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衛士回憶文革中總理往事

面對文革嚴峻的形勢,周恩來力挽狂瀾,苦撐危局,夜以繼日地操勞,盡力維繫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運作


1974年5月30日,周恩來和毛澤東握手,這是兩位偉人最後一張合影

抓捕林彪干將

  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後,
他的干將、「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不主動向中央坦白交代問題,而是私下活動,銷毀證據,對抗中央。黨中央、毛主席決定把他們4人抓起來。這項決定由周總理執行。

  9月23日晚,總理驅車到人民大會堂,先是在新疆廳開了個會。會後,總理約來楊德中,向他交待了任務。楊德中受命去部署對「四大金剛」的進一步監視。楊德中走前對我說:「今晚有重要行動,你要提高警惕,多個心眼,再從警衛處調兩個人協助你。」他沒對我說是什麼行動,說完就走了。

  我和警衛處的兩位同志守在門外。因為不知道這個行動什麼時候開始,我心裏沒底,坐立不安,推開房門去看總理,他卻像沒事似地批閱著文件。

  晚11時左右,楊德中回來了。我急忙上前問他:「怎麼樣?」他說一切就緒,就去向總理報告。幾分鐘後,總理把我叫進去說:「咱們回家。」我答應後接過文件包跟在總理身後。我想,都安排好了,怎麼又要回家?不會出了什麼事吧?

  總理回到家後並沒有休息,仍坐在那裡看文件。楊德中告訴我,今晚的行動改在明天上午,仍在大會堂。原因是9月24日上午8時,李先念率團去越南訪問,去機場送行的有邱會作。逮捕他們4人的行動需秘密進行,為不引起外界注意,便改在送走李先念以後。

  周總理又是一夜沒有睡覺,24日早晨7時50分到了首都機場。紀登奎等已到候機室,邱會作也坐在那裡。和往常一樣,總理與他們相互握手,然後就坐。李先念到後,他們一同步入機場,氣氛平靜。我緊隨在周總理的身邊警惕著周圍的動靜。李先念登上飛機,向送行的人們揮手告別,飛機滑動了。周總理轉身對紀登奎、邱會作說:「9點鐘在大會堂福建廳開會。」其實紀登奎知道開會的內容,邱會作也接到了開會的通知,但他卻不知道今天的會對他是個什麼結果。

  由機場返回的路上,楊德中坐在總理的車上。周總理對楊德中說:「咱們把車開快一點,先一步到大會堂,再與邱會作談一談,爭取他多交代一些問題。」我們的車速加快了,後邊的車速也跟著加快。因為都是紅旗車,性能一樣,不可能甩掉它。車上原有的通訊設備,也因為要反竊聽,全部拆掉了。現在只好幹著急,只好到大會堂再說了。

  到了大會堂北門,楊德中雖是搶先一步下車,已來不及了,執行人員已對邱會作實施了隔離。

  周總理、葉帥和紀登奎在東大廳等待著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的到來。9時,黃永勝、李作鵬先後到會,與邱會作一塊坐在福建廳,只有吳法憲沒有到。是什麼原因沒有到呢?是走漏了消息嗎?不可能。總理、葉帥和紀登奎在東大廳內走來走去。我們也很著急。

  9時10分左右,吳法憲到了,周總理、葉帥、紀登奎走進福建廳。他們從沙發上站起來。周總理等和他們4人一一握手。我們被允許守在廳內。當然廳內的佈置沒什麼變化,還是開會的老樣子,但總顯得氣氛緊張,與往常不大一樣。

  就坐後,周總理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宣布:「中央決定對你們4人隔離審查,希望你們與林彪劃清界線,交代你們的錯誤。」周總理指出他們4人從廬山會議到這次林彪叛逃期間的所作所為。總理沒有用「罪行」二字,大概也是個策略。總理說:「林彪叛逃後,根據多方查證,證明你們4人是站在林彪一邊的,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搞分裂活動。毛主席等了你們10天,希望你們覺悟,主動向黨中央交代問題。你們不僅沒有交代,反而相互串聯,銷毀證據,完全站在黨中央的對立面。所以,中央不能不採取斷然措施,把你們分別隔離起來。這便於你們交代問題,也便於中央對你們進一步審查。」總理接著說:「你們放心,你們的問題是你們的事,你們的家屬、孩子不會受到牽連,這是我們黨的一貫政策,不會像你們當年對待葉帥那樣,葉帥的孩子你們都不放過。今天葉帥在座,他不會那樣做的。」葉帥會意地點點頭。

