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你讓我無話可說!

她是個法國人,高高的鼻樑,深藍的眼睛。
  
    但她的全部生活都與北京的四合院聯繫在一起。她在這裡出生,在這里長大,在這裡---用她的話說---「戰鬥」。
  
    毫不誇張地說,她比老北京還更熟悉北京的胡同,以及生活在那裡的人們。白天,她背著大包,徒步走在那裡,有時,身邊陪伴著攝影師或者城市保護志願者,街坊看見了,嘴裡喚著「大姐」、「大嫂」迎出來,搬小凳,沏好茶;夜裡,她常常看著那些不復存在院落的照片,手指一點點撫過紅彤彤的大門,漂亮的磚花兒,痛苦得無法入睡。
  
    她討厭別人叫她「老外」。「我是個地道的中國人啊!」對於初次見面的人,她常常這樣解釋。甚至她的名字都是極端中國化的:華新民---新中國的人民。
  
    48年前,她出生在北京無量大人胡同(後改名紅星胡同)的一個院落裡,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和父親有相似的經歷,相似的理想,似乎也遺傳給了新生的女孩兒。
  
    祖父華南圭早年留學法國,學習土木工程,是法國公共工程學院第一位中國留學生。他娶了一位波蘭女子為妻。學成回國後,他曾擔任京漢鐵路總工程師。抗戰期間,因拒絕為日本人工作,華南圭再次遠走法國,直到抗戰勝利。解放後,華南圭回來擔任了都市計畫委員會的總工程師,這個組織便是今天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的前身。
  
    父親華攬洪14歲被送往巴黎學習建築,學成後在那裡工作,成家,立業。1951年,華攬洪拋棄了在法國經營起來的一切,攜妻兒回國。在梁思成的推薦下,他擔任了都市計畫委員會的第二總建築師。
  
    華攬洪似乎對北京的建設更加投入。有一次,他在飛機上向下俯看時,發現北京城竟是鬱鬱蔥蔥的。「這麼多樹,在建設新中國時應該好好保護呀!」那時,他患了嚴重的眼疾,醫生開了一年病假,他拿著老城大比例詳圖,一條一條胡同地走,挨門挨戶進到院裡數樹,槐、榆、棗、海棠、柿子、香椿……
  
    北京人種樹的學問可大了。在四合院裡,見不到松、柏,因為這通常是種在陰宅附近的,不吉利;果實好吃的桑椹,清新爽口的梨,也不會見到,是因為「桑」與「喪」、「梨」與「離」諧音的緣故。四合院裡的樹多是海棠、石榴、春桃、棗樹等,春可賞花,夏能納涼,秋嘗鮮果,真可謂「春華秋實」。
  
    春去冬來,北京東西城區胡同院裡院外的樹都被標在這張獨特的北京「樹」圖上。他抄了一份留下,原圖寄給北京市長,期望能對老城規劃有所助益。
  
    兩代前輩也許都在想著,他們是在為新生的女孩兒設計新的城市,一個充滿陽光、美和文化的世界。這個世界就像她的名字那樣充滿希望。
  
    時間到了20世紀90年代。從北京到法國,到香港,華新民轉了一大圈又回到北京。這時,她已是兩個女孩兒的母親,身份是一個法國公司駐華工作人員的妻子,一名作家。
  
    華新民的生活,確實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但不是祖父兩輩所期望並為之努力的那個世界。因為那些她曾生活玩耍過的地方都已不復存在,那個曾被期待的世界正點點滴滴地從地圖上消失。她覺得這個城市變了,恨自己回來得晚了,但她依然要保衛它,像保衛自己遍體鱗傷的母親。
  
    回京不久,華新民就做了一件和父親大體相同的事。1998年,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一位官員問華新民:你說應該保護胡同和四合院,我們怎麼知道哪些該保護,哪些該拆掉呢?華新民聽後,騎著自行車,頂著烈日,在東城、西城轉了近一個月,把胡同的現狀全部標在圖紙上,註明哪些是保存完好的院落,哪些胡同已消失,哪些應該重點保護。但這份圖紙送交上去後,沒有回應。
  
    「我不去想什麼時候離開,不去想萬一北京不再是北京,該怎麼辦?」8月一個夜晚,坐在她小小的辦公室裡,她這樣講,「那時候,我一定會非常難過的。所以我不能想。」
  
    華新民自費租了這間辦公室。屋子很小,牆上貼滿了紙條,寫著哪個院落什麼時候被拆掉了,哪個胡同正被劃入拆遷範圍,桌上攤著一張張北京市分區胡同圖。她用綠色標出健在的,紅色標誌已經推平的。遠遠看去,每一頁都是扎眼的紅色。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這裡不停地打電話,給胡同裡的居民,給市規委,給記者,給那些愛北京的人;她還寫文章,給市領導,給媒體,給那些被拆掉房屋院落的人。
  
