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健文：道德理想的建立與堅持 悼念成其林先生

2003-01-31 17:31 理想之所以為理想，在於它必須由理而生、順理而立。此理即天理。天理表現於人，就是人生而有之道德性。故一切真實的理想必然是道德的理想。牟宗三先生說：「道德的心是發動理想的一個最根本的源泉。」正因為它是順理而立的，所以道德理想亦必然是有普遍意義的。現代人以一切由個人依其私慾而立的，對未來之期盼，皆稱之為理想──如人想要建功立業，要榮華富貴，要名聲顯赫，要成為大企業家、某專業上之學者教授或專業人士等。這種種之希冀無論它是如何高遠，都只是繫於個人現實生命之願望，都缺乏普遍的意義。所以這些只是理想的虛似而非真正的理想。共產主義者本著唯物主義而生之解放全人類的「理想」，因其以否定人性為前提，以階級鬥爭為手段，則又等而下之，充其量只能是理想的異化物。
理想雖皆由道德心而發，但因為人生而有不同的氣質與才性，所以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想──立志為天地立心者，可以為宗教形的理想主義者；立志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者，為文化形或哲學形之理想主義者；立志為萬世開太平者，可以為政治形之理想主義者。其所志之理想在方向和形式上可以是大異其趣，但其為面對一個民族或至於整個人類社會而有一普遍意義而言，則皆無異。

追求民主信念為一真正的道德理想，因為它首先發自不忍人之道德的心，推之於外而有普世的意義。民主不只是投票選舉，投票選舉只是民主的一種運作的方式。民主的本體的超越意義是人要自作主宰，這也就是人之所以為人本身內在價值的肯定。人若不能肯定人自身的內在價值，則亦不能認識民主的本體價值。民主只能被認知為一種「工具」。民主作為工具當然仍是有價值的，但此一「工具的價值」只能是外在的而非本質的。外在的工具價值因其為工具性的，所以只是暫時的，更可以由其他更有效的工具所替代。故作為工具的民主是沒有恆久的普遍意義的。生活在自由社會日久的人，很容易忘記了民主的本體價值，而只能感受到民主的工具意義。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在物質的世界裡失去了價值反省的能力。故在危機之際，他們多不能把持住民主的信念，而以為民主可以由別的工具可以替代。今日臺灣社會正有這種憂慮，在中共的政治與經濟打壓下，很多人已漸漸開始接受以「一國兩制」為民主的替代工具，因為他們以為「一國兩制」也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工具，以替代民主制度來保障他們的自由。然而，香港的經驗已經清楚的顯示，這正是一個自由社會淪亡之始。

成其林先生是一個充滿道德理想的豪傑之士，其道德理想就是對於中國民主化的追求。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成先生即投身於海外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工作。八九年的「六四屠殺」的確喚起了大部分中國人的良知，此即孟子所謂怵□惻隱之心之勃發，也就是仁之發端。然而很多人卻未能把握此良知之發端而一以貫之，只能任由外物把它塵封，使之不復記憶。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六四時曾積極支持民主運動的人，今日或是已把六四的血漬淡忘了，或已作大幅的心理自我調整，更而成為中共的坐上客，美其名為「向前看」，其實正是良知的泯滅。十多年來，成其林先生從未動搖其對民主的信念與對中共專制政權的厭惡，為建立民主中國獻出大量的精力。孔子讚顏淵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之。」成先生正以其生命實踐了「得民主之一善而拳拳服膺之。」更進而身體力行以促成之。

成其林先生嘗對我說，自己少年失學，所以學識不多。雖然先生並非學問家，沒有廣博的知識，然而他對於民主本體價值之理解與堅持，則遠超於很多學者教授之流。他所以能對民主有如此真切的體認，正在於他能拼除很多外在思想蕪雜之障礙，直接從個人的道德良知出發，以己心推之於人，以建立其民主的道德理想。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成先生正是本著其良知良能，發其心之不容已，以他生命之全幅精神，從事支援及宣傳中國民主化，批判中共專制暴政的工作。成先生的一生，正正表現了人之精神生命可直接依於良知的勃發而挺立。先生以其生命實踐而達至之精神境界，比之一般終日孜孜于思考或建設「理論體系」，而以知識思想矇蔽自己良知本心的學者教授們，高出何止千百倍。

唐君毅先生論中國人格世界，對於豪傑的人格精神，有如下之表述：「豪傑之士之所以為豪傑之士，在其心不在其跡。豪傑之精神主要表現於其能平地興起，先有所不忍而有所推倒，有所開宕上。故真豪傑之興起，皆非先揣摩社會之風氣，投人心之所好而有所倡導以望人之附和，而恆是在晦盲否塞，天下滔滔之時代，因心有所不安與不忍，即挺身而出，以擔當世運或捨身而去，以自求其志。」觀之成其林先生一生對民主道德理想之追求與堅持；對當今趨炎附勢、曲學阿世者之鄙視，「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稱他為當今豪傑之士，不亦宜乎？

有人以為參與中國民主運動的人，都不能稱之為「英雄豪傑」，只是一群失敗者。因為事實上中共龐大的政權仍屹立不倒，甚至有日見鞏固之像。這只是淺薄的功利主義者「成王敗流寇」的邏輯。我們只要看看今日中共在政治上的高壓已至於神經質的地步，甚而連一個小女孩在電腦網路上發表一些異見的文章都不放過，便可以知道這個政權對自己其實毫無信心。它表面雖然強大，而內在是空虛脆弱的。品評人物與歷史，不應著眼於成敗得失，而應以道德判斷為最高的準則。就如秦始皇以殺戮一統天下，以毀滅文化歷史的手段以維持其千秋萬世的專制政權，其統一六國的功業再偉大，在道德良知的觀照下，也只能是卑鄙的獨夫民賊。任何以文學藝術的曲筆來美化暴君為英雄的企圖，都是枉然。統一固然能安定天下，但必然要以道德力量完成之。故孟子曰：「不嗜人者能一之。」

誠然，成先生在民主運動上沒有大的功業為世人可見，但他生命中發放的道德精神，切切實實影響了他周圍的朋友及後來者，使追求中國民主化的道德理想得到更多人的認同與接受，這就是一種大功業。唐君毅先生說：「吾人知中國人之尊尚豪傑，乃主要尊其自平地興起，以拔乎流俗之上之精神，則知豪傑之人格之價值，不以其失敗或成功而有所增減…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英雄如之何能及也。」@

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