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記者安頓痛惜新新人類的墮落生活

面對著尋她而來的上百個新新人類女孩－－她們有的耳朵上打了七八個孔、有的抹著藍嘴唇－－女記者安頓有一種惋惜，甚至退縮和痛悔。她曾經被當做反傳統的美女作家，她也很高興自己「女性新潮生活方式的展示者」的身份。但她漸漸發現其中的極大弊病，這種社會時尚在迷惑著一些人像坐著有著迷人裝飾的花車駛向山澗。
　　安頓在4年前出版《絕對隱私》以後又出了七八本書，在這些書裡，她力求做到冷靜、學術－－她的工作被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的學者賞識，要求她做成「當代中國人的心理標本」，成為哈佛大學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但她良善的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底蘊和幾十年中國傳統的熏染，使她對這種「當代的醉生夢死」表現出本能的反感。她體察到這種幾乎無人能規勸的風尚－－與新潮、開放、瀟灑等被冠以美好意象的詞彙和概念作對的下場是不妙的，但她寧願放棄中立的學者風範，甘當衛道士。於是，她寫了新書《絕無禁忌》。她說，這本書跟她以前所有書不同，她在裡面埋藏了警告，「本書之所以取名《絕無禁忌》，除了要反映這些受訪者的精神特質外，還有一層意思：他們中的一些人，要為『絕無禁忌』的人生付出較高的成本」。
　　安頓迄今已經採訪了4000個中國人。她「絕對隱私」的旗幟亮出後，那些「新新人類女孩」像潮水一樣湧向她。安頓的辦公室成了她們傾瀉的一個地方。她們做了、罵了、笑了，她們反傳統，鄙視道德，但還有一些廉恥心，於是對朋友家人同事保密，但總要有一個傾瀉的地方，她們選中了安頓的工作室、安頓的版面和安頓的書。她們認為在這裡把自己赤裸起來也是都市時尚的一部分。
　　她們並不尊重她們的記錄者安頓，管她叫「老老人類」，因為安頓沒有通過她們的考試，「許多我採訪的女孩子都要考我：你看過哪部日劇，喜歡哪些韓國明星，有沒有婚外戀，一夜性，暗戀過誰……」她們當面戲謔地稱呼她「老老人類」時，總使安頓想起第一次接觸「新新人類」這個詞的情景。
　　那是1998年她採訪一個19歲女孩時聽到的。她沒想到當代女青年有這麼殘酷的經歷。那個女孩來自北京的一個單親家庭，跟著母親生活。母親沒有再婚，跟一個男人同居。這個女孩16歲開始有性經歷，來找安頓的原因是懷孕了，而她不知道是兩個月之內與之發生關係的6個夥伴中的哪一個。她向安頓借300元錢，她做墮胎手術時滿不在乎……但安頓那時還為這個女孩的勇氣，為「這個社會進一步開放和對個性的寬容而高聲喝采」。
　　安頓一度是「反叛傳統和禁忌的吹鼓手」。但伴隨著4年來採訪對象的增加和每一次採訪的深入，安頓開始思考和醒悟：「這難道就是我們所期待的社會變革和進步嗎？」「他們沒有敬畏，沒有恐懼。比如人工流產的女孩子，她們不認為那是個生命，而認為是身體裡的一個垃圾。好多人像爬蟲，要知道，一個女人流過產跟沒有流過產的不一樣，正常的流跟不正常的流也不一樣……」
　　安頓經常被採訪對象「騷擾」。寫《絕無禁忌》的時間離現在最近，因而被「騷擾」的程度最甚，「這些女孩子太沒禁忌，她們認為什麼都可以用錢買。她們很直接很『酷』，有的上來就問，我的經歷很豐富，採訪一次給多少錢？有的上來就抓我手機，要我送給她……她們與男人分手了或是生氣的時候就讓我請吃飯，她們認為人生就是吃飯、玩、與男人在一起……」
　　安頓寫《絕無禁忌》表達了她的擔憂，在書中她寫了一個上海的非常漂亮嫵媚的女孩，成了香港的女富人，她沒有一點感情，她的目的就是捕獲男人，利用其向上爬，然後一腳踹開尋找新的……這個女人也有傾訴欲，多次找安頓採訪她。在實際採訪時，安頓曾忍無可忍，對這個上海女人拍桌大罵：「你是個狡猾的魔鬼……」
　　她們必然後悔！安頓對記者斷然判定。她最近採訪了一個得愛滋病的19歲女孩，她15歲開始跟不同的男人睡覺。安頓採訪時請她吃飯，她自己帶一個杯子用，不想傳染別人。女孩說：「我付出這麼多代價，才懂得了自律。」
　　安頓特別想告訴「新新人類」：「美國的一些男孩女孩在得愛滋病後開始把手放到《聖經》上，發誓忠於婚姻家庭。美國人已經替全世界寫完了這樣一頁，我們為什麼還要重寫它？許多代價可以不必重新付出，你可以顛覆，可以反叛，但要知道，人太渺小，一些舉動無礙大局，只能給自己帶來傷痕。」