    她還記得,當年在史家胡同小學裡,下著小雨,她在滑石板上學會了第一個漢字---「人」。現在,華新民的世界裡只有兩種人:保護老北京城的,是好人;破壞的,是壞人。
  
    她執著地堅持著,無奈,疲憊,經常手足無措。她的生活不再是胡同式的悠閑、與世無爭,而是爭分奪秒、聲嘶力竭地搶救。
  
    放下華新民的電話,我趕到了那個被她稱為「特別美麗」的院落:察院胡同23號。就在民族文化宮的南面,離西長安街不過100米。
  
    我趕到時,已經無法看見它的美麗了。十幾個工人在廢墟裡抬起一根根粗壯的樑木,堆在一起,準備賣給收木材的。惟一可以判斷這裡曾是一座院落的,是倒下的朱紅大門和被埋在廢墟裡的獅子門墩。幾個街坊在一旁觀看,沒有交談,只有注視。
  
    他們說,推土機一早就開來了,卡嚓嚓幾下,房子推倒了,樹撞歪了,大梁砸下來,一座精美的四合院灰飛煙滅。「這是危房嗎?」我問圍觀的人。「再也難找這麼好的院子啦!」老人們拉著長聲嚷著。「一百多年都沒怎麼修,好好的,就拆了,造孽啊!」在後來目睹的幾次拆房中,我都會聽到類似的話。
  
    「那為什麼要拆?」幾個人撇了撇嘴。
  
    華新民憤怒了:明明是被保護的院落都要拆除,其餘的豈不是更沒法保護了?!「如果這些領導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麼,那我就一家一戶推開門,拍下來給他們看。」
  
    她找到一位攝影師朋友,從黎明到天黑,挨家挨戶地敲開門,拍下四合院裡的一切。
  
    華新民在電話裡的聲音近似哭:「他們怎麼能這樣?這些都是被保護的院子啊,誰為這些行為負責?誰允許這麼做?」
  
    2002年,北京市政府確定了539個保護院落,卻遲遲沒有公布名單,2003年這個數字增加到1261個,世人仍不知道是哪些。「不公布出來怎麼保護?不公布出來被保護又有什麼用?」
  
    她形容這種做法是:左手挂保護牌,右手就繞到後面去拆。「多麼虛偽!」
  
    「胡同是古都的細胞,細胞一個個掐碎了,談何古都?!」
  
    有人曾比喻:一條胡同,就如一卷精緻的書畫。把舊城的地賣了去蓋商品房,就如同把名畫當廢紙賣了一樣不可思議。「建築是文化的載體,一磚一瓦都是歷史、民俗、故事,甚至胡同的名字,老百姓的食物,都是寶啊!」
  
    華新民鄙夷那些以危改為名新修起來的四合院,稱其為「兵營」。「如果誰都可以把歷史砸碎了重修,為什麼美國不自己修個長城,還巴巴地跑到中國來看?」
  
    有了胡同,北京城的每一寸都是活的;拆了四合院,胡同消失了,北京將是一座正在死亡的城市。成語道:「觸景生情」。景都沒有了,情歸何處?
  
    「他們說留了,留了故宮、皇家園林和三百六十條胡同。三千二百條胡同裡的三百六十條。三百六十條不夠一個腳印。胡同是古都的細胞,細胞一個個掐碎了,談何古都?!沒有胡同的故宮是荒唐的,就像沒有故宮的胡同一樣荒唐。還有三千多條胡同裡的故事呢,還有根生在胡同裡的多少萬北京人呢,還有數不清的棗樹、槐樹、柳樹、丁香樹呢,還有中華民族引以為豪的四合院建築藝術呢!就這麼干乾淨淨搓進太空了嗎?」
   
    在華新民的搶救經歷中,有一個不能不提的「聞名世界」的院落。保護派認為:如果這個院落保不住,以後就都保不住了;拆除派則說:如果此處拆不掉,那以後都別想拆了!
  
