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對這些作品感到親切的原因之一,是對「文革」的歌頌最近幾年又時有所聞。這種歌頌有時是以佶屈聱牙、繞來繞去的「學術語言」表達的,有時則是直著嗓子、通俗易懂地喊出的。所謂歌頌,當然是極力強調「文革」的「成就」、「好處」。在「改革開放」二十年後的今天,又出現對「文革」的歌頌,原因應當是很複雜的,歌頌者的心態、動機,也都並不相同。其中的一種因素,恐怕是記憶在作怪。人的記憶有選擇性。當我們回首往事時,我們不可能記起過去的一切。有些事情被我們記起了,但更多的事情被我們遺忘了,而被遺忘的事情與被記起的事情,往往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在回憶過去時,我們還會放大和虛構一些「往事」。當有人在那裡回憶他昔日的榮耀時,經驗告訴我們,這是要打折扣的,甚至是根本當不得真的。例如,當有人向你炫耀他多年前曾賺得過一壺美酒時,你應該想到他或許是用兩壺血汗的代價換取的,那酒也很可能只有半壺,而且是他人酒席的上剩物。今天的一些人對「文革」的「成就」、「好處」的回憶,也應該作如是觀。那些被認定是「文革」的「成就」和「好處」的方面,有的,從現代文明角度看,仍然是一種災難和罪惡。有的,如果孤立地看,確乎具有正面價值。然而,這一點枝節性的正面價值,卻是以整體的、巨大的災難和罪惡為代價的。最近一些年,社會治安不好,有人便懷念「文革」時期的社會治安來,他們說,「文革」期間,「至少社會治安」是好的,他們甚至不惜使用「夜不閉戶」這種誇張的說法。應該承認,「文革」期間,刑事發案率確實明顯比今天低,偷盜搶劫一類事確實比今天少。然而,這卻是以整個社會死水一潭、人人都生活在一種日常性的恐怖中為代價的。
在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作品中,有一篇是已故作家張弦的《記憶》。小說先寫了在作為「文革」前奏的「四清」時期,一個普普通通的放映隊員的悲劇。放映隊的放映員方麗茹,因為被師傅的求愛信弄得心神不寧,「把毛主席接見外國友人的記錄片」倒放了幾秒鐘,這便成了「嚴重的政治事件」。年輕的方麗茹採取喝汽油的方式自殺,但未遂,又被認為是「自絕於人民」。這種倒放不會被認為只是偶然的失誤,而被看作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師傅的求愛信當然也來會作為事情的原因。人們找到了事情的更「深刻」的根源：「現在已經查明,她的父親在上海教書,歷史上有嚴重問題。她的一個舅舅是公社會計,四清對象。……有人揭發,她曾說過『農民生活還很苦』等攻擊社會主義的言論。還有人揭發,她在不久前對人說她舅舅是個老好人,公然搞抗拒四清運動……」於是,在大會上宣布了對方麗茹的處理決定：「開除團籍、公職,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送農村監督勞動。」接著,小說又寫了宣傳部長秦慕平的故事。在方麗茹事件發生後,秦慕平是把這視作「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鬥爭長期性和複雜性」的表現的,是把這當作「階級鬥爭普遍存在於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的例證的,對方麗茹的處理決定,就是他這個宣傳部長主持做出的。然而,幾年後的「文革」期間,秦慕平卻重蹈了方麗茹的覆轍。一次,他用一張廢報紙包了一雙舊解放鞋。報紙上有一張「毛主席接見某外國代表團的合影」,他沒有注意到,但「群眾專政隊」卻注意到了,於是,也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罪名是：「用寶像包破鞋」。成了「現行反革命」後,秦慕平對舊報紙的用途有這樣的思考：「用舊報紙包東西,本來是極平常、極自然也極合理的舉動,為什麼竟成了彌天大罪
?報紙總是要經常刊登領袖照片的,用來包東西有罪,拿去賣掉或者燒燬豈不更有罪?收藏起來不也會發黃?……」堂堂的前宣傳部長,想了半天,也未想出一個妥善處理刊有領袖照片的舊報紙的辦法來。
張弦寫的故事,對於每一個「文革」期間已經記事的人,都不是天方夜譚。那是一個一不小心把影片倒放了幾秒鐘就會大禍臨頭的時代,那是一個讓人為如何處置一張舊報紙而絞盡腦汁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人們生活在一種日常的恐怖之中,恐怖瀰漫在空氣中,滲透在心靈裡,成為人們日常心緒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時代,社會的「治安」能不好嗎?不過,應該指出,那個時代社會「治安」的「好」,也只是今天一些人的回憶。那個時代的各級當政者和公安機關一定未曾感到過治安狀況的「好」。因為那時偷盜搶劫一類刑事案件雖較今日為少,但各式各樣的政治案件卻層出不窮。光是查所謂「反標」,就讓那時的公安人員耗去了多少心力呵!
