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利桑那州共和黨參議員凱爾 (Jon Kyl) 認為，克林頓對布希總統的指控，根本就是無的放矢，因為白宮早就表明，控制平壤核擴散的最好途徑是以外交折衝促成多邊論壇。凱爾並且擔心這種指控的潛在危險，因為以金正日多疑陰沉的個性，要是信以為真而採取先發制人的核武攻擊，反倒會破壞美國與北韓消除緊張關係所做的一切努力。凱爾認為前總統批評國內時政是一回事，但如事涉外交而將國家推入立即明鮮的危險，那麼就非單純的「書生論政」所能含蓋。
由於美軍在伊拉克的快速軍勢優勢，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急轉直下，平壤鬆動一直堅持與華盛頓舉行直接對話的立場。稍後，北韓外務省發言人表示，如果美國放棄對北韓的敵對政策，將不拘泥於形式，與美國對話，並表示有意願就其核武項目舉行多邊會談。
*不在其位，還謀其政? *
克林頓絕非第一位以卸任總統身份，強烈批評現任總統作為的白宮舊主人；而對照於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左批國民黨、右打陳水扁，刺激中共、主張臺灣獨立；而中共「大家長」江澤民雖交了國家主席卻仍佔著軍委主席寶座，江系統人馬仍緊握國家機器發號司令，控制時局卻又深藏不露，避免承擔失敗責任的事實，更證明這種「不在其位，還謀其政」的事例，是跨越國界、尋常可見的現象。
然而，問題的關鍵是：第一，大眾對卸任元首行為舉止要求的基本底線為何? 第二，民主國家是如何看待前總統的政治地位 ? 第三，特別在國家關鍵時刻，前總統的發言對現任總統的影響為何? 國家又是如何防止卸任元首對當下的政治運作，可能產生的負面效用? 第四，當前總統的議論，撕裂國內團結並將國家導入戰爭危險之林時，社會又將如何反應 ?
四個關鍵，決定卸任總統對當下政治所可能產生的影響。第一，卸任總統的個性、對權力的期許與當時的政治風氣；第二，懈任總統對總統職位的體認；第三，國家民主鞏固與民主運作的成熟程度；第四，人民對懈任總統的德行領導模範的持續認可。
*約翰 亞當斯: 好的開始，十分重要! *
身為老牌的總統制國家，美國幾位對總統職位有深刻期許的總統，如肇基英雄德性領導的華盛頓、統一至上人道關懷的林肯、叢林冒險豪邁果決的老羅斯福、面對逆境樂觀進取的小羅斯福、有效經營剛正不阿的艾森豪、修辭溝通敢於挑戰的里根等，都將自身的人格特質與政治期許帶入總統的職位，而形成人們對總統人格 (presidential character)、總統職務 (the office of presidency) 與國家人格 (national character)表現的期望。
*華盛頓: 萬歲的是制度，不是個人*
華盛頓的誠實與勇氣，寧可放棄一切全心為國服務的情操，不僅被讚譽為「美國的辛辛那堤 (Lucius Titus Quinctius Cincinnatus)」，更被公認是開國後當然的最高領袖。而偉大政治人物最珍貴的地方，就在扮演「先知」的角色。身為建國第一位總統，華盛頓深知建立大開大闔、傳世久遠的總統制度毋寧更為重要。因此，他刻意營造總統職位所應有的簡單 (simplicity) 但尊嚴 (formality) 的特質，不但著重總統德性領導 (virtuous leadership) 的典範，更EQ成熟、信心十足的舉用漢密爾頓、傑弗遜、麥迪遜等幹才，建立國家制度。
畢竟華盛頓瞭解他之所以治國順利，是因為個人的威信，這是美國建國初期歷史的特殊情況所造成的，而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依靠個人的威信與魅力來維持和建設。華盛頓對權力的不戀棧，以發表「告全民公開信」於一七九六年揮別權力頂峰，功成身退，回歸山林的真誠表現，更為美國建國初期真正「無黨派分野、褥力從公」的美好時代，劃下句點。
*亞力山大漢密爾頓: 卸任，就回歐洲老家吧! *
儘管建國世代對保存革命成果的目標一致，在保存的方法與新國家機器的運作上，卻有截然不同的主張。以傑弗遜為首的民主-共和派主張有限權力的總統，搭配管事越少的政府，人民才能真正的享受革命所帶來的自由；而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派則主張由具實權的總統，強力領導積極有作為的聯邦政府，才是國家之福。主張大政府的漢密爾頓深刻的體認到強勢的總統領導，是保障聯邦存續的命脈，總統不單要有憲法賦予不可挑戰的實權，更是政府動力的唯一來源。因此，也連帶的造成漢密爾頓深惡痛絕任何足以挑戰總統實力與權威的人物。對於卸任的總統，漢密爾頓更主張將他們送回歐洲舊大陸的壺底抽薪策略，眼不見心不煩，測底解決可能對總統權威的挑戰。
在現代地球村的民主國家中，要實行漢密爾頓處置卸任總統的方法，不但不實際，更違反自由人權、民主制衡的精神。然而漢密爾頓維護總統領導權威的考量與理由，卻是值得思考玩味。
