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凯尔 (Jon Kyl) 认为，克林顿对布什总统的指控，根本就是无的放矢，因为白宫早就表明，控制平壤核扩散的最好途径是以外交折冲促成多边论坛。凯尔并且担心这种指控的潜在危险，因为以金正日多疑阴沉的个性，要是信以为真而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反倒会破坏美国与北韩消除紧张关系所做的一切努力。凯尔认为前总统批评国内时政是一回事，但如事涉外交而将国家推入立即明鲜的危险，那么就非单纯的“书生论政”所能含盖。
由于美军在伊拉克的快速军势优势，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急转直下，平壤松动一直坚持与华盛顿举行直接对话的立场。稍后，北韩外务省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将不拘泥于形式，与美国对话，并表示有意愿就其核武项目举行多边会谈。
*不在其位，还谋其政? *
克林顿绝非第一位以卸任总统身份，强烈批评现任总统作为的白宫旧主人；而对照于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左批国民党、右打陈水扁，刺激中共、主张台湾独立；而中共“大家长”江泽民虽交了国家主席却仍占着军委主席宝座，江系统人马仍紧握国家机器发号司令，控制时局却又深藏不露，避免承担失败责任的事实，更证明这种“不在其位，还谋其政”的事例，是跨越国界、寻常可见的现象。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第一，大众对卸任元首行为举止要求的基本底线为何? 第二，民主国家是如何看待前总统的政治地位 ? 第三，特别在国家关键时刻，前总统的发言对现任总统的影响为何? 国家又是如何防止卸任元首对当下的政治运作，可能产生的负面效用? 第四，当前总统的议论，撕裂国内团结并将国家导入战争危险之林时，社会又将如何反应 ?
四个关键，决定卸任总统对当下政治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一，卸任总统的个性、对权力的期许与当时的政治风气；第二，懈任总统对总统职位的体认；第三，国家民主巩固与民主运作的成熟程度；第四，人民对懈任总统的德行领导模范的持续认可。
*约翰 亚当斯: 好的开始，十分重要! *
身为老牌的总统制国家，美国几位对总统职位有深刻期许的总统，如肇基英雄德性领导的华盛顿、统一至上人道关怀的林肯、丛林冒险豪迈果决的老罗斯福、面对逆境乐观进取的小罗斯福、有效经营刚正不阿的艾森豪、修辞沟通敢于挑战的里根等，都将自身的人格特质与政治期许带入总统的职位，而形成人们对总统人格 (presidential character)、总统职务 (the office of presidency) 与国家人格 (national character)表现的期望。
*华盛顿: 万岁的是制度，不是个人*
华盛顿的诚实与勇气，宁可放弃一切全心为国服务的情操，不仅被赞誉为“美国的辛辛那堤 (Lucius Titus Quinctius Cincinnatus)”，更被公认是开国后当然的最高领袖。而伟大政治人物最珍贵的地方，就在扮演“先知”的角色。身为建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深知建立大开大阖、传世久远的总统制度毋宁更为重要。因此，他刻意营造总统职位所应有的简单 (simplicity) 但尊严 (formality) 的特质，不但着重总统德性领导 (virtuous leadership) 的典范，更EQ成熟、信心十足的举用汉密尔顿、杰弗逊、麦迪逊等干才，建立国家制度。
毕竟华盛顿了解他之所以治国顺利，是因为个人的威信，这是美国建国初期历史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而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依靠个人的威信与魅力来维持和建设。华盛顿对权力的不恋栈，以发表“告全民公开信”于一七九六年挥别权力顶峰，功成身退，回归山林的真诚表现，更为美国建国初期真正“无党派分野、褥力从公”的美好时代，划下句点。
*亚力山大汉密尔顿: 卸任，就回欧洲老家吧! *
尽管建国世代对保存革命成果的目标一致，在保存的方法与新国家机器的运作上，却有截然不同的主张。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共和派主张有限权力的总统，搭配管事越少的政府，人民才能真正的享受革命所带来的自由；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派则主张由具实权的总统，强力领导积极有作为的联邦政府，才是国家之福。主张大政府的汉密尔顿深刻的体认到强势的总统领导，是保障联邦存续的命脉，总统不单要有宪法赋予不可挑战的实权，更是政府动力的唯一来源。因此，也连带的造成汉密尔顿深恶痛绝任何足以挑战总统实力与权威的人物。对于卸任的总统，汉密尔顿更主张将他们送回欧洲旧大陆的壶底抽薪策略，眼不见心不烦，测底解决可能对总统权威的挑战。
在现代地球村的民主国家中，要实行汉密尔顿处置卸任总统的方法，不但不实际，更违反自由人权、民主制衡的精神。然而汉密尔顿维护总统领导权威的考量与理由，却是值得思考玩味。