    這就是美術館後街22號。
  
    1998年2月的一個傍晚,81歲的趙老先生和老伴散步回家時驚呆了:大門兩旁一邊一個大白圈,裡面寫著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壓當即升到185,「這是要拆咱家嗎?」
  
    趙景心從來沒想到不遠處修建的平安大街跟他有什麼關係。報上說最寬拆遷範圍是70米,而趙家小院離平安大街至少有100米。鄰居們出來告訴他們,這裡要「危改」。可這是座好端端的院子啊!也要危改?兩位老人不知所措。
  
    沒幾天,趙老看到《北京晚報》上一篇呼籲保護四合院的文章,作者舒乙。他打查號臺,找到了中國現代文學館,要求和舒乙說幾句。話很簡單:我這兒有個挺好的四合院,您有空過來看看。舒乙來了。兩人都吃了一驚。趙景心方知:原來舒乙是老舍的兒子。舒乙激動不已:竟然發現了這麼一處隱於鬧市的好院落:紅漆,灰磚,規規矩矩,原味原汁。尤為難得的是,在正房的房檐下有一對十分罕見的磚雕,皆陰文,黑底白線,磚上作畫,東邊一塊是牡丹花,西邊是一叢盛開著的菊花,花上一展翅彩蝶,一隻小貓弓身仰首,正欲扑蝶。
  
    兩塊磚雕,線條簡練,畫面傳神,像兩隻扑閃閃的大眼睛。這便是明末清初建築最典型的特徵---像眼。
  
    屋裡是精美的落地彫花隔扇,東西兩側風格不同,但同樣美麗。房中陳設中西合璧,古今相映,條幅書案,典雅高古。
  
    更讓舒乙激動的是,原來這座院落的主人也是「名門之後」。他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寫道:「有舊式裝束老人照片高懸於壁,當是趙老者的先人,我冒昧打聽,答曰:乃趙紫宸先生。」
  
    「不得了,我知道,我來到了現代名人之家。」
  
    趙紫宸先生是世界基督教聯合會六大主席之一,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傑出的愛國者。他在抗日戰爭時期被日寇投入監獄,在獄中堅貞不屈,寫就愛國詩篇,廣為流傳。他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趙紫宸先生於1950年買了這處院落,一直住到1979年91歲高齡逝世。
  
    趙紫宸之女趙蘿蕤教授是我國著名翻譯家和比較文學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國際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學者。她的丈夫則是我國傑出的古文字學家,新月派大將、詩人陳夢家先生。
  
    小院兒現今的主人趙景心老先生,早年留美,建國初期遵父旨毅然回國,是兩航起義的功臣,後任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
  
    趙家小院從此進入了專家視線。不少建築專家和愛好者慕名來參觀,測量,正式得出這是一個明末清初修建的四合院的結論,認為這是集「人文、文化和歷史價值於一身」的不可多得的四合院。舒乙安慰趙老道:您放心,這麼好的院落,一定不會被拆掉。
  
    專家開始了保護這處院落的呼籲行動,趙老也動用起自己的老關係,給國家和北京市領導寫信。但「不拆」二字始終沒有等到。兩位老人白天緊張地在家守護,聽著推土機轟鳴地面顫動;夜晚靠安眠藥入睡,稍有聲音就驚醒,起身,東聽聽、西看看。不久,小院周圍被拆空了,這座孤零零的院子只靠小保姆的丈夫每夜抱著一根水管子保護著。
  
    1999年10月。一天,開發商的推土機突然將兩面院牆推倒了。趙老心急如焚,質問在一邊看熱鬧的派出所民警,對方回答:他只管維持秩序,不管推牆。趙老對開發公司厲喝:你要把我的牆砌起來!對方氣急敗壞地說:「給你砌牆?我還要拆你的房呢!」
  
    趙老的回答只有兩個字:不搬!「只要我還活著,就不會把這個明代的院子交給開發商蓋商業樓。」
  
    擔心家裡的文物也突遭滅頂之災,趙景心悄悄把十幾箱古籍捐給了現代文學館和燕京大學研究院,26件明代傢俱捐給了上海博物館。「北京就容不下這些東西,真是奇恥大辱!」舒乙評論說。
  
    1999年11月,專家們開始了第二輪呼籲:我們再一次慎重指出,這個四合院有著極高的文化價值,拆掉它,北京將大損形象,並在文化上承受難以估量的損失。多家媒體也開始呼籲拯救這處院落。但這些都沒能阻擋「拆遷告示」正式貼出。
  
    12月30日,趙老接到了裁決書,東城區文物局以「美術館後街22號院從沒有被定為文物保護單位」為由,同意拆除22號院。「被申請人趙景心自接到裁決書5日內遷至朝陽區窪裡鄉大羊坊村西週轉房三排十一號……將原住房騰空,交申請人拆除。」
  
    裁決書裡提到的週轉房,是北京郊區幾間簡陋的平房,既無煤氣又無暖氣,屋裡積著冰水,屋外垃圾遍地,走到最近的公共汽車站要40分鐘。
  
    「換了你是我,你會是什麼感受?」趙老逼近我的臉,雙眼直勾勾地盯著我:「讓兩個80多歲的人,5天內搬空三代人的東西,拋棄自家房產,住到離城幾十公里外的地方,你會是什麼感受?還能活不能活?」
   
