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勸娘:「挨不住,就跳河吧!」

這些事只能悶在心底,這是文化大革命,是社會問題,是中國事。所謂家醜不可外揚,我不能講給大弟聽。

「二姐,我想跟爸爸說話,他還健在嗎?」

「爸爸活著,可是他聾了,聽不見,不能接電話」,

「為什麼?為什麼聾了?」

「人老了,一點也聽不見,他住在我這裡。」

腦海裡又浮現了悲慘的片段,父親是保定軍校畢業的軍人,敵偽時代留在北京賦閑在家裡,不肯為敵偽作事;解放後在家裡安享晚年。文革風暴來臨,歷史是抹不掉的,不管有無罪惡,一律是「反革命」。父親喜歡的古玩、字畫,破四舊時遭一掃而光。掛牌遊街,最後紅衛兵逼他喝下「DDV」。當我到家時,他已被打得皮開肉綻昏倒在地,傷口上還被撒了鹽和煙灰。我忍著悲憤,借了手推車,把爹推到部隊醫院。醫生先問:「什麼成份?」

我說:「成份不好,請您本著人道精神救救他吧!」灌腸後,我又把他推回家中,從此,他再也不能發聲,耳朵也聾了。

一個夏日的早晨,一位好心的工友偷偷的對我說:「你父親還在屋裡呀?今天紅衛兵在先農壇開會,學校裡走得沒人了,你還不趕快把你父親送走。」感謝他的提醒,我趕緊把父親送到兩千里外的老家。這些事我不能在電話裡告訴弟弟。

電話裡我和大弟相對哭泣。

「二姐,你有幾個孩子?他們在上學嗎?」

「我的兒子六六年大學畢業,分到大山上,和工人同吃、同住、勞動。女兒六六年初中畢業,到黑龍江參加知識份子上山下鄉勞動鍛練,學本領。」

「好哇,到農村去學本領,太好了,不會再像咱們小時侯,韭菜麥苗分不清,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大弟還真開明,終於給電話監聽得人一點安慰。

他又問了許多親戚的近況,我還是本著報喜不報憂的原則一一回答,因為我知道說多了對自己無益。

最後,「二姐,我要給你寄錢去,我在美國一家航空公司做事,已經作了十幾年,我會寄錢給你。」

這下子可把我給嚇壞了,接受美國的寄款,豈不成了特務經費?恐懼心理使我說話也語無倫次。「不要,不要,千萬別寄錢,我生活很好,不愁吃,不愁穿。真的用不著寄錢。」

我每月78元工資,六口之家,勉強維持,比起當時常說的,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還在水深火熱之中呢!我滿足了。

45分鐘的電話挂斷了,我帶著喜悅而又沈重的心情,來到駐軍辦公室找軍代表匯報。「老楊,我接到弟弟從美國打來的電話,我的社會關係又轉到美國了。」

「好哇!你可以給他們寫信,談談你的幸福生活,別談政治。」我感謝他的「寬大」,可是我心裏還是揣著一塊石頭。

中美建交了,改革開方之後,使我有機會於八十年代兩次赴香港與哥哥弟弟們團聚。又使我在九十年代兩次赴美探親。在國外我遊歷了許多地方,使我大開眼界現在我已到了當年娘的那個年齡,比起二老,我的老年是幸福的。每年我都會到二千里以外的老家,去探望二老。但往事怎堪回首?

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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