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灘最後的「小開」 

50年代初,上海淮海路陝西路路口開了一家永豐寄售行。牌子雖挂寄售行,店裡幾乎全是音樂唱片,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國唱片,古典現代皆備。那時,「左」的風氣尚未興起,優秀的音樂唱片如同現在的流行歌曲一樣,一夜間能「刮」遍上海灘。青年們西裝革履地聚在一起,聽聽唱片、喝喝咖啡、跳跳舞,是件很時髦的和上「品」的事情。「發燒友」們常常把這新開的小店擠得水泄不通,因為這畢竟是上海灘唯一的一家專售外國唱片的商店。

豪門「發燒友」

店老闆本身就是個「超級」發燒友,名邵祖丞,20來歲,也很有名氣。那倒不完全是因為開了店,而是因為他那「高貴的血統」--他的父親是著名詩人、作家、翻譯家邵洵美;祖父是南京路上楊慶和銀樓的老闆邵恆;曾祖父是晚清上海道臺(上海市長),還當過臺灣省的巡撫;母親是盛宮保大人的長房孫女盛佩玉;祖母是盛家的四小姐盛樨蕙;曾外祖父是晚清重臣、郵傳部尚書(交通部長)盛宣懷……所以那時老上海們一提起靜安寺路(現南京西路)上的邵府和盛家老公館,幾乎無人不曉。而他邵祖丞,就是邵府的長房長孫,道臺家的心肝寶貝,加上從他父親那兒接受的英美文學的熏陶,就把他「塑造」成了一個外國音樂的「發燒友」。
  
那時生意好得出奇,一般服裝店只能賺百分之三四的利潤,而一張新出的外國唱片,起碼要賺50%的利潤。香港片商知道他的能量,不斷把新灌制的片子送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外國人辦在中國的最大的唱片公司)在「打烊」之前,也把片子攤出來盡邵祖丞挑選,依邵祖丞那時的眼光,還嫌百代的片子不夠新潮呢,寧可直接進口原牌外國唱片,所以礙於情面(百代公司的買辦是邵家的親戚)只選了一小部分。
  
誰知沒幾年生意就「黃」了。三反五反之後,有錢人家如驚弓之鳥,紛紛逃往海外,西裝革履的「小開」們也失去了往日的雅興,整個市面大跌,原先能賣100元的手錶,此時20元也賣不出,唱片生意自然也日趨清淡。公私合營時,他只能怏怏地退出了唱片圈子,到時代中學去教書了,成了上海灘最後一代「小開」。

可怕的「歷史問題」

邵祖丞之所以到時代中學去教書,因為時代中學的前身是聖芳濟教會中學,他的祖父邵恆當年是該校的校董,邵家許多子女都在該校念過書,學校與邵府已有三代人的情誼了。按說,在這樣一個「自家人」的環境裡,工作起來理應是心情舒暢的,然而很遺憾,莫名其妙的「歷史問題」,把他這個最後的「小開」,改造成了一個准「亭子間老伯伯」。
  
「肅反」的時候,他被劃為「歷史反革命」,原因是他曾參加了一個他自己也弄不清,也從未參加過任何活動的組織。一個朋友要他簽個名他就簽了,以後就沒事了。據說那是個特務組織,他就這麼稀裡糊塗地成了「歷史反革命」。這麼一來,講臺他就站不住了,被派往學校總務處分管學生的課外勞動,同時在學校辦的校辦工廠裡幹活兒。這樣的日子對於「小開」來說,已經很夠「味兒」了,但更殘酷的事情還在後頭。
  
1959年,他的父親邵洵美因故被捕入獄,一關就是三年。同監房的難友是復旦大學著名教授賈植芳先生。賈植芳先生在近幾年寫的回憶錄中,曾專門提起那一段生活,認為那時最主要的困難是飢餓。因為那三年恰好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普通市民都吃不飽,監獄裡也只能喝稀飯。
  
由於父親案子的株連,邵祖丞也跟著沾了「光」,從校辦工廠裡勞動「升級」為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思想。他和十幾個有「問題」的人員來到松江縣新橋村,住進農民家,每天一大早須起床,到大糞池邊去挑糞澆菜園……他和父親離開家後,母親和妻子、兒子也先後離開了家。母親去南京,住大妹妹家,因為父親一出事,母親已無法負擔每月200元的房租,只好把那幢花園洋房退掉了。而妻子和兒子的離開則另有原因。

只要她活得比我好

俗話說「牆倒眾人推」。邵家一出事,本來就愛管閑事或是樂於興災樂禍的人,這下就更加起勁了。他們忙於要邵家的其他人與之劃清界線,勸邵祖丞的妻子與其離婚。邵祖丞妻子是一富貴人家的小姐,俄語教師,人長得很端莊、秀氣,他們已有了一個兒子。這對邵祖丞來說,真的是「屋漏又逢連夜雨」。父親被捕(後來證明是冤案),家裡的臺柱已倒了;母親北上,身邊又少了一些親情;自己去勞動改造,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來,他唯一可以停靠的「港灣」,就是妻子和兒子,他怎麼可以再失去他們所以他堅決不同意離婚,妻子也整天哭成了個淚人。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革命」是不允許他們如此纏纏綿綿、拖泥帶水的。況且,那時的資產階級的公子小姐們大多都膽小如鼠,在「革命風暴」前聞風喪膽,是無法抵擋革命洪流的。妻子最終還是帶著孩子跟他「拜拜」了……
  
他望著遠去的母子倆心如刀割,心想這些年邵家是怎麼了,為什麼總是風雨如注?後來,在松江的廣闊天地裡他想過來了,覺得自己不能太自私,也應替妻子兒子作長遠的考慮。妻子不能總守著一個「歷史反革命」丈夫,兒子也不能永遠擁有一個「反革命」的爸爸和爺爺。所以,他們母子倆能走出去,或許是一條解脫之路。想到這裡,邵祖丞反而為妻子的離去而感到欣慰。
  