    但他們沒有放棄,並毅然走上了上訴的道路,對象是「沒有履行法定職責進行文物鑑定和評價」的北京市東城區文物文化局和強制進行拆遷的東城區房管局。有人勸趙老,給自己留條後路。他答:「我已經沒有後路了,我已經走上了絕路。」
  
    像拆遷者曾傲慢地宣稱的那樣:沒有一個拆遷戶的官司贏過!這個歷經近一年、牽動海內外的官司也失敗了。法院認為,東城區文物局履行了法定職責,東城區房管局強拆有理。
  
    「什麼履行?他們的專家從來沒來過我們家,怎麼鑑定的?」趙老梗著脖子,「居然還有人說,我家有抽水馬桶,這肯定不是明末清初的。難道我們還要把玻璃窗子都換成紙的,才能證明它是明末清初的嗎?」
  
    華新民說,他們的專家是誰,我們不知道。而我們的專家,都是有名有姓的---北京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清華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吳良鏞;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羅哲文;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鄭孝燮;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梁從誡;再加上最初進入小院的舒乙先生。這些專家作的結論不夠嗎?
  
    她還清楚地記得與東城文物局的某位領導在法院外的對話。
  
    問:「怎麼頂級的文物專家說這座四合院是明末清初的建築,你們就硬說不是呢?」
  
    答:「專家也有看走了眼的時候。」
  
    問:「世界上不管哪一個文物局都在拚命保護文物,怎麼你們這個文物局卻見著文物就喊砸呢?!」那人躲閃著華新民的眼睛,不回答。
  
    再問:「那張《乾隆京城全圖》上明明標著趙家的院子,你們為什麼說沒有呢?」這位官員急促地走開了。
  
    舒乙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最後說:小院的價值,或許還在小院之外。因為,可以把它當做一個典型:一個判斷是非的典型。一個解決「拆」與「保」爭論的典型。一個代表千萬座北京四合院命運的典型。一個如何正確對待自己歷史的典型。
  
    這個「典型」在2000年12月26日倒在推土機的鐵爪下,在100多名警察和20多位外國記者眼前。強拆過程不得拍照攝像,附近樓房的二層以上不許進人。
  
    具有戲劇性的情節是,二老搬進在美國的侄子出錢購置的公寓樓不到一年半之後,又再次面臨拆遷的命運,這次的理由是「CBD建設規劃」。
  
    2003年8月,我在海淀區一個叫上莊鎮的地方見到了兩位老人,這裡在頤和園西北20多公里處。他們最初那麼執拗地堅持,還是不得不到如此偏遠的地方來生活。
  
    「我只剩下灰心了。」趙老閉上眼睛,仰頭嘆息,幾絲白髮無力地掉了下來。「把真的古建築拆掉,滿大街建些假的。還讓我說什麼呢?」
  
    強拆時,華新民正在法國,深夜,她寫了這樣幾段話:
  
    「這裡是巴黎的清晨5點,我知道北京那裡正在強拆美術館後街22號院,我不可能合眼,一夜都在為它尋求著僥倖逃生的可能。但我最後知道不行了……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從此永遠都不會再睡得著覺。這大概是北京僅存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了,為什麼要下手拆掉呢?!這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美好,這是已所剩不多的古都。」
  
  「還房子給主人,永遠不再提及拆遷二字,四合院便會自我淨化」
  
    華新民逛院子,特別要看看廚房和衛生間,還要拍下來。她要讓那些攻擊四合院的人看到:四合院不是又髒又亂,而是安靜又舒適的。
  
    華新民認為:還房子給主人,永遠不再提及拆遷二字,四合院便會自我淨化。「誰願意自己家亂七八糟的呢?」
  
    一位中年婦女對我們嚷:什麼「危改」,這叫拆遷,就是拆了讓你遷。
  
    她不是私房主,但她愛所住的院子,她存了一筆錢,一直想要把那裡打扮一下,卻遲遲無法下決心。
  
    另一戶人家說:只要政府不拆遷,你們說按什麼標準修,我們就按什麼標準修,我們有這個能力。可現在是不搬不行啊!
  