* 政治责任，谁来负责? *
在《联邦论》第七十卷中，汉密尔顿认为行政机关最致命的罩门，就是总统 (或行政长官) 的决策权力被分散或受制于幕后黑手操作。这理由非常明显，因为这种组织性的分权、干预，不单造成山头林立多头领导的混乱，更剥夺人民的两种安全信赖 --- 对领导人的信赖与对行政机关的组织信赖。当错误发生时，要不是错失有效的第一时间，加以纠正补强，再不就是因为发声管事的“太上皇”或“后座司机”太多，根本无法揪出真正应该负责的人。
卸任总统顶着“总统的光环”站在道德的至高点，如果本身又抱着宗教家舍我其谁的个性，偏执的使命感驱始，或眷恋权力到死方休，或执意为自身的前朝政策辩护，更有甚者决心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开创“老莫的第二春天”拉私结党， 加上现代媒体无所不在的“普及”、“聚效”与“选择性加强”功能的推波助澜下，也就解释了为何前总统柯林顿会借“六十分钟”电视节目与前共和党参议员杜尔捉对舌战，或辩护他的北韩与伊拉克政策，或对现任布什政府发言呛声，以保有自身的政治舞台与余温；在台湾的前总统李登辉更由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转变到干脆独立建国，“认同台湾国，制定新宪法”，稳座“台联教主”挟天子以令诸侯，变成媒体口中陈水扁二零零四年竞选连任的重要障碍，而其本身在多起弊案中启人疑窦的关连，更加深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而中共“大家长”江泽民不惜耗费庞大国家资源迫害法轮功，而江系人马视SARS疫情为最高的机密隐瞒拖延，直到社会重创、疫情全球化，才迫于庞大的国际压力，不得不承认问题严峻，曝露了旧国家领导者在管理国家能力上的窘境与吝于改变的本质，也给新国家领导人危机处理的大挑战。
*民主进程上的点、线、面*
江泽民、李登辉、柯林顿三位卸任总统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对懈任元首的态度，也反映出该体制内的公民社会对懈任元首的反应与无奈。
美国是政治学者道尔（Robert A. Dahl）所描诉“多元式民主”的国家，也就是公民普选、代议民主，意味着此种制度是由许多人透过多管道共同参与的政治。道尔认为多元式民主有六项必要条件那就是，选举产生的代表；自由、公正经常的选举；言论自由；讯息的多样；社团的自律自主；包容性的公民身分。
也正因为美国是多元式的民主，那么卸任总统柯林顿的发言属于行使言论自由的范畴，只要不犯内乱或外患，不同政党的人士、政治评论家当然可以赞成或反驳，没啥大不了。毕竟，宪法对总统任期有清楚的规定，最多两任，当过就不能回锅。任何大抱负、大智能，在任期中只要国会通得过，欢迎尽力发挥；任期一到，谢谢走人。总统卸任就成卸任总统，顶多盖个总统图书馆，整理过往伟业，民间演讲募款，发挥公民道德。人民不会把总统当成天纵圣明，更遑论卸任总统，因为民主制度内没有人是不能被取代的，只要百分之五十加一的选民头家支持。正如华盛顿总统说的: 万岁的是制度，不是个人。
*台湾需要理性多元相互尊重的公民社会*
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台湾从威权转型到民主巩固一路发展出很多具特色的“台式民主”。第一，国家认同的分歧未随国家成形与政治转型而消失，因此民主化的过程与代表民主的选举机制，被迫必需承担“认同政治”所衍生的非理性与不稳定。第二，“台式民主”朝上层知识菁英与下层贩夫走卒的两极化迅速发展，而具理性、能把理念实际化的中产阶级相对疲弱，理性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有待强化。
“台式民主”的二项特色交相影响下，清楚的说明了为何李登辉在懈任之后仍产生影响。因为体现民主的“选举”在台湾背负了太沉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认同政治；仿佛一沾上统独光环，对立的双方不是挺到底，就是反到底；个人的能力、品格、操守、道德、专业，通通不重要，民不民主，合不合程序正义，皆可放一边。一句简单的“爱不爱台湾、是不是台湾人”，化约一切。
而这种以“爱不爱台湾”的图腾化约，源自李登辉在“政治层面”上以“新台湾人”的说法，来“注解”族群、省籍与国家认同冲突。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在政治层面上的“自我解套”，是人为的，缺乏多元社会融合支撑的基础，造成政治人物能任凭喜好的为“新台湾人”下定义，而民粹的操作结果，“选举”不一定选出适任之民意代表，而组成的执政团队也未必就有能力执政，民主的加深扩大与再巩固，也就遥遥无期。
追根究柢，台湾需要朝多元相互尊重的公民社会努力，回归理性，以民主制度化做为国家经营社会改造的标的。唯有如此，代表体现人民力量的“新台湾人”概念，才能真正落实在社会文化中，“新台湾人”的样貌才会真正浮现，而“新台湾人”的诠释权也才能回归到人民的手中，不再为政治人物的禁癵。
至于前总统李登辉，先说我的结论吧，一个以知识贵族的傲慢、“自任天命 (the chosen one)”当成风格的老人，尽管您有再大的远见、高深的愿景，如果在您任上十二年都无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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