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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與江青在「文革」前夕的鬥爭

 2003-10-02 07:16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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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鎖定《海瑞罷官》


1964年7月,為了在全國文化戰線上深入開展社會主義革命,負責規範和領導當前開展的學術批判,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彭真剛就任五人小組組長,江青便找上門來,要彭真組織批判《海瑞罷官》,還向彭真提供了一些包括吳晗在內的所謂「壞人」的名單,要一塊批。


從1965年2月至11月,江青頻繁活動於北京上海之間,目的就是秘密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炮打北京市委,給彭真來個措手不及。


江青要搞的批判文章是想讓讀者明白,吳晗1959年寫有關海瑞的文章時,就「未卜先知」,要為發生在1961年的「單干風」和1962年的「翻案風」喊冤叫屈.


文章署名姚文元,是因為他當時不過是「青年文藝評論家」,尚未顯赫,便於持不同政見者跟他「討論」;至於為什麼不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上發表,是因為《文匯報》歷來有「民間報紙」的身份,也便於「討論」。


就這樣,江青等人歷時八個月,十易其稿,精心炮製的「重磅炸彈」-----《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下簡稱《評》),於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基地」發射,直轟北京。


《評》一發表,立即掀起軒然大波,先是華東六省一市,爾後是全國其他省市的黨報紛紛轉載。十天後,又被印成單行本。思想文化界陷入空前混亂之中。


彭真出臺《二月提綱》


彭真憑著正義和良知,一面拒《評》於京門之外,一面安慰已被巨大壓力搞得神情恍惚的吳晗。


北京各報頑強對抗至第十八天,彭真突然接到周恩來的電話,要求北京各大報刊立即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原來,毛澤東見《評》文公開發表後北京各報毫無動靜,十分震怒,便下令出單行本,全國發行。


1965年11月29日、30日,北京各大報紙先後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


27日,在巨大的壓力和彭真的勸說下,吳晗違心地寫了《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刊登在《北京日報》顯著位置上。江青發射的「重磅炸彈」終於在北京「全面開花」。


1965年12月22日,毛澤東向前來杭州匯報工作的彭真揭了「秘」:


「姚文元的文章,好處是點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彭真感到事態越來越嚴重,他鄭重地對毛澤東說,根據調查,吳晗同彭德懷沒有聯繫,《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沒有聯繫。毛澤東說,吳晗的問題兩個月以後再作結論。


1965年2月3日,彭真根據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意見,在北京召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會上,彭真不顧康生的反對,要求今後的學術批判不要提廬山會議,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彭真的意見得到了其他同志的一致贊同。會議形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稱《二月提綱》)。2月5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審議並同意將《匯報提綱》上報毛澤東。


2月8日,彭真率五人小組全體成員到武漢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看了《二月提綱》後沒有表示不同意見。2月12日,經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二月提綱》就以中央的名義下發全黨。《二月提綱》是想將這場大批判盡量加以限制,以避免發展成為嚴重的政治鬥爭,避免引起更大的社會混亂。


密會當代「海瑞」


1966年2月中旬,彭真出現在成都永興巷7號。這裡住著已被「罷官」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


彭真向他介紹了吳晗的情況,然後鄭重其事地對彭德懷說:「現在不是吳晗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牽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這次來是想請你配合一下。」


「我?我能配合你什麼?」彭德懷瞪大了眼睛。


彭真盯著彭德懷說:「第一、建議你辭去三線副總指揮的職務,從此埋頭一些室內的研究工作,不再出頭露面,這樣可以減小目標,少引起別人的注意;第二、我勸你向毛主席再寫封信,收回你的申訴書,把自己的功過是非留待後人去說,你服從黨的決議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寫個報告,實事求是地說清楚你和吳晗的關係,幫助我們解脫你和他的關係。」


聽完彭真的建議,彭德懷厚實的胸膛急劇地起伏著,他一邊喘著粗氣,一邊激動地說:「彭書記,我是準備忍辱負重的,也準備委曲求全。但我這個人你知道的,寧可讓別人把我打倒,自己絕不倒下。第三條我可以照辦,我不能讓吳晗同志無辜受牽連。第一、第二條我堅持立場!」


彭真這才明白他和毛澤東之間的歷史誤會有多深!


彭真下臺引發「文革」


1966年3月6日,憂心忡忡的彭真回到北京,立即撥通毛澤東在武漢住所的電話,可一接通馬上就被掐斷,反覆多次都是如此,這在以前還從沒發生過。彭真彷彿突挨一記悶棍,痛,又說不出話來。


4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彭真的問題,決定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4月28日、29日,毛澤東再次對彭真和北京市委進行了嚴厲批評。


他說:北京市委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來改造黨,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對他的錯誤要徹底進攻!


在1966年天安門的「五一」慶典上,往年主持慶典的彭真消失了。


江青卻春風得意,一路高歌猛進。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在中共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會議對彭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批判,還將他和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因所謂「竊聽器」事件蒙冤)、剛挨批判不久的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捆在一起批判,打了個「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這次會議最具標誌性的「成果」就是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該《通知》是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十人組成的文件起草小組起草,毛澤東親自定稿的。


《通知》向全黨全國宣布:中國共產黨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通知》下達之後,彭真被停職,三個月後被撤職。被解職後的彭真身陷囹圄13載,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1979年1月才得以恢復人身自由。


摘自《黨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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