我之所以談到張弦的《記憶》,是因為其中有一個與如何處置舊報紙有關的故事。我自己也曾在那個年代為一張舊報紙而膽戰心驚過好一陣子。但在講述這個關於舊報紙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講幾個其他的故事。
1973年,好像是在秋天,上頭的一個雜技團下鄉來演出。這是極稀有的事,整個「文革」期間,我記憶裡也只有這一次。那應該也是我第一次看雜技表演。人們當然都很興奮。農村的演出照例在晚上進行。場地是公社中學的操場。操場四周挖有寬約一米、深約一米半的溝,取出的土堆在裡側,形成一道土壩,壩上種著一種我們那裡叫做芭茅的植物。這種植物葉片很鋒利,一不小心就會被它劃出一道口子,人們在房前屋後種它,以作籬笆之用。我之所以對雜技團來表演的年份記得很清楚,是因為那一年我剛進入這個中學讀書,也曾參加過操場邊上的挖溝勞動。那時,我父母是離中學幾里外的一個大隊小學的教師,我們幾個孩子隨父母住在這個小學裡。演出的那天,晚飯後,父母帶著我和弟弟妹妹來到中學操場。幾盞大汽燈把操場照得如同白晝,沿土壩內側已坐了好多人。入口處,有幾個背著槍的民兵守著。並不賣票,他們也並不是查票,但有「可疑」的人進場,則會盤問一番。我們一家五人進場後找一處地方就地坐下,等著開演。但等了半天,仍不見雜技團進場。我那時是坐不住的人,這樣長時間的枯坐,心裏不免有些煩躁,不知怎麼就脫口說道：「怎麼還不開始,這弄得像坐牢一樣。」話音剛落,父親厲聲喝道：「你瞎說些什麼!」說是厲聲,其實聲音並不高,但語氣裡有一種異樣的東西,一種讓我的心靈為之一寒的東西。我小時候是家中最頑皮搗蛋的孩子,別人不敢上的樹我上,別人不敢下的河我下,受父親責罵也就是家常便飯。但以往父親的責罵裡,沒有今晚我感覺到的這種東西,有時候我能感到他氣得聲音發抖,但也沒有今晚我感覺到的這種東西。我抬頭向父親看去,那臉色也讓我感到陌生,臉上不只有我極熟悉的憤怒,還有一種我此前沒見過的神情。我小時候挨過父親那樣多的罵,甚至打,獨有這一聲喝斥和喝斥時的臉色給我留下極強烈的印象,就因為父親的聲音中和臉色上所表現出的那種異樣的東西。
許多年後,我終於明白,父親那晚聲音中和臉色上所表現出的那種異樣的東西,是恐怖。當我不知深淺地把這樣的觀看演出比作坐牢時,父親心中產生的與其說是對我的憤怒,毋寧說是對可能招致的災禍的恐怖。那時候,我的這種比喻,就足以被視作是對社會主義的惡毒攻擊,是對現實的強烈不滿,據此就完全可以被戴上一頂「現行反革命」的帽子。而數米外就是背著槍的民兵,如果這話被他們聽見,他們當場就可以把我帶走。當然,我那時還小,那麼,主要的罪責就會由父母來承擔,一場災難就會臨到全家的頭上,父親怎能不恐怖呢?
