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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鑄成: "陽謀"——1957 (上)

 2003-08-27 10:35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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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 《文匯報》"自動"宣布停刊,職工除一部分肅反對象(其中有黨員)留滬繼續檢查外,其餘都遷往北京參加《教師報》,我被任為總編輯。《文匯報》 所以停刊,原因有二:(1)當時上海的第一書記(有名的"一言堂")認為上海報紙太多,不便控制,主張(文匯報》停辦。根據之一,1955年剛調來的黨員副總編曾對人說, "我到《文匯報》 來的使命,是改造和消滅《文匯報》"。(2) 教育部正擬模仿蘇聯,創立《教師報》,乃派人與我們商量,商定吸收我們全部人員。《教師報》創刊後,我們心情是平靜的,以為不論從事業的前途,還是個人的前途來看,這是"社會主義改造"必然的結果。加上當時教育部負責聯繫和幫助《教師報》的副部長柳湜(後來也"擴大"成為右派)、葉聖陶遇事坦率商量,和我相處得很好。舉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匯報》副總編輯某同志,曾把自寫的一篇文章送柳湜副部長審閱,立刻被批駁:"《教師報》的稿件應由徐總編輯審決,除非徐鑄成同志認為另應由部裡審閱的稿件,且經由他簽過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還。"

  那年夏天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曾去前門飯店看一位香港來的政協委員。在樓梯口與《人民日報》的鄧拓同志相遇,他熱情地問我:"鑄成同志,你是哪一天到京的?"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鄧拓同志聽了"哦"了一聲,說:"我是聽到你在主持《教師報》了。"接著他說:"我認為《文匯報》停下來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別的報紙不能代替的作用。"當晚我回家後反覆沉思,《文匯報》究竟有哪些特色值得鄧拓同志懷戀呢?人代會後不久,我去中南海聽了中宣部長陸定一同志的報告,闡發中共中央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精神(以後簡稱"雙百方針"),很令人鼓舞。他在報告中還提到批俞平伯的《新紅學論》,認為這是粗暴的批判,當場表示對俞先生道歉。我聽了很受感動。過了幾天,又聽到一位黨員副總編輯傳達關於劉少奇同志兩次對新華社的講話。講話的大意是新聞工作以後不要生搬硬套蘇聯的經驗,報紙應注重消
息(新聞),創造中國特點。劉少奇同志還建議新華社不妨辦一張自己的報紙,與《人民日報》比賽。又過了若干天,鄧拓同志毅然把《人民日報》實行改版,貫徹中央"雙百方針",副刊上也刊了不少以前未有過的新品種,如雜文、喜劇等等。聽欽本立同志說:鄧拓同志已延請蕭干同志為附頁顧問,幫助文藝作品的充實,還組織作家來討論如何貫徹"雙百方針"。

  當時,我家住在東四十條西口。和欽本立住的人民日報集體宿舍只隔二、三家門面。他常於公余來我家談天。原《文匯報》的北京辦事處在燈市口三號一條胡同裡、那時改名為《教師報》城內記者站,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編委兼新聞部主任)負責。她有時也來我家,約欽本立一起交談。對《人民日報》立新改革,以及"雙百方針"提出後出現之新面貌甚為鼓舞。《教師報》一週出兩期,發行數五十萬份以上,我也很高興。重要社論大都由葉聖陶先生執筆,他的文風清麗而曉暢,沒有時行的教條氣,深得讀者的歡迎。我除每月組織兩次編前會議外,多餘的時間較多,除讀書收報外,可在城內及四郊遊覽,甚覺安適。

  大約在六七月間,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長姚溱同志前來報社訪問,他向我問道:"你近來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緒甚好,安居樂業。"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講表面的話,你這位老辦報的人,在這一家一週出兩張的專業報紙裡泡著,能安下心嗎?"接著他對我說:"現在中央為貫徹長期共存的精神,決定把《光明日報》還給民盟。原總編輯常芝青同志為中共老同志,中央決定撤出來,想請你擔任總編輯,讓我先來徵求你的意見。"我連忙搖頭說:"你知道這一臺戲是不好唱的。我有我們班底,現在都在《教師報》,光把一個人調去當主角,這臺戲怎麼能唱?"他聽了大概覺得也有道理,不再談下去,談了些別的就告辭而去。後來怎麼請出儲安平的經過,我就不知道了。