  總理問他們4人還有什麼要說的。他們都耷拉著腦袋,坐在那裡,一聲不吭。周總理看著他們的樣子,知道要他們在這裡馬上說些什麼,也很困難,於是下令將他們帶走。

  就這樣,比較順利地把林彪的四員干將抓了起來,消除了一大內患。這是林彪事件後,中央採取的一大行動。

1973年 不尋常的政治局會議

  11月21日晚8時,
周總理去人民大會堂參加政治局會議。和往常一樣,我們把總理送至會場門口,把文件包交給他,就守候在會議室外面。會議時間很長,這並不奇怪,因為政治局開會哪一次也得五六個小時。

  照以往的做法,參加會議的人到了該吃飯的時候,服務員會把飯送進會場,他們邊吃飯邊開會。可是今天,我們把總理的飯準備好,請服務員送進去,時間不太長,飯一點沒吃,卻原樣退了回來。我很納悶地問服務員怎麼回事,服務員搖搖頭說不知道。

  一小時過去了,送去的飯又退了回來。服務員傳話說,總理說不吃飯,也不叫再送吃的。我有點坐不住了,為什麼不吃飯?我們想不出原因,只是等在外面幹著急。我與大夫商量,該吃的藥不能誤時,於是請服務員準時把藥送去。總理把藥吃了,我們稍微放鬆了一下。

  幾個小時過後,散會了。總理第一個走出來,他的臉色很難看,人顯得很疲勞。我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問總理:「您有什麼不舒服?」「沒有。」他的語氣低沉。「餓嗎?」「不餓。」

  第二天開會,總理裝文件的皮包輕了許多。臨進會場,總理回頭對我說:「開會中間不吃飯。」我馬上說:「藥還是按時吃吧。」總理讓我們掌握。

  這是怎麼回事呢?以往開會不是這樣,不吃飯,還讓送杯玉米粥,今天什麼也不讓送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多年來,總理散會時多數是最後走出會場的,而且往往是幾個人一邊走出會場一邊交談。這幾天,情況有點反常:總理都是第一個走出來,而且是一個人,情緒又是那樣的不好;這幾天,只是在這裡開會,沒到過別處,也沒約人談話;這幾天,毛主席那裡也沒去過……

  種種跡象表明,出事了。綜合「文革」以來我們看到的現象,說明這事出在總理身上。會是對著總理的,通俗地說,是開整總理的會。

  我和張樹迎輪流跟總理去會場。趁總理在家時,我倆也議論當時的情況,我們的直感是:中日、中美關係的門打開了,他們認為總理這頭「老黃牛」也沒多大用場了,像是要動手殺「牛」了!

  會還在繼續開,參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後又是中聯部的人,當然都是部級負責人。我們猜想與外事有關。

  有一次散會後,我馬上走到會場門口,見出來的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我急忙閃在一旁。他們一邊走一邊說笑,只聽江青說:「走,還是老地方。」他們的紅旗車連成一串,開往釣魚臺。後來,在大會堂北門外執勤的警衛對我說,每天散會後,還有不是住在釣魚臺的幾個人,一起去了釣魚臺。他們是在為下一次的會議作準備。

  會議不停地開,會場內的氣氛變得更緊張了,有時一次會進行七八個小時。我們等在外邊更是坐立不安。為了保密,會議場內的服務員只指定兩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場外等候。開會期間一位服務員進去送水,聽到他們在指名批周總理,她驚呆了,把幾杯水倒翻在地,哭著跑了出來---以後再沒讓這位服務員進去,連打下手也沒她的份了。

  有一次,我把藥交給一位服務員,讓她送給總理吃。她還空藥瓶時,避開我的目光,低著頭跑進服務間。我覺得不對,緊步跟了過去,她正用手絹擦淚,轉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聲來,對我說:「他們還在批總理……他媽的,我不幹了。」