直到現在,已經成了「亭子間老伯伯」的75歲的邵祖丞,對妻子仍未有一丁點兒的怨言,他知道那是形勢所迫,不由自主的事。誰讓邵家當年風頭那麼健呢?盛極轉衰,物極必反。這不是教科書上常有的話嗎?妻子後來嫁了人,與他不再來往,兒子也不上門,甚至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筆者曾關切地問他:兒子應該去找一找,兒子畢竟是自己的呀。邵祖丞仍舊是一臉的沉靜,像是早已深思熟慮過了。他說若去找兒子,先得去找他母親。他母親早已改嫁,我去找她,不是叫她難堪嗎?她會怎麼想?她的丈夫又會怎麼想?所以,我仍是過去的態度,只要他們過得比我好……
  
這句話好像是哪首流行歌曲裡唱過的。邵祖丞一不小心,又撞上了流行歌曲。可是他現在早已無心再去品味流行歌曲了,他須每天自己買菜、煮飯、洗衣,每週還要安排三天,為前來求教的中學生補習英語,他本人也好藉以補貼家用,因為退休工資畢竟太有限了。沒有學生來的時候,他多半是一個人呆在他的亭子間裡,看電視,抽煙。

一切都沒什麼了不起

1962年,其父邵洵美的問題總算審查清楚了,宣布沒有什麼政治問題,從獄中釋放回來,他本人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在松江農村勞動了三年零兩個月後,他終於得以返回時代中學教書。誰知平靜的日子只過了四年,到1966年,「文革」開始了。
  
「文革」中像邵家父子這種人是絕對跑不掉的,其父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掃地出門,有一段時間就只能住在邵祖丞這裡。而邵祖丞也是個「牛鬼蛇神」,在學校裡被鬥得要死,首先因為他是資產階級、封建官僚的孝子賢孫,其次因他教英語課時全部用英語講課,這就是典型的「宗洋媚外」,「帝國主義的走狗」。父子兩人,被趕在一間屋子裡。邵祖丞常年單身生活,屋裡只有一張床,就把床讓老父親睡,自己睡在地上。那時單位裡工資也停發了,只發幾十元生活費,還要應付那些無休止的批鬥檢查和抄家。不久其父即病重得起不了床,直至含冤去世。這位當年上海灘道臺的大孫子、曾繼承了上千萬兩家產的詩人和翻譯家、出版家,入殮的時候竟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其妻盛佩玉只買得起一雙新鞋,送他「上路」。
  
那天筆者在邵祖丞那10平米的亭子間裡,與之把茗相對。在聊到這些痛苦的過去時,邵先生表現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超然。他說:「一切都沒什麼了不起,一個人只要心不死,他就沒有失敗。況且,『六十年風水輪流轉』嘛,邵家和盛家的『風水』,大概已轉到別人家去了。人家說『富不過三代』,邵、盛兩家到了我們這一代的上半輩子,已富了四代了,嚴格來說已富了五代人了。到了我們這一代,大概該吃點苦頭了吧。所謂『便宜不可以佔盡』……」
  
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所遭受的冤屈;以如此淡泊的眼光來審視一個家族的變遷,這在筆者採訪的大家族的後代中還是第一個。所以那天在電話裡為筆者指路時,如此不厭其詳。當我步上他那搖搖晃晃、陰暗而逼仄、吱吱作響的小樓梯時,才明白了他的用意,因為那實在是個躲在鬧市一隅的、幾乎是個被遺忘了的角落。回想起以前看到的,別人從外國報刊上翻拍下來的靜安道臺花園的照片,再舉頭叩開那扇亭子間的小門,豁然洞開中的邵先生,簡直是位歷史老人了。但他故意把悲涼的故事講得「味淡」一些、可笑一些,儘可能不讓人們陷入悲哀。「連劉少奇同志是國家主席都被斗死了,像我們這樣的人挨斗不更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嗎?我的命還算是好的,總算命沒有送掉,我的一位表嫂,就被北京南下的紅衛兵活活打死了。」
  
他講的他這位表嫂,筆者也略知一二,也是一個「豪門的遺響」,名叫聶光錫,是我國老一輩的銀行家、原中國銀行的副總裁聶其煒的女兒,她的爺爺是邵友濂的後任,叫聶緝,中日甲午之戰時的上海道道臺,她的祖母是曾國藩最小的女兒曾禮芬,她的丈夫是上海楊樹浦發電廠的總工程師蒯世京,婆婆即是邵洵美的堂姐,人稱「竹竿美人」的邵畹香,邵畹香的公公又是晚清大吏……聶光錫從濟南回上海,所乘的火車上有大批南下「點火」的紅衛兵,想不到竟在火車上發生了慘劇。 「一切都沒什麼了不起,只要你的心不死……」他仍是那句淡淡的話。
  
不少人勸他,早應該重新組建一個家。他說,我是個有「歷史尾巴」的人,算了,還是一個人好。別人又勸他,既然平反了,應當落實政策,把房子換大一些,年紀大了,朝北房間太陰冷。他說,我這兒已是人均10平方米「達標」了,反正一個人住,夠了……
  
在採訪快要結束的時候,他的學生進來了,是位上海師大的學生,正在鑽研英語打算出國留學。他告訴筆者,邵教師是他遇到的最好的一個老師,心血都扑在了學生身上。看來,他那顆不死的心,已像一棵逢春的老樹,在他的獨自耕耘的園地上,又開始抽枝發芽了。正像一首流行歌曲裡唱的:「好大一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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