如果說這次的遭父親責罵是因為我的「瞎說」,那在「文革」期間,我因為「瞎寫」而招致父親呵斥也有數次。記得一年元旦,天下起了大雪,很快地上就積起了厚厚一層。我喜歡下雪,站在屋檐下,看著飄飄揚揚的雪花,心情很愉快,有一種想幹點什麼的衝動。左顧右盼之際,牆角的一把大掃帚映入眼帘。我抄起掃帚,在雪地上端端正正地寫下了「慶祝元旦」四個大字。我對自己那天發揮出的「書法水平」很滿意,寫完後,把掃帚十分瀟灑地一扔,後退幾步,歪頭欣賞起來,這時,父親的喝斥聲從背後響起：「你瞎寫些什麼!」我的好心情一掃而光。但內心十分委屈,不知自己錯在哪裡。公社裡各個單位的大門上方不都貼著「慶祝元旦」四個字麼,我在雪地上寫寫,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還有一次,我拿個粉筆頭,在學校廁所的後牆上大大地寫上「側所」二字,恰好父親路過,又是一聲痛斥,我看看父親的臉,再看看我寫下的字,「恍然大悟」父親為何憤怒,原來我把「廁」寫成了「側」於是連聲說「寫錯了,寫錯了」,邊說邊抬手去改,哪知父親罵得更厲害了：「叫你不要瞎寫,你還要瞎寫!」這下我便徹底糊塗了。不是因為寫錯了字而罵我,那是因為什麼呢?在廁所的牆上用粉筆寫了「廁所」二字,就值得發這麼大的火麼?
也是在許多年後,我又一次回憶起當年的挨罵時,才明白那時父親發火的原因。這原因仍然是對災禍的恐怖。那是一個不能隨便說話和隨便寫字的時代,多少人就因為不經意說「錯」了一句話和寫「錯」了幾個字,而成為「現行反革命」的。父親一再對我痛罵,無非是要我從小養成不「瞎說瞎寫」的「好習慣」,這也是「從娃娃抓起」的意思。寫到這裡,我想到朱學勤在《「娘希匹」和「省軍級」》這篇文章裡說到的自己在「文革」時期的一次「文禍」。那時,尚是中學生的他,因為在報紙上隨手寫了三個字,便引來很大的麻煩,成為「小牛鬼蛇神」。寫到這裡,我也想起我的一位師長。這位師長說話速度很慢。有一次,他終於告訴我,他小時語速極快,但從50年代起,就養成了開口說話前,都要先想好的習慣,從此,語速便變慢了。使得他語速變慢,也是恐怖。而且恕我在此不敬,我覺得這種恐怖,已經像他變慢了的語速一樣,成了一種習性,很難說已經從他心中消失。有一次,在他的書房裡聊天,她女兒也在。與她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她女兒語速極快。當他女兒噼裡啪啦說了一通什麼後,他沉著臉教訓道：「你這樣說話快得像機關鎗,總有一天要被人用機關鎗掃!」我一下子想起小時父親對我「瞎說瞎寫」的責罵。我當時想,那是在「文革」時期,而現在已是80年代後期了呀,還有必要連語速也「從娃娃抓起」麼?
