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許多史學家認為,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統治期間,每每出現大的農民起義之後,或者農民領袖奪取政權,改朝換代,或者農民起義失敗,統治者吸取教訓,大赦天下,減輕農民負擔,都使到中國的農村休養生息,生產力有一個較大的發展。
即將接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也將減輕農民稅費負擔作為其「農村新政」的重要一環,也是他組成溫氏內閣後的頭「三把火」。
據悉,溫家寶認為,目前全國的各項農業稅,每年共收入五百億元人民幣左右,即佔一萬八千九百一十四億元的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三,比例很低。溫家寶認為,即使全部免收農業稅,國家和各省財政都可以承受。因此,他將在中央財政預算中,預留不少於三百億元人民幣,進行這項改革。
溫氏「農村新政」得到不少學者專家的支持。他們指出,去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二千四百七十六元,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阻礙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過往政府講農民問題多,實質投入少。而西方發達國家,政府不但不收農民稅費,反而補貼農民,中國對農民則「苛稅猛於虎」。要使農村經濟在短期內突飛猛進,必須吸取中國歷史的經驗。經濟學者蕭灼基在政協大會上發言,幾乎一字不改地宣讀了溫氏「農村新政」,而且還要加大中央財政對農村的投入,不但免收農村兒童學費,還要包其他書本雜費等等。
財赤嚴重補貼吃力 但是,也有專家認為,減稅原意是好,但也不能脫離中國農村的國情,否則到頭來還是畫餅,始終也脫不出溫家寶所引用的「黃宗羲定律」的怪圈。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將「積累莫返之害」來概括中國封建王朝搞減稅變革到頭來反又漲得更多的現象。
專家認為,第一,中國還是農民大國,十三億人中至少八億是農民,而西方發達國家,農民不到總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高,國家補貼尚可勝任,但如今也是沈重負擔,中國若走國家補貼農業之路,必是死路一條。
第二,朱鎔基政府已經積累了龐大的財政赤字,去年朱內閣最後一年的編列赤字預算三千多億元人民幣,溫內閣第一年編列的赤字預算比其還多一百多億元。如果溫內閣還要將大量的資源投放於窮鄉僻壤,不能即時轉化為經濟效益的地方,是否合算?
第三,如果免收各項農業稅五百億元,同時又要拿三百億元甚至更多的資金去養活農村官員,一減一加,中央和各省財政至少增加一千多億元,在政府龐大赤字下是否還有這個能力,值得懷疑。
第四,目前中國的鄉鎮等農村政權,其實是靠農業稅費維持,本來已經捉襟見肘。許許多多農村的腐敗現象產生,就是因為基層官員基本收入不保證,只好去吃大戶,「家家都有丈母娘」,如果一下子免稅,他們多少要喝西北風。事實上,如果免收農業稅,能夠養活農村官員的只有沿海富裕大省,內陸省份全部要吃中央財政。
溫氏「農村新政」也提出,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必須精簡農村政權機構,減人減官。有些激進的甚至主張,完全撤銷農村鄉鎮兩級政權。如果真是那樣,恐怕那又是一個動亂之源。
農村出路在工業化 北京官方不久前作了一個調查,指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最多只能達到縣,其他早就失控了。由此觀之,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主張與溫內閣可能不同,他們是要加強鄉鎮政權建設。其實,從毛澤東、劉少奇的「四清運動」,到鄧小平的農村整黨,農村政權問題一直是中共的心腹大患。
事實上,中國的農村出路在於工業化,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耐心,中央政府不可能將所有包袱都往身上攬。而農村鄉鎮政權建設,只有民主化這一條路,相信農民自己管自己,自己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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