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乾淨的城市 缺乏創造力

官場三年半,並沒有絲毫磨損龍應臺尖銳的思考與觀察。2月卸下臺北市文化局長的職務後,龍應臺仍然思索文化與城市等課題。日前發表的《在紫籐廬和Starbucks之間:對「國際化」的思索》,便引起臺灣讀者很大的迴響。(該文也發表在7月6日的《早報週刊》。)

  文章敘述了作者在1978年第一次到歐洲時,遭遇當地濃郁而活生生的文化氣氛時的震驚,使她對「傳統」與「現代」有了新的想法。《紫籐廬和Starbucks》一文正是龍應臺延續這個主題,對所謂「國際化」所做的反省。

  出身高雄,目前是劍橋大學博士生的蔡孟翰說:「這是我最近讀到的中、英、日文作品中最精彩的文章。」

  早年留學德國的龍應臺,是極少數在中文寫作世界裡,致力於探討城市、土地與文化關係的作家。

  應《聯合早報》之邀,她將在7月20日到新加坡參加「名家談名城」講座。月初,龍應臺接受本報採訪,分享她的心得。

有自信的城市 也有包容力

  在龍應臺眼中,一座城市的乾淨與否,反映了該城市的深層心理結構。在眾多的歐洲城市中,龍應臺並不喜歡乾淨而富有的蘇黎世。

  「當一個城市過度乾淨的時候,它一定是花很多心思跟精力,放在維持這個城市的乾淨、整齊跟秩序。當一個城市花那麼大的心力,來維持乾淨、整齊跟秩序時,我自己的偏見是,它的創造力一定是相對比較低的。」

  從瑞士北部的蘇黎世到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龍應臺形容中間的不同:「一下飛機的感覺就是:啊!垃圾比較多,但那時我心裏的那種愉快、那種放鬆、那種又可以把手腳伸出去,可以大步大步走的感覺,真好。」

  對龍應臺而言,城市的創造力也代表了它的活力和自信,有自信的城市也是有包容力的城市。

  「就好像我們交朋友一樣,和越有創造力、活潑、有自信的人在一起做朋友,你很輕鬆,不必隨時擔心是不是踩到他的痛腳,是不是侮辱了他。城市是一樣的。」

  布拉格雖然美麗,龍應臺卻嫌它過於單一。「我喜歡亂糟糟的倫敦;我喜歡吵鬧、顏色很多的巴黎;我喜歡兩德統一後的柏林,因為它變成一個各種文化奔放的城市。」

從自己的人文傳統找答案

  在《紫籐廬和Starbucks》一文中,龍應臺問了一個深刻的問題:什麼叫「國際化」?誰是「國際」呢?自己國家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趨又在哪裡?

  她在文章中透露,旅居歐洲的經驗,改變她原有接受的五四新文化教育,讓她對自己文化傳統的本質與重要性有新的體認。

  她說:「拿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對社會、人生有很多的觀察、困惑,你會去尋找答案。長久以來,我們這些弱勢國家,總是被強勢國家影響,我們都是往西方走。」

  她表示,研究中國的都是西方先進國家的學者,所謂漢學家,而中國則是被研究的對象,是一種籠子外的研究者與籠子裡的被研究的動物的關係。因此知識就是權力,連中國文化是什麼,都會被「研究者」去界定。隨著閱歷的增加,龍應臺發現了由漢學家解釋的中國文化的問題。

  「40歲以後,你會發現這個解釋是不夠,不能滿足你的,因為它跟你有文化的隔閡,也有社會條件、歷史發展的不同,它事實上並無法回答我們的問題。這時就有自救的必要,要回到自己文化的源頭去找答案,回到《老子》、《莊子》、《孔子》、《列子》去找,一路下來發現很多很多的答案。所以傳統是一種必要,它不是裝飾品。」

  龍應臺舉例說,比如臺灣早期的茶館就是把傳統當裝飾品,滿足淺薄的懷舊情緒,茶館裡有很多懷舊的裝飾,但是沒有真正的茶道、茶的學問。這幾年來就出現了有真實內涵的茶館。

在國際化中經驗「小橋流水」

  除了人文的層次,人類普遍共同的傳統:對大自然與土地的依戀,也是龍應臺思索城市國際化、現代化的一個主題。

  她認為,人來自大自然,當工業化社會往天空發展得太快太遠時,人會心生恐懼。因此,接近、渴望大自然,不但是人類傳統的一部分,也是一種本能。

  「在最現代、最先進的城市裡,最有錢的人,他花很多的錢,就是把他的家創造出一個小橋流水的狀態。人接近土地是生理的需要。」

  龍應臺認為,每個文化都有屬於自己特殊的「小橋流水」,包括自己最熟悉的語言、飲食習慣、思維深處的價值系統。如何讓這些特殊性與國際化要求的普遍性接合,是人類共同的挑戰。

  她如此形容這個挑戰:「如何在應用現代化的好處的同時,又保住我們心裡面那個最深的,不一樣的東西。」

  對龍應臺而言,國際化的一個最大弊病是標準化。她說:「你讓標準化控制一切的話,game over,整個地球變成一個大醫院了,這好像不是一個很值得嚮往的未來。」

讓城市人口接近土地

  如果接近土地是人類共同的深層慾望,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裡,一般人的這種慾望將無法滿足。如何解決這個矛盾,也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