    現代化?她嘲笑這個詞。現代化是為了讓人們生活得方便舒適,而不是強迫拆掉別人的家,讓他們住進偏遠的樓房,再讓他們坐現代化的工具---火車。「輕軌不就是小火車麼。」
  
    大多數拆遷戶無法回到原址新建的樓房裡---沒有錢,或者根本就不允許。他們多搬到了豐臺、通州或窪裡這樣的城鄉結合地帶。
  
    華新民說,她認識很多搬進了新房子的老人,有的再也沒有進過城,有的甚至都沒有下過樓,有一位因為去找曾經的老街坊迷了路,急得犯了腦溢血,就死在大街上;那些還在工作的人,每天都要花三四個小時在上下班的路上,沒有任何娛樂時間,月月年年,弄得身心疲憊--「這就是現代化?」
  
    為了保護古都文明和文化,華新民成為她口中那些「壞人」最執著的對立者和鬥士。雖然她有一頭及肩的蓬鬆長發,總是長裙及地,只是個略微發福、沒有任何權力的中年婦女。
  
    1832年,雨果剛剛完成《巴黎聖母院》,面對路易.菲利浦時代對古建築的大肆破壞,憤怒地寫下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戰》,呼籲議會通過一項保護古城和文物的法律---而且也奏效了。兩年前,華新民將其翻譯成中文。其中幾段是這樣的:「再聽聽他們講什麼:為了多放幾堆白菜,得鏟除那座封建時代的建築物。然後每個人再使勁說些官冕堂皇的漂亮話……
  
    「另外,在聖奧曼,還有一位省長,他在把著名的聖伯丹廢墟毀了四分之三後,竟說是為了讓工人有活兒干。這是多麼荒唐!如果這些行政長官,既不通管理又頭腦空虛,放著眼前該鋪鐵軌的路不鋪,該挖掘的河道不挖,該修的街巷不修,該清淤泥的港口不清,該開墾的荒地不墾,該蓋的學校不蓋,卻不知讓手下工人幹什麼好的話,也起碼不要把我們祖國的文物建築像獵物一般扔給他們去拆除,不要讓他們拿著石頭去換麵包。
  
    「在巴黎,我們也到處眼睜睜地看著那些人破壞文物。破壞文物者在扮演著建築設計師的角色。破壞文物者被讚賞和受到鼓舞及保護,被諮詢和被資助。破壞文物者為政府承包工程。他偷偷告不得人地坐在政府的預算資金裡,小聲地吞食著,彷彿老鼠吃乳酪一般。
  
    「在種種理由當中,也有經濟學家和銀行家的理由:這些歷史建築留著有什麼用呢,除了還得花錢維護!拆了算了,拿拆下的料至少還能換幾個錢。然而即使從純經濟的角度看,這種推理也是錯誤的。……這些歷史建築本身就是資本,許多外國的有錢人都是慕名而來,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遠超過了維護方面的開銷。拆掉它們便是給國家斷了一種財源。
  
    「為了藝術,為了法國還是法國,為了記憶,為了人類智慧的偉大結晶,為了先人集體創作的作品,為了歷史,為了制止摧毀永不可再生的,為了給未來留下一個民族最神聖的東西,為了過去,為了這一切來制定一條可稱之為正確的、好的、健康的、有用的、必需的並且緊急的法律!」
  
    這篇文章在網路上廣為傳播。許多人讀後非常激動:「將『法國』二字換掉,就是100多年後北京的寫照,我們究竟是前進了,還是落後了?」
  
  「北京應該證明給世界,它是個法制的城市,是個能讓百姓安居樂業的城市」
  
    但華新民慢慢發現,中國並不缺少相關法律,而是缺少實施法律的公正環境,缺少對破壞者的監督,缺少維護居民最基本權利的意識---許多拆遷的實質,就是對原居民私有財產的無償侵佔。
  
    然而我們看到的情況卻是,在房主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房屋的土地已經歸「別人」使用、已被「規劃」了;其用途絕不是什麼公共利益,而是開發商要在這塊土地上蓋大樓去賺更多的錢;這些人揮舞著棍棒,叫嚷著「這塊地是我的」,提出無法接受的價格讓人搬走,一旦原來的主人不同意,便立即「強制」。
  
    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它確實發生著。
  
    「就算不提這些,」華新民說,「老城區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工薪階層,買新房是他們承受不了的巨額開銷,許多人在拆遷過程中花光了幾十年的積蓄,還欠銀行十幾萬,以後老人養老、孩子上學、家裡人有個病有個災的,怎麼辦?---這難道不是強迫老百姓掏光口袋去買房,誰又有這個權力?」
  
    「保護老北京,必須要從保護北京老城居民最基本的權利做起。」華新民越來越發現,這是同一回事:「北京應該證明給世界,它是個法制的城市,是個能夠讓百姓安居樂業的城市。這樣,它才配得上擁有這些古老的文明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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