓他們信任我們，我和他們一個鍋裡攪杓，一個屋檐下睡覺。農民還非常敏感，和他們打交道，首先要尊重他們。
下一部書寫治淮功過
記者：很多人看你們這部作品都流淚了，你們覺得是什麼打動了讀者？
陳桂棣：我接到過一個電話。一名音樂教授突然半夜給我打電話，聲音裡帶著哽咽，問王營村的農民最後有沒有贏，沒有贏他就不看我們的書了。我說他們贏了，他聽完「啪」地就挂了電話。我想，農民們的生活處境也許就是最打動人心的地方吧。
春桃：我們希望這篇文章的讀者是城市人和決策者，讓城市人對農村瞭解更多，給決策者提供依據。
記者：你們有沒有開始計畫下一部作品？
陳桂棣：下一部，我們想寫淮河2000年的歷史，重點是治淮功過。(王雷)
社評：讓更多的人真正關注「三農」問題
雖然農民佔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但是，他們卻是一個地位最低、受關照最少、最易受到傷害、經常被城裡人瞧不起的弱勢群體。不少官員明明是自己工作不到位甚至失職，往往把責任推到農民身上，比如，不少官員把村民自治搞不好，歸咎於「農民素質低，缺乏民主意識」；說農村稅費難徵繳，歸罪於「農民是刁民」；城市出現髒亂差等問題，不少市政官員將其歸因於「農民工或農村流動人口」。但是，他們卻很少去反思自己為農民做了些什麼，更沒有想到他們的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農民的辛勤勞動和奉獻基礎上。
儘管我們天天口頭上在談論「三農」問題，儘管國家也不斷地出臺各種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儘管在歷次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農民問題、農業問題都擺在顯要位置，可是效果如何呢？迄今為止，「三農」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相反卻愈演愈烈，似乎成為一個社會頑疾。那麼這裡的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
首先，我覺得出在我們對「三農」問題缺乏真正的瞭解和把握。儘管《中國農民調查》作者一直關心社會現實問題，但是正如他們自己所說的，進入農村調查後，他們才大吃一驚。如果作者不在農村進行長期的深入調查，如果只是走馬觀花，那不是照樣上當受騙嗎？因為在我們接收到的信息中大多都是正面的，只報喜不報憂，好像農村已經很不錯了。我到過的一些中西部農村，除了人口增多、人地矛盾越來越緊張、生態惡化外，跟幾十年前沒有什麼變化。這樣的狀況往往是最被遺忘的。不真正瞭解「三農」問題，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解決問題的對策和藥方。
其次，「三農」問題不僅僅是個經濟發展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和政治問題。正如《中國農民調查》作者指出的，如果不把「三農」問題與社會問題聯繫起來，就不可能解決「三農」問題。《中國農民調查》也向我們昭示著「三農」問題之所以很難解決，是因為牽涉到方
方面面的人物和關係，下到世界上最小的官即村幹部，在與農民的關係上，不少基層幹部已經結成利益同盟，一個小小的村官打死四人，仍然受到上級官員的包庇和縱容，罪犯仍然可以在監獄裡指揮村裡的工作。這說明什麼問題呢？這裡涉及到人事制度、官員利益、農民的權益保障等等政治問題。
《中國農民調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社會反響，除了客觀、全面的報導外，也昭示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我覺得這種嚴重性不僅僅限於農民，而應是對於我們整個國家、整個社會而言的。如果在我國快速的經濟增長過程中，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卻不能分享到發展的好處，那麼，這種不均衡會演變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我們長期漠視這個問題，那麼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也會受到損害。對我們城市居民來說，儘管我們的生活日新月異，如果我們的農民兄弟仍舊生活在貧困狀態，仍然受到各種盤剝，那麼「三農」問題就會向城市蔓延：農民為了逃避「三農」問題，就會湧入城市，我們的城市還能把自己封閉起來嗎？當然解決「三農」問題，需要給農民更多的表達自己利益的渠道，需要讓他們強大起來，僅僅靠外部的呼籲，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中國農民調查》已經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我敬佩作者的勇氣和責任精神，更感謝他們為全社會展示了農村的真實情景！讓我們有更多的人去真正關心農民、農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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