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我對香港的一份歉意

7月1日,上街遊行的香港市民到底有多少人,警方說35萬。警方開始說要從維多利亞公園起步才算參加,後來又說是在中環政府總部計算的,但是他們算到傍晚六點,而遊行是到九點鐘才結束的。遊行主持人李卓人對我說「保守估計」50萬人以上參加,我寫成一篇文章以後,香港的著名作家陶傑托朋友轉告我,以他的觀察,人數應該有一百萬。香港有線電視也認為有一百萬。

香港的下午是美國紐約的深夜和早上,我們沒有怎麼睡覺,緊密的和香港聯繫。通過電話聽到香港遊行市民的口號聲和歌聲,似乎也聽到他們的腳步聲。我激動,我也難過。激動,是因為我為香港人驕傲,香港市民在強權下沒有屈服,而是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進行抗爭,為自己寫下歷史;我難過,不但為香港主權轉移後六年的沉淪難過,也為自己不能同幾十萬香港市民走在一起而難過,我覺得對香港有一份歉意。

看香港的報章,以及朋友傳來的電郵,知道許多傳媒的朋友上街了。例如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和著名的時事漫畫家尊子,他們是遊行常客,不稀奇;明報總編輯張健波也遊行,這不是他的第一次,以前我還拍過他的照片;名嘴黃毓民當然更是常客。但是信報老闆林行止先生夫婦也參加遊行,心裏就特別感動。1983年到1986年我在信報做過編輯,知道他們為人低調,八九年的百萬人遊行他們都沒有出來,我離開香港前也知道林先生身體不太好,已經處於半退休狀態,但是這次居然出來了。日前他的一篇評論23條的專欄文章令我難過,連他愛護香港之心當局都不理解,也可見特區政府干頇到甚麼程度了。而提到7月3日信報創刊三十週年都不慶祝了,我作為曾經在那裡工作過的員工,心有慼慼焉。香港記協主席麥燕庭也給我電郵,告訴我羅孚也參加遊行了。這位前新晚報的總編輯,中共的統戰幹部,應該也八十歲了。他曾被中共自己人關閉和軟禁十年,他比我早離開香港,在舊金山定居,因為太寂寞而認為香港不會有甚麼問題而再回香港,如今又面對23條的威脅了。

香港市民的遊行是在沒有辦法用手投票的情況下,用腳來投票。我比他們早,在九七年就用腳投票,移居外國。大部分香港市民不可能離開香港,只能被當作依附於土地上的「物件」一起交給中共。這是全球民主化潮流中的一股逆流。

九七,我是留,還是走,思想有鬥爭。香港給了我21年的自由生活,21年比較自由的創作環境。可以說,它給了我第二生命。我從在中國大陸作為黨的一個工具,變成在香港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且能為中國老百姓鼓與呼,有自己的一番事業,心裏怎能不感謝香港?因此離開香港遠走高飛,心裏是有些慚愧。然而我在中國二十一年,學的又是中共黨史專業,中國共產黨是怎麼一回事,我很清楚。中共要收回香港,我從一開始就不贊成,不像有些香港的民主派輕信所謂「民主回歸」。以中共落後的政治經濟制度,憑甚麼收回香港?當中共以英法聯軍毀壞圓明園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時,我認為中共也可能毀壞香港這個現代圓明園;我也一直不相信中共的承諾,包括「五十年不變」、「高度自治」等等,認為它一定會過橋抽板,開始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轉眼就會不認帳;而它製造的「鶯歌燕舞」局面,最後也會原形畢露,香港必然萎縮。一個人有幾個二十年?我的黃金時期二十年是在中共的統治下過的,我不願意再給它二十年,連一年都不想給。不幸我在以前的預測現在都被中共逐一兌現了。我虧欠的香港一份情,只能盡量在海外為它做些事情,傳達香港市民的呼聲,讓世界更關心香港,避免香港民眾被中共和董建華之流以「內政」為名「關門打狗」。

香港在決定被送給中共時就決定了今天的命運。我人微言輕,也從來沒有提出過香港獨立的主張。但是香港的遭遇,應該是給臺灣一個很好的鏡子,從而讓臺灣人民來決定自己應該走甚麼路,避免重蹈香港的覆轍。(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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