也許有人在回首「文革」時,會說,我們並沒有感到那種強烈的恐怖。固然有不少人在「文革」時期遭受了磨難,但更多的人還是生活得平靜的；固然有一些人在「文革」中死去,但大多數人還是活下來了,其實,正因為那種恐怖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它並不總是以強烈的方式表現出來了的；正因為恐怖成了那時代人們的一種十分「正常」的情緒,所以我們往往在恐怖著卻並不知在恐怖。薩特的散文《佔領下的巴黎》,對生活於德軍佔領下的巴黎市民所表現出的日常性的恐怖,做了精彩傳神的描述。在被德軍佔領的四年間,巴黎人不得不與佔領者建立起一種「和平共處」的關係。他們被同一個人流所裹挾,在同一節地鐵裡摩肩接踵,在同一處書攤前挑挑揀揀,甚至,剛剛從德軍口鼻中吐出的氣息,又被巴黎人吸入骯髒肺腑……而且,當德軍士兵大白天在街上走著時,並不表現出那種凶神惡煞相。他們並不手執武器橫衝直撞,他們甚至在車上給老年婦女讓座,對孩子也會「油然」生出柔情,「他們有時甚至顯示一種天真的、但是找不到用途的善良願望」。然而,另一方面,巴黎每天晚上都有人被德軍帶走,「巴黎沒有一戶人家沒有親友被逮捕、流放或槍決的。似乎城裡有好些看不見的窟窿,城市的生命就從這些窟窿裡流失,好像它患了找不出確切部位的內臟出血症似的。」因此,在巴黎人平平靜靜的生活中,恐怖無處不在。薩特同時強調：「在進一步說清楚之前,必須避免一個誤會：人們切不要把這一恐怖想像成一種強烈的、驚心動魄的情緒。我已經說過：我們活下來了(按：著重號為原文所有)。這就是說人們可以工作、吃飯、交談、睡覺,有時甚至還能發笑－－雖然笑的聲難得聽到。恐怖似乎在外面,附在各種東西上。人們可以暫時不去想它,被一本書,一場談話,一樁事情吸引過去；但是人們總要回到它那兒去的。於是人們發現它從來沒有離開我們。它平靜、穩定,幾乎很知趣,但是我們的夢想和我們最實際的念頭無不染上它的色彩。它既是我們良知的經緯線,又是世界的意義。今天這場恐怖已經消失,我們只看到它曾是我們生活的一個組成因素；但是當我們沉沒在其中的時候,我們對它太熟悉了,有時把它當作我們心情的自然基調。如果我說它對我們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時我們又與它相處得不錯,人們會理解我的意思嗎?」巴黎市民在德軍佔領下的生活境遇與廣大中國人在「文革」期間的生活境遇雖不盡相同,但薩特所說的那種成為「心情的自然基高調」的恐怖,與我們在「文革」時期的恐怖卻很相似。在「文革」時期,恐怖成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成了我們一種自然的心理狀態,因此我們往往意識不到它的存在。在這樣的情形下,社會的治安能不「好」嗎?而這樣的一種「好」難道是值得稱頌、值得懷念的嗎?這種「好」,恰 如病肺者臉上的紅潤,它顯示的不是健康而是疾患。
現在,讓我來說說我與一張舊報紙的故事。
1978年,我以應屆高中畢業生的身份參加了高考,結果被 一所軍隊的技術院校錄取。志願表上我並沒有填這所軍校,參軍也並非我的理想。至於我,當然也是高興的。在那時,能有個大學上上,便是天大的好事了,至於前途如何,只好走著瞧了。接到通知書的幾天後,父親送我到省會合肥集中,住在省軍區招待所。來帶兵(招生)的有三人,一個五十開外的人帶隊。此人在 軍校的職務是副大隊長(相當於副系主任),他姓什麼,我現在記不起了,好像姓侯。另兩 個是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一個是參謀,姓劉；一個是幹事,姓張。這年,這所軍校在安徽共招二十名,文理各十人。人到齊後,有一次集合訓話,用軍隊的術語,叫「點名」。在招待所的院子裡,我們二十人站成兩列橫隊,姓張的幹事先講話。他首先介紹他們自己。當然最先介紹侯大隊長。簡短地介紹了侯大隊長的職務等情況後,姓張的幹事微笑著強調：「侯大隊長是山西交城人,華主席老鄉!」此語一出,隊伍裡就響起一陣驚嘆、羨慕之聲,目光都集中在「華主席老鄉」身上。