  又過了些時候,有一天傍晚,我應邀去波蘭大使館去參加該國國慶雞尾酒會,我正和常芝青同志站在一起,相互交談,他不經意地說:"中央已決定《文匯報》復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聽到我說沒有,他就不談下去了。我聽到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裡,立即打電話把欽本立、浦熙修約來,把這一尚待證實的消息告訴他們。大家都高興,浦二姐在京人頭頗熟,立即掏出她的小電話本,打了幾個電話,向幾位有關方面打聽,都說毫無所聞。時已深夜,他們兩位就告別回去了。第二天恰好當時任《教師報》管理主任的嚴寶禮來看我,得知這消息,自然也極興奮。我們和浦熙修同
志商量的結果,主張向老領導夏衍同志去打聽。打電話到文化部,約他到燈市口的萃華樓便餐。夏衍同志向來關心我們,欣然赴約了。哪裡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道確信。只說:"聽到一些有關《文匯報》的消息,也未能證實,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電話,他也不清楚。看來中央還未完全決定,你們靜靜地候著吧。"第二天,浦熙修同志忽然想起,說:"我有陸定一同志辦公室的專用電話,不妨試試,直接問問他。"陸定一同志回答:"這事中央已有決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關於新聞工作主要由副部長張際春同志管,等待成熟,他會打電話通知你們。你們安心等候著吧。"這樣,一塊石頭落了地,沒有幾天,張際春同志的電話果然來了。約我和浦熙修兩人翌晨九時在中南海中宣部辦公室面談。翌晨,我們同到中南海,張際春同志立即出來會見,在坐的還有中宣部新聞處長。張際春同志對我們說:"中央已經決定《文匯報》復刊,所以請你們兩位來,作為正式通知。請你立即寫好兩個方案。一,《文匯報》復刊後言論方針;二,《文匯報》復刊計畫,包括房屋、機器、設備和成員搬遷以及復刊時要多少基金等,希望開列清楚。中央盼望《文匯報》早日復刊,因此希望你們抓緊送給我們轉呈中央審批。"他還問我們有什麼要求,我說:"《文匯報》解放前有不少
得力的編輯,現分散參加各機關,我希望中宣部能幫助我們奪取一部分回來。辦報好像一個戲班,單靠主角是唱不好戲曲。第二,《人民日報》經濟組主任欽本立是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可請《人民日報》還給《文匯報》。"張際春同志說:"第一點你們可以開列一名單,我們將盡力向有關單位爭取。第二點,欽本立的問題,必須《人民日報》鄧拓同志肯放。你們是朋友,不妨先同鄧拓同志磋商。"

  回到辦事處,嚴寶禮兄已在等著,我們簡單談了會見經過,請他準備寫一份復刊計畫草案。他認為這好辦,找幾位管理部的科長談談可以如期寫出。編輯方針怎樣寫,我很費躊躇,當晚把欽本立、浦熙修同志請來一起商量。大家認為中央如此英明地決定《文匯報》復刊,大概認為《文匯報》與知識份子一向有聯繫,應以宣傳"雙百方針"為重點,但如何宣傳,我心中無底。正在為難之際,欽本立對我說:"鄧拓同志對《文匯報》極為關切,如果你願意,是否可與鄧拓同志約期談談?"從1949年新政協會議以來,我對鄧拓同志的品格、態度就特別欽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對《文匯報》評價相當高,所以極願向他討教,當即請欽本立約好日期地點,我決定登門拜訪。第二天本立就來談,說:"鄧拓同志很高興和你,和浦熙修同志暢談。明晚上他已決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時間,在《人民日報》金魚胡同他們住宅裡接待你們兩位。"我們準時找到鄧拓同志家中,鄧拓同志熱情地接待我們,在客廳落座後,我簡單談及《文匯報》復刊的打算。談起編輯方針,我說:"只有一點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傳中央的雙百方針,至於如何具體地一點點寫出來,我思想還不成熟。"鄧拓同志對我像極熟的朋友一樣,立即滔滔不絕地談了幾點看法:"我們已千方百計鼓勵知識份子鳴放,但知識份子看來還有顧慮,不能暢所欲言。你們《文匯報》歷來就建立了知識份子們信任,你們要首先說服知識份子拋開顧慮,想到什麼,說什麼。廣大知識份子思想上的障礙消除了,他們才能盡其所長,為社會主義建設盡其力量。我看這應是《文匯報》復刊後主要言論方針。其次,我們被帝國主義封鎖,也已自己封鎖多年,你們應當多介紹各國科技文化發展的新情況以擴大知識份子的眼界,有利於他們研究提高水平。也要關心知識份子的生活,他們有什麼困難,你們可以反映。再如室內外環境應如何合理佈置,業餘生活如知識份子喜歡種花養魚等等,你們不妨辟一個副刊,給知識份子介紹經驗,談談這些問題。應同時注意廣大農村的知識份子問題,毛主席講過:三大改造完成後,不可避免地出現廣大農村的文化高潮。過去《大公報》所載的旅行通訊,這形式很受讀者歡迎,你們不妨派一些記者深入各地農村採訪。我一向反對由各級黨委介紹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談。這樣必然報喜不報憂,只談好的,不談問題。你
不妨直接派記者到基層瞭解情況,寫出旅行通訊,這會有利於得到真實的新聞,有利於文化高潮的來到。最後一點,我認為《文匯報》也應注意國際宣傳,目前,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影響還只能偏重蘇聯和東歐國家,《文匯報》和《大公報》因為歷史關係,更可以影響日本東南亞及西歐各國,在這方面《文匯報》有不少有利條件,比如通過香港《文匯報》多進口些最新的國際書刊,總之對這方面多發言,多報導,可以彌補我們的不足。"以上是鄧拓同志對我們談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親切,而切中我們的問題。他為我們設想如此之深入而週全,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真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我回到家中後,第二天一個上午,基本按鄧拓同志意見寫了《文匯報言論方針計畫》,下午分別打電話給本立、熙修兩同志,他們也完全同意。張際春同志第三天下午即與延見,我們把擬好的《文匯報》言論方針及復刊計畫面交。張際春同志特別詳細地看了言論方針,閱畢即對我們說:"很好,很好,你們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此計畫,著手籌備復刊工作。"