  借鑒歐洲城市「現代化」與「國際化」的經驗,龍應臺認為,歐洲人的現代與傳統之間當然也有一種緊張關係,但是,他們找到折衷的方法,比如,把發展放在古城外,保留古城,而被保留的古城變成文化觀光重點,其實帶來更大的收入。

  「因此,越有能力的國家,越有辦法透過現代的科技,讓城市的人還可以有小橋流水;越沒有能力的國家,它追求發展,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會讓原來的小橋流水被破壞掉。」

  從這個角度思考「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主張,龍應臺的反應是: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她說:「臺灣向來認為文化就是文化,沒有產業的概念,而文化作為一個產業,應該要有機制,因此在臺灣這樣的背景下,就要大聲疾呼:文化要產業化。」

  「換一個時空,到大陸的西安,那裡連秦俑都可以賣,為了錢,任何古蹟、古物都變成純粹的商品,在這樣的背景下,當然就不是說要文化產業化,而要倒過來說,對不起,在它產業化之前,文化的純度不能受損。」

靈魂的語言不能借用

  把自身人文傳統當作生存必要條件的龍應臺,堅決反對臺灣政府要把英文變成官方語言的作法,雖然英文是國際化的必要條件。

  她說:「英語當然在21世紀是一個必要的工具,但是語言並不只是工具而已。用英語作為工具是一回事,把它變成你靈魂的語言是另外一回事。工具的語言是拿來與人溝通;靈魂的語言是一個民族所有的記憶、所有的創造與傳承賴以為最後的依據的秘密花園,是所謂的安身立命。任何偉大的文學、音樂、繪畫、任何民族最深刻的東西,要靠那靈魂的語言表達、傳播。這個靈魂的語言是不能借用的。」

  許多歐陸國家為了國際化,也讓他們的小孩學英語,但是英語並不是官方語言,只是工具。龍應臺說:「德國小孩一生安身立命的就是德語,其他都是工具。工具怎麼可能威脅你安身立命的東西呢?」

  她舉瑞士為例子表示,瑞士有四種官方語言,但是各自都把根深紮在自己的「靈魂語言」的土壤裡,它的德語文化就產生了諾貝爾級的作家。四種語言都受到尊重,但是沒有一種語言強大到去威脅其他人的靈魂語言。「四塊語言土壤上的人,都以自己的語言安身立命。」

  龍應臺表示,新加坡在理論上也應該如此:「如果是深深扎根,新加坡以它特殊的歷史條件,說不定它中文的環境,就會出一流的作家。你如果有英文的深刻作品出現也很好,表示你人民的英語已經扎根了。」

  她認為自己對新加坡的情況瞭解太淺,「沒有資格」做評斷。「但是」,她說:「如果以要跟國際接軌為理由,而把自己『靈魂的語言』稀釋掉,那可是得不償失的。」

香港還是一座有希望的城市

  辭官後的龍應臺恢復了思考、寫作、旅遊的生活。在新加坡參加座談會後,她將到北京與孩子會合,展開近一個月亞洲文化之旅,北京、西安、上海、漢城、臺北,在8月20日到香港城市大學講學一年。  

  龍應臺到香港講學的目的有三個:希望能多瞭解香港;希望從香港觀察大陸;重新建立原有的國際聯繫。

  雖然對於香港的前途有所憂慮,龍應臺並不讚同悲觀的論調。

  她認為,香港有一些優勢是其他城市所沒有的,包括公民素質、官僚的訓練及成熟的管理文化。在這三個條件上,連臺北都比不上。這些涉及文化內涵的軟體,上海恐怕要花10年才能追上香港。

  「香港了不起。因為一個五六百萬人口的城市,有50萬人上街頭,這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23條通不通過,在我看來,可能是一個歷史的關鍵,決定香港是可以繼續繁榮,或是沒落。」

  「我當然希望香港人有足夠的智慧,而北京執政者有足夠的眼光,認識到一個繁榮的、開放的、國際城市,對香港本身,對中國大陸都是好事;更何況不要忘記,我們臺灣人都在看。」

十星級旅館 無法安身立命

  從人文與自然傳統反思城市的國際化,來檢視新加坡的經驗,龍應臺表示,在調解城市現代化與傳統的矛盾上,新加坡是否足以作為典範,是很值得討論辯論的。

  她說,把國際化解釋為與國際接軌,知道如何用國際間流通的資源和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新加坡確實比臺北國際化。

  在文化產業化的工作上,新加坡對「文化是一個產業」也相當有概念。「但是在文化內涵與產業行銷之間,如何拿捏分寸,做得多好,我不知道。這是對每一個社會的考驗。」

  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國家,龍應臺認為新加坡的情況非常特殊,她比喻新加坡像「一間十星級的旅館,有乾淨的桌布,一流的服務,美麗的花園,優美的音樂,但它是不是在文化上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不知道。

  「我要去度假,我可以選擇一個旅館。像很多歐美人願意到新加坡工作,我作為一個過客,當然選擇那個十星級的旅館;但是我要一個我的感情可以有出處,我的記憶可以傳承,痛苦不必躲避我,可以深刻面對,我要生老病死,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我不會選擇一個旅館。」

(聯合早報)(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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