我也末能免俗。我記得,在我的眼裡,這侯大隊長的形象也頓時光彩了許多。其時的「偉大領袖」是華國鋒先生。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還有兩個多月。一方面是「兩個凡是」猖獗,一方面 是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方興未艾。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正以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同樣的方式,轟轟烈烈地製造著。交城,這一併不出名的地方,我們當時都知道,因為當時有一首天天能聽到的歌唱道：「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實呀實在美。交城的大森林住滿了游擊隊,游擊隊裡有個華政委。華政委最聽毛主席的話,他領導著人民打天下……」要不是中共很快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制止了這種個人崇拜,交城不用多久就會成為與韶山雙峰並峙的聖地。
我們被這三人「帶」到軍校後,便開始了為期兩月的軍訓。一天,我整理從家中帶來的東西,打開一個報紙包,裡面是一雙半舊的解放鞋。一看報紙,上面有一張華國鋒接見外賓的照片。照片上的「華主席」正微笑著與外賓握手。我當時心中一凜,忙看看宿舍裡的其他幾人,還好,他們都忙著看剛收到的信,沒人注意到我手中的報紙。馬上要去練靶,來不及多想,我把報紙往枕頭底下一塞,便跑出去了。但此後一段時間,如何處理這張舊報紙,著實讓我傷透了腦筋。總不能一直放在枕頭底下。壓在褥子底下麼,那不等於把「偉大領袖」壓在身下嗎,一被發現罪過更大。放在床頭櫃裡麼,也不妥當。到底怎麼辦才好呢?而且,對於用「寶像」包舊鞋一事是否已被人知曉,心裏也沒底。也許他們已知道了,至於為何還不來抓我,是等我去自首吧。這樣一想,便不寒而慄。有時躺在床上,設想著他們來抓我的情形。那該是在深夜,大家都睡熟了。一群全副武裝的士兵悄悄推門進來,把我銬走。再往下呢,就不敢想了。又過了一些日子,我確信包鞋一事未被人發覺,而這張報紙留在身邊總是禍根,便決定一不做二不休。一天早飯後,我把這張報紙塞進口袋,來到校園內一處偏靜的公廁。看看裡面沒人,快速地掏出報紙,撕成數片,再揉成一團,扔進了糞坑。出門時,正遇一教員模樣的人進來,心裏又一驚。報紙雖處理掉了,但心情並未輕鬆,總擔心自己的「罪惡行徑」被人「偵破」。這事要是被發現,那可比包鞋一事要嚴重得多。記得此後幾天,還特意到廁所去看過幾次,有幾張碎片還在,便趁無人,朝上面扔了幾塊石頭。碎片還在,說明尚無人察覺,但我的擔憂卻並未消失。幸而不久,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明確地否定了個人崇拜,我的心才真正放下。對這次會議,我當時不可能有很到位的理解,但有一點我能肯定,那就是從此人們不必再為一張舊報紙而擔驚受怕,而大禍臨頭,也不必為如何處理一張舊報紙而絞盡腦汁,無論這報紙上登著誰的照片。不知我當時的這種想法,是否仍然太天真。
其實那會兒,我才十六歲。現在想來,我在感受恐怖一事上如此早熟,說明父母「從娃娃抓起」的做法大有成效。人們常把是否已懂事視作一個孩子是否成人的標誌。而在那個時代,懂得恐怖,是「懂事」的重要內涵。在十六歲那年,為一張舊報紙而恐怖不已,應該就是我「懂事」的開始。
「文革」期間我才開始記事。對「文革」,我當然還知道得很少。但我記住了那個時代作為人們心情的「自然基調」和生活方式的恐怖。只要記住了這一點,對以任何一種腔調唱出的「文革」頌歌,我都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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