  我們回滬後,黨中央的批示也下來了,除批"照准"二字,還加了一句附文,"要讓徐鑄成同志有職有權" , 我看了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激黨對我的信任。'關於欽本立調回問題,曾一再商之於鄧拓同志,他答覆先借調,以後再辦正式調動的手續。中宣部即將復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我上的副總編輯名單有下列幾位:欽本立,柯靈(負責附頁)、浦熙修(兼北京辦事處主任)、劉火子、郭根、唐海,顯然是把欽本立列為第一副總編的地位。復刊的方針規劃和主要負責人選經中央核准後,地點問題曾有過一度反覆,留在北京呢還是遷回上海,既然復刊後的《文匯報》以高中級知識份子為主要對象,內容以文化教育為主,自然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領導為宜,機器器材及大部分職工眷屬,搬到北京就地覓址復刊,以免搬遷的耗費。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於那時上海領導的一言堂早有些戒心,曾向張際春同志請示,他說:"中宣部沒有直接領導一家報紙的先例,我們曾向瀋雁冰部長征詢歸文化部業務領導的意見,他表示同意,但茲事體大,他無權決定。"正在這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同志因公來京,姚溱同志特地作了一次安排,由他約石西民、浦熙修同志及我在浦的個人客廳進行坦率交談,姚溱同志勸我們早日搬回上海出版,說:"上海是《文匯報》的發祥地,再
說在哪裡出版都歸中央領導。中央一打電話,上海就知道了。"西民同志先自謙地說:"我調滬不久,很多老朋友多未及一一訪問,對《文匯報》我們關心不夠,今後有事希望隨時找我談,我如不在可和分管報刊的副部長白彥同志談,總之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困難,我盡力代你們解決。"姚溱同志還說為了與中央報的同等待遇,以後中央的宣傳大綱可以及時發給你們,也可以訂閱新華社的《大參考》,那天浦熙修同志特備了幾樣小菜,我們四人邊酌邊談,心情十分舒暢。在這一席三角四方會談上,基本打消了我們留京復刊的計畫,而姚、石兩位同志後來也確實履行了各項諾言。

  為了加強在首都的採訪, 決定擴大北京辦事處的編製, 請夏衍、姚溱、羅烈(人民大學新聞系主任)三位同志為北京社外編委,以便就近指導北辦的工作。另外還舉行了幾次座談會,分別地請各方權威人士及(文匯報》老同事參加,發表他們對《文匯報》復刊後的意見和希望。很多位對《文匯報》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子、張奚若、章乃器、陳劭先、翦伯讚、侯外廬等先生都欣然應邀參加,發表了極寶貴的意見。教育部的柳湜副部長等以《教師報》的名義,設宴款待我們,慶賀《文匯報》復刊,並對幾個月的合作表示感謝。

  留京該辦的事已告一段落, 我乃於8月初飛上海,著手於復刊的工作。在我之前,嚴寶禮同志已回上海,接洽社址、職工宿舍,以及搬遷的各項具體工作。我們的意見,復刊後的《文匯報》必須有一定的質量,有好的內容,而我們本身的實踐有限,應廣泛邀請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來辦好這張報。經多方邀請,決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羅竹風、陳宗孫、李凱亭(體委負責《體育報》的主編)等為社外編委,定期開會,為《文匯報》撰寫專文,並出主意,審閱稿件,平時,我也向這些專家登門求教。經過一個月認真的試版,我認為操練已成熟,自己看看樣版也有自信了,於是決定1956年10月1日國慶日正式復刊。


摘自《國情研究》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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