* 政治責任，誰來負責? *
在《聯邦論》第七十卷中，漢密爾頓認為行政機關最致命的罩門，就是總統 (或行政長官) 的決策權力被分散或受制於幕後黑手操作。這理由非常明顯，因為這種組織性的分權、干預，不單造成山頭林立多頭領導的混亂，更剝奪人民的兩種安全信賴 --- 對領導人的信賴與對行政機關的組織信賴。當錯誤發生時，要不是錯失有效的第一時間，加以糾正補強，再不就是因為發聲管事的「太上皇」或「後座司機」太多，根本無法揪出真正應該負責的人。
卸任總統頂著「總統的光環」站在道德的至高點，如果本身又抱著宗教家舍我其誰的個性，偏執的使命感驅始，或眷戀權力到死方休，或執意為自身的前朝政策辯護，更有甚者決心為自己的政治生涯開創「老莫的第二春天」拉私結黨， 加上現代媒體無所不在的「普及」、「聚效」與「選擇性加強」功能的推波助瀾下，也就解釋了為何前總統柯林頓會借「六十分鐘」電視節目與前共和黨參議員杜爾捉對舌戰，或辯護他的北韓與伊拉克政策，或對現任布希政府發言嗆聲，以保有自身的政治舞臺與餘溫；在臺灣的前總統李登輝更由主張「中華民國在臺灣」轉變到乾脆獨立建國，「認同臺灣國，制定新憲法」，穩座「台聯教主」挾天子以令諸侯，變成媒體口中陳水扁二零零四年競選連任的重要障礙，而其本身在多起弊案中啟人疑竇的關連，更加深民眾對政治的不信任；而中共「大家長」江澤民不惜耗費龐大國家資源迫害法輪功，而江系人馬視SARS疫情為最高的機密隱瞞拖延，直到社會重創、疫情全球化，才迫於龐大的國際壓力，不得不承認問題嚴峻，曝露了舊國家領導者在管理國家能力上的窘境與吝於改變的本質，也給新國家領導人危機處理的大挑戰。
*民主進程上的點、線、面*
江澤民、李登輝、柯林頓三位卸任總統代表著三種不同的政治體制對懈任元首的態度，也反映出該體制內的公民社會對懈任元首的反應與無奈。
美國是政治學者道爾（Robert A. Dahl）所描訴「多元式民主」的國家，也就是公民普選、代議民主，意味著此種制度是由許多人透過多管道共同參與的政治。道爾認為多元式民主有六項必要條件那就是，選舉產生的代表；自由、公正經常的選舉；言論自由；訊息的多樣；社團的自律自主；包容性的公民身份。
也正因為美國是多元式的民主，那麼卸任總統柯林頓的發言屬於行使言論自由的範疇，只要不犯內亂或外患，不同政黨的人士、政治評論家當然可以贊成或反駁，沒啥大不了。畢竟，憲法對總統任期有清楚的規定，最多兩任，當過就不能回鍋。任何大抱負、大智能，在任期中只要國會通得過，歡迎盡力發揮；任期一到，謝謝走人。總統卸任就成卸任總統，頂多蓋個總統圖書館，整理過往偉業，民間演講募款，發揮公民道德。人民不會把總統當成天縱聖明，更遑論卸任總統，因為民主制度內沒有人是不能被取代的，只要百分之五十加一的選民頭家支持。正如華盛頓總統說的: 萬歲的是制度，不是個人。
*臺灣需要理性多元相互尊重的公民社會*
在近四分之一個世紀，臺灣從威權轉型到民主鞏固一路發展出很多具特色的「台式民主」。第一，國家認同的分歧未隨國家成形與政治轉型而消失，因此民主化的過程與代表民主的選舉機制，被迫必需承擔「認同政治」所衍生的非理性與不穩定。第二，「台式民主」朝上層知識菁英與下層販夫走卒的兩極化迅速發展，而具理性、能把理念實際化的中產階級相對疲弱，理性的中產階級公民社會有待強化。
「台式民主」的二項特色交相影響下，清楚的說明瞭為何李登輝在懈任之後仍產生影響。因為體現民主的「選舉」在臺灣揹負了太沈重的意識形態，特別是認同政治；彷彿一沾上統獨光環，對立的雙方不是挺到底，就是反到底；個人的能力、品格、操守、道德、專業，通通不重要，民不民主，合不合程序正義，皆可放一邊。一句簡單的「愛不愛臺灣、是不是臺灣人」，化約一切。
而這種以「愛不愛臺灣」的圖騰化約，源自李登輝在「政治層面」上以「新臺灣人」的說法，來「註解」族群、省籍與國家認同衝突。但問題的關鍵是，這種在政治層面上的「自我解套」，是人為的，缺乏多元社會融合支撐的基礎，造成政治人物能任憑喜好的為「新臺灣人」下定義，而民粹的操作結果，「選舉」不一定選出適任之民意代表，而組成的執政團隊也未必就有能力執政，民主的加深擴大與再鞏固，也就遙遙無期。
追根究柢，臺灣需要朝多元相互尊重的公民社會努力，回歸理性，以民主制度化做為國家經營社會改造的標的。唯有如此，代表體現人民力量的「新臺灣人」概念，才能真正落實在社會文化中，「新臺灣人」的樣貌才會真正浮現，而「新臺灣人」的詮釋權也才能回歸到人民的手中，不再為政治人物的禁癵。
至於前總統李登輝，先說我的結論吧，一個以知識貴族的傲慢、「自任天命 (the chosen one)」當成風格的老人，儘管您有再大的遠見、高深的願景，如果在您任上十二年都無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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