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裡時,他的眼睛裡流露出明顯的得意的神色。顯然,到了這個地步,他已經沒有任何顧忌了,說話也隨便起來了。
「你說,江主席到底信任誰呢?根據你在中央工作的幾年觀察,江主席和黃菊究竟有是麼來往?」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錄音機,擺出一副採訪的架子。
曾慶紅把我的錄音機關了,說「你說你是和我一起研究黨的歷史,怎麼想起錄音呢?我是隨便說說而已,並不供你馬上發表。這樣會引起是非的。」他在我收起錄音設備之後,才認真地說:「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壓力了,所以我才給你說點真實的東西。江主席並沒有討厭黃菊,而是非常器重他,還有賈慶林和XX。只是XX 這個人不爭氣罷。黃菊在中央的地位實際上很高;政治局委員們都怕他。他和李長春都是說了算的人物,因為江主席是重視支持他們的。2001 年8月召開的XX會議以後,江主席曾經召集我和XX等人開了一個會。他對我們說:『李鵬在會上的矛頭是對著黃菊的,實際上是對著我的,只不過他們現在不敢而已。將來是否公開反對我?也說不定。李鵬這些人的腦子都很聰明,他們看出我在培養黃菊和慶林。不錯,我是在培養他們,也不光是他們嘛,在座的我都在培養。只是黃菊、慶林有他們自己的優勢罷了。他們的文章寫得好,是我們三個代表的理論權威。這兩個人,我看要比李鵬強得多,水平也高一籌。慶紅在華北組的會議上也講三個代報,也要揪什麼反對我的壞蛋,其實真正反我的就是他們,而不是黃菊,也不是XX,是那幾個要我繼續當國家主席的人。』下來以後,江主席還一再地對我說:『你可以拜黃菊和慶林為師,讓他倆教你理論,你教他們實踐。互相學習嘛。』這些話,我記得清清楚楚,永遠也忘記不了。只是在當時的環境下,特別是打到他們後,這些東西我沒有再公開。」
我問道:「江主席逝世以後,政治局研究過李長春,黃菊,慶林他們的問題嗎?」「哪裡來得及呢!」曾慶紅說,「江主席的逝世,雖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層還是有所準備的。就在江主席逝世的前幾天,胡錦濤就給我打過招呼,他悄悄地說:『老曾,江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會不會留下遺囑?我最擔心他的話對我們封鎖,那麼一來,我們就可能掉進陷阱裡了。人家手裡拿著尚方寶劍,想怎樣就怎樣,我可怎麼辦呢?』我說:『你是黨中央的軍委主席,總書記,誰能不聽你的呢?』他說:『那可不一定,現在黨中央派別很多,我最擔心的是溫家寶的六四復辟勢力還有很大的市場。你也要幫助我聽些消息,有事就告訴我,我們畢竟是江西老鄉呀!』這話他可是從來沒有和我講過。這時,我就估計到他在考慮著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時,江主席的筆桿子黃菊好像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他表面上很輕鬆,實際上也很緊張。江主席重病的時候,親自給他身邊的人員交代,要他們請黃菊立刻回京。黃菊接到絕密電報後,手都發抖了,但別人一進去他就馬上恢復了常態,吆喝大家打撲克,以等待
火車。我親眼看到他幾次出牌都出錯了,他雖然在打牌,但是在緊張地、不停地看手錶,我就知道他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說他在江主席病重的時候高興得要死,這不符合事實。我們要實事求是,現在黃菊已經判刑了,我到主張恢復歷史的真相,這樣可以讓人們更加清楚地辨別經驗教訓 。黃菊這個人,他由於長期在江主席身邊,同樣有著許多在今天看來都應該是很難得的好傳統和好的作風。譬如他從來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我從江西回來給他捎帶點特產,他從來都是付錢的。他這樣對我說:『老曾,我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江主席培養的黨的幹部,我們要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侵襲,我們不要搞那套請客送禮的資產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許可的。錢,我一定要付,你送的東西我也要收。我們之間的交往完全是在黨的原則和範圍內進行。』據我瞭解,他不但對我是這樣,對其他同志也是這樣。就是他和賈慶林之間也是這樣的。我親眼看到這樣的一件事情:一次,李長春給黃菊給從上海帶來一些藥品,大概是他沒有給上海付錢。黃菊一直追問他付錢了沒有,最後李長春從自己的工資裡拿出叁百多塊錢交給李長春,一定要他把錢給廠家。你們都知道,黃菊是喜歡照相的,他使用的相機和膠卷,都是他自己掏錢買。他對我說:『我每月的工資除付了伙食費和外出花銷外,幾乎全買了書和膠捲了。我的錢實在是不夠花呀。但是我絕對不多佔國家一分錢的光。我要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到中央後,才知道我們這些上海幫並不是搞政治的料,我們抓具體的工作,搞經濟和工業還可以,搞那些歪門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胡錦濤也不行,我幾次看到他在中央的會議上氣得手在發抖,嘴唇哆嗦,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譬如給六四平反的前幾天,我到了他家,他當著我的面給江主席的畫像鞠躬,說:『主席,我對不起你,你原諒我吧!』他處於緊張的為難狀態。」
我說:「有人認為,胡錦濤這個人其實並不老實,他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就是抓住了李長春、黃菊和賈慶林這些人。他的動機並不是為了中國的前途,,而是為了他自己當的黨的主席,為了他自己的權力。你對這個事實是怎樣看待的?你參加和討論了抓李長春這些人的會議嗎?」