  我按捺住難過的心情,強忍住要滾出的眼淚,壓低嗓音,對她說:「別哭了!別哭了!別叫別人看見了。」看她實在止不住哭聲,我就把她讓進了隔壁的福建廳。「你在這裡哭一會兒吧,有事我來叫你。」

  最後一天的會議照例是晚8時開始的。出乎意料的是,會議只進行了3個多小時就散了,這次總理不是第一個出來。先出來的是那些部長們,他們哭喪的面孔不見了,臉上露出了笑容,看到我就主動打招呼,問一聲:「還好嗎?」這一聲「好」,問得我心裏頓時暖呼呼的。王海容更是直率地對我說:「你又可以『吃』宴會了。」她以此向我透露總理又可以見外賓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總算落了下來。

  會議結束了,為什麼批總理,我們不清楚。我們看到的是總理的血尿越來越多,病癒來愈重。

舉薦鄧小平

  1975年的哪一天,我記不清了,可能是在7、8月份,周恩來感到自己的病情會加重,要想康復怕是很困難了,他從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出發,毅然舉薦鄧小平同志擔當重任。

  總理叫我拿來紙和筆,半靠在病床頭,請醫生和護士們退到病房外,室內只剩下鄧大姐和我。我幫總理坐穩後,知道他要寫東西,一般情況下,他不會叫醫務人員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轉身退出。總理叫住我,說不用出去。周總理一手托著放好紙的木板,開始寫字。鄧大姐見總理寫字很費勁,便說:「你口述,我代你寫吧。」總理說:「不用了,還是我親自寫。」我站在總理的右方,看著他是在給毛主席寫信,提議由鄧小平代替他現任的黨和國家的職務。

  他寫完交給了鄧大姐。鄧大姐向小平同志通報了這封信的內容。據說此信上報後,始終無音訊。

  後期,周總理的病情加重。鄧小平、張春橋、王洪文、葉劍英、李先念等同來到病榻前,看望周恩來。周總理對著張春橋、王洪文說:「你們要幫助小平工作。」小平同志因耳背,可能沒聽清楚,退至病房門口,問張春橋:「總理說的什麼?」張春橋說:「總理叫咱們好好工作。」他沒把周總理的原話告訴小平同志。我聽後很驚奇:他怎麼沒出門,就變了。當然,張春橋是「四人幫」的「智多星」,他為什麼這樣講,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總理的最後時刻

  1976年1月8日,張樹迎向我交班,我守在總理的病床前,撫摸著他乾瘦的左臂。這是總理住院後期,我養成的習慣。他的手臂發熱,我比較放心。此時總理還轉過臉來,看看我,我很習慣地對總理點點頭,他沒說話。總理幾天來都是這樣,說話很困難。喬金旺和我一個班,他走進病房,示意叫我休息一會兒。我會意地離開病房,輕步往外走。忽然電鈴響了,這不是平時的電鈴,而是為遇緊急情況專設的電鈴。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幾乎同時看到監護器上的心跳顯示:心跳70幾次。陳在嘉大夫說,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70幾次,她急得說不出話來,周總理心跳在繼續下跌,60次、50次、30次……

  醫生們按照原定的搶救方案,採用了所有措施,呼喚、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陳在嘉哭了,她在監護器前坐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著。熒光屏上,時而顯示一次心跳,漸漸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見一條直線。總理,人民的好總理,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了60多個春秋的偉人,帶著全國人民的敬仰,離去了。跳動了78年的心臟於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停止了。

  中央領導人接到總理去世的消息後都急匆匆地趕來了。李先念第一個走進病房,他彎下身子,雙手緊握著總理的手,只叫了一聲「總理……」便再也說不出話了,淚水一下湧了出來。他悲痛得雙手發抖,站都站不穩了,我們趕快把他扶到沙發上。他坐在那裡,雙眼盯著總理的遺容,無言地抽泣著。鄧小平、葉劍英都來了。他們都怔怔地站在總理床前,深深地向總理鞠躬。

  11時05分,由鄧小平帶領,葉劍英、李先念、華國鋒、陳錫聯、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走進總理病房,圍在總理遺體前肅立。小平同志說:「恩來同志,安息吧!」然後向總理三鞠躬,目視著總理,緩緩地退出了病房。

  周恩來的遺體,經過精心整理,於當日12時許轉送到北京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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