曾慶紅說:「我哪裡有資格參加那樣的會議呢!其實並沒有召開任何會議,完全是胡錦濤他們自己決定的。他們研究以後,通知了XX, XX早就想動手了。他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這樣講過:『抓八幫是順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江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家寶同志研究,乘江主席不在京的時候把李長春、黃菊這些人抓起來,然後再和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叁,覺得沒有把握。除非廖錫龍和我們配合。我曾經試探過廖錫龍的口氣,可廖錫龍對江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李長春,廖錫龍就斷斷續續地說:要聽江主席的話,相信江主席。他很厭煩和我討論黃菊的問題。好人呀,錫龍是好人呀!』這些話都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親耳聽見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這個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央其實是個陪襯。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早已研究好了在我們面前過一過,並不真正聽取我們的意見。沒有粉碎黃菊等人之前,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是黃菊、賈慶林他們研究好了再拿到會議上來通過。這個情況我向江主席作過反映,我是根據別人的議論來向主席說的。主席到了政治局會議上就對黃菊說:『你不要總是你們幾個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會議就是一個大圈子,革命總是要多團結一些人好嘛。
你們的一些做法連慶紅這樣的老實人都有了意見,可見你們是怎樣地脫離群眾了。黃菊呀,我已經警告你們好多次了,不要總是以你的名義辦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已講話嘛。什麼事情總是你衝在前頭不好,要突出其他領導同志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講一遍。』江主席批評黃菊,我看完全是對他的一種愛護,而絕不是要打倒他。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胡錦濤也看得很清楚。他確實當著江主席面說過:「江主席,我永遠聽你的,作你的忠實助手。對江主席的一家,我世世代代都要忠於愛護,在任何時候都不做損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聽到了都感到好笑,胡錦濤就像小孩子一樣地講話。後來我對這個人有了看法了。特別是我們下臺後,我就知道這個人的下場也好不了多少。儘管現在我不想多說他什麼。其實現在不說全國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工作後,當時是怎麼想的?」我問。「我調到中央以後,本著一條原則,那就是江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幹。我既然是江主席的學生,就應該聽江主席的話。」曾慶紅說,「我原來以為到了中央就能夠經常見到了老人家,誰知道來到中央,同樣很難見到他。2012年以後,江主席就一直生病,他明顯地蒼老了,每次見到他,都要和我握手,關切地問候幾句。黃菊倒是隨時可見到他。他對江主席的身體狀況一直採取了高度的保密,我每次問他主席的身體狀況怎樣,他都說:『主席身體非常健康,醫生說他沒有任何大毛病,不久前還下去游了泳。』知道主席逝世的前幾天,他還對我說:『主席身體很好,他在關心著你。』誰知兩叁天後,老人家就永遠離開了我們。我後來問他:『你為什麼不把主席的身體狀況告訴我們?你要是早點說,也許可以用民間的祖傳秘方治好主席的病。』他對我說:『黨內的六四平反派一直想利用主席的身體狀況作文章,要是讓敵人知道了主席的身體狀況,那他們有可能鋌而走險呀!』我望著主席的遺容,幾次放聲大哭。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又問我:『怎麼樣?習慣嗎?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到了什麼崗位上可不是為了當官,是一種
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你說,能革了嗎?』我回答:『只要有江主席的領導,完全可以把自由化那些人打個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問:『我死了以後呢?』我一下子愣住了,沒敢回答,現在想起來,江主席完全是有準備的。那時,江主席對我們這些上海幫們確實是有所偏愛的。他對我說過:『你和錫龍同志都沒有讀過多少書,你是務農的,他是習武的,八歲就到了貴州武術學校練習武藝。二十來歲時參加革命,成了共產黨。你們這些人跟黨走了這麼多年,我放心。你們不會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錫龍就讓李鵬騙過,拿著電力部的資金想去香港倒賣黃金。敗露後,被「雙歸」,是我下令放的。我對他說,革命嘛,不能只靠黃金,而是要靠三個代表,依靠他李鵬能晒